报应不应成为刑罚的目的

报应是基于行为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而应对其无条件强制施加的、与其所犯之罪相应的惩罚。从中外刑罚史上看,都不存在以报应为目的的刑罚。同时,报应无法合理地回答现实社会中刑罚的发动及其幅度问题,因此,报应不应成为刑罚的目的。     

我国法治视野下刑罚目的的理性选择

刑罚目的是整个刑罚理论的基石,在刑罚目的理论中报应论与预防论的争论由来已久。由于我国法治的特殊背景和特殊预防自身理论的缺陷,注重特殊预防论在我国已没有存在的根基,相反却偏离了法治的方向。在基于刑罚目的二元论和综合衡量后,报应论前提下的一般预防是我们当前法治视野下的最佳选择。     

论罪刑相适应原则与刑罚目的的实现

我国刑罚目的理论当顺应世界刑罚学发展趋势,传统的报应主义刑罚论的罪刑均衡原则应吸收预防论的合理因素,完成自身的"扬弃",发展为兼顾预防和报应理念的更为理性的罪刑相适应原则,并在这一原则的统领下,在刑罚活动中分阶段地、有主次的推进刑罚目的的贯彻实现。     

社区矫正之刑罚目的论探析

刑罚目的理论的研究是刑罚理论研究中意义深远而又长期争论的学术问题。它具体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刑罚、司法机关适用刑罚、行刑机关执行刑罚所希望达到的结果。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刑罚执行制度自然也受到刑罚目的的制约和影响,它反映了刑罚的报应目的,也是实现预防犯罪的重要手段,突显了其对社会法益最大限度的保护。在实践中应围绕刑罚之目的来逐步完善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     

边沁的刑罚目的论

从一般预防和个别预防两个角度对边沁的刑罚目的论展开论述;指出在边沁的功利主义法律思想体系中,刑罚理论居于先导的、显著的位置,他对犯罪、刑罚和根治犯罪等问题都给予了全面的思考;边沁认为对犯罪人科处刑罚不以犯罪人遭受痛苦为目的,而是为了使犯罪人通过刑罚惩处改过迁善,适应社会生活,不至将来再犯罪,同时规戒其他社会成员不要重蹈覆辙。     

论非刑罚化的生成及其实现途径

世代对立的报应刑理论和预防理论的论争导致目的刑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盛行,这为非刑罚化生成提供了理论基础,刑罚谦抑性、人道化理念和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把非刑罚化思想推向了成熟。非刑罚化从制度设置上就是指刑罚宣告的回避、刑罚执行的回避以及犯罪人的社会化处遇。但是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领域长期以来对非刑罚化的存在持一种否定态度,因此,应该从犯罪结果的非刑罚化和刑罚执行的非刑罚化两个层面上建立和完善我国的非刑罚化制度。     

刑罚本质观

关于刑罚的本质的认识一直是西方刑法学者的争论热点之一。本文试图通过对西方刑法学者间关于刑罚本质的几种观点的比较分析，确立一种相对合理的刑罚本质观。     

刑罚适用根据的反思--析报应论与预防论

对传统的报应论和预防论做了一定深度的理性思辩和批判,试图追求正义与效益两大法律价值在刑罚适用中的最大体现.在正义与效益两者相矛盾的时候,当优先考虑正义这一法律题中应有之义.     

刑罚的本质

事物的本质是内在的,具有隐蔽性,需要透过现象来认识。同时,现象又是复杂多变的,既有反映事物本质的真象也有不能反映事物本质的假象。这就势必导致人们对事物本质认识出现误差或多样化,但是事物的本质只有一个。因此刑罚的变化必然引起学者们对“刑罚本质”的不同看法,本文试图通过对目前关于刑罚本质的几种观点进行阐述、比较、分析,从而得出笔者认为较为科学、合理的刑罚本质观。     

论当前我国刑罚目的之取向

文章叙列了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对我国刑罚目的取向的意义。提出我国刑罚目的取向从目前的以一般预防为主是基于目前治安和社会状况的现实考虑，而将来的可能转向则是以特殊预防为主。     

论康德刑罚道义报应学说

康德刑罚道义报应学说认为：自由是先验的理念,与生俱来,根源于人性之中,自由是道德法则的前提,道德本身只是目的,绝不是手段,道德法则就是自然法,意志的恶是刑罚报应的根据,等量是道义报应的标准。这种学说有片面性。其实,道德也有他律的一面：道德起源于社会的利益需要,道德也是为社会利益服务的。所以,行为人的道德的恶,应当从两个方面来评价：一是从行为人意志自由地违反“内在”道德责任的一面来评价,二是社会从“外部”对主观恶作出负价值判断的一面来评价。这两方面评价为刑罚的“相配性”、“轻缓性”提供了根据。     

