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理性与政治共识———罗尔斯对康德及霍布斯观点的继承与改造

公共理性通常被构想为一种有助于促成或维持政治共识的理念。以康德为代表的启蒙主义者乐观地估计了理性自由运用与政治共识之间的关联。罗尔斯拒斥了启蒙主义的观点,转而采纳霍布斯式的构想,将公共理性作为一种机制以维持某种政治关系。但也因此,罗尔斯必须在不诉诸纯粹实践理性的基础上为公共理性提供新的规范性基础,以弥补霍布斯式公共理性的伦理缺陷。结果,罗尔斯式的公共理性既无法解决根本的价值冲突,亦无法在具体公共政策上促成实际的共识;其功能在于维护由作为公共理性规范基础的那些政治价值所界定的公民间的政治关系,以及使公民相互确信在这种关系中达成政治共识的道德可欲性和实践可能性。     

重叠共识、公共理性与合乎情理的政治多元论

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着力建构的两大核心概念重叠共识与公共理性在坚守自由主义理论底色的同时,成功地塑造出了一种"政治的自由主义"。这又招致了后马克思主义"政治走失"与共和主义公民行动性匮乏的质疑。然而由于诸种原因,重叠共识与公共理性的含义是含混的。通过透析罗尔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这两个概念,合乎情理的多元论的适用范围就能