我国刑罚目的理论的重构:基于普遍正义观的立场

犯罪预防说作为刑罚目的之通说违背了统一论的共识,而其他学说则是统一论的演绎变种,都有各自的缺陷。重构刑罚目的理论需要首先摆正其与刑法目的、刑罚体系的关系,尤其是由国家一元主导设定到国家社会二元沟通互动评价体系的视角转换。在普遍正义观下,应该提倡以报应、预防和恢复协同重构我国的"三位一体"之多层次、类型化刑罚目的理论体系,以彰显刑罚目的理论之程序的独立性、内在民意性、广泛民主性和理性实践化及国际化视野。     

论刑罚正当性根据及对我国刑事政策的影响

刑罚正当性根据是整个刑罚理论的基础,直到目前最有影响的有三种学说:报应正当论、预防正当论和报应与预防一体论。本文在评析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创新的观点:科学的刑罚正当性根据应坚持以间接一般预防为中心,兼顾报应与特殊预防的要求,即在间接一般预防基础上的报应与特殊预防的有机统一。这一观点可以为我国刑事政策的调整提供理论依据。     

宪政视野下的刑罚正当性

研究刑罚的正当性离不开权利和权力这两个法学核心范畴,研究刑罚正当性实际上就是研究刑罚权的正当性,就是探讨人们会把什么样的刑罚权让渡给国家的问题,这就需要借助个人主义方法论探究个人的选择过程。从宪政的视角来看,＂报应论＂更适合作为刑罚的正当性基础。     

刑罚目的之理性建构

传统的刑罚目的理论正在面临着愈来愈多的挑战。刑罚目的可作如下划分,即:以刑罚作为刑法的下位概念为基础,在横向层次上,将刑罚目的划分为主要目的(惩罚犯罪)和次要目的(预防犯罪)两个层次,此为狭义的刑罚目的之理性建构;在纵向层次上,将刑罚目的划分为第一层次惩罚犯罪与预防犯罪(直接目的)与第二层次保护法益(根本目的)两个存在递进深入关系的层次,此为广义的刑罚目的之理性建构。     

从刑罚目的的实现反思刑罚设置——以高犯罪黑数的经济犯罪为例

本文围绕刑罚目的的实现这一主线,基于预防主义的立场,以一般预防目的为主要分析对象,从经济犯罪的特点出发,论述了刑罚目的的实现过程和其中遇到的困难,认为整体与个人所感知的犯罪与刑罚之间的联系程度(受罚几率)不同,决定了刑罚于个人而言是一风险与收益并存的抽奖式惩罚,受罚几率的大小直接影响到预防目的的实现,并进而对受罚几率作了进一步研究。     

刑罚目的的新思维:积极一般预防

积极一般预防理论是刑罚目的理论的新思维;积极一般预防理论可以有效涵摄报应刑论、个别预防与一般预防理论的合理成分;在现世中国,积极一般预防理论的确立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报应主义与刑事政策

只有将刑罚目的奠基于报应主义为基础的功利主义之上,现代刑法才真正有可能不仅成为保护人民的大宪章,而且成为保护犯罪人的大宪章.报应主义一经脱胎于原始的报复便与其分道扬镳,它以意志自由为立论前提、道义责任为归责基础,主张罪刑均衡,彰显公正、人权、秩序之现代文明社会三大价值.虽然单纯的报应并不足以解释刑罚的目的,与预防相结合才是其真正归宿,但是报应优先、兼顾功利的一体化思想应当成为我们坚定的立场并贯穿于死刑、刑罚个别化和"严打"等诸多刑事政策的考量之中.     

论非刑罚处罚方法存在的价值性

本文从目的刑主义刑法思想和报应刑主义刑法思想的论战开始,指出非刑罚处罚方法符合正当性、合理性、合法性的法理要求和刑法的基本价值追求,与现代刑法的发展是一致的,力图从价值论上探讨非刑罚处罚方法存在的理论基础。     

论刑罚目的与量刑

刑罚是为了保护社会生活中最为重要的社会关系而对危害行为设立的保障措施和惩罚方式。刑罚目的是国家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行刑机关通过设定刑罚、适用刑罚和执行刑罚等方式而在主观上期望实现的效果。刑罚目的应当包括惩罚犯罪、预防犯罪以及传递价值保护等内容。依据此目的,司法机关在量刑上应当更好地实现刑罚目的在惩罚犯罪、预防犯罪、保护社会价值等方面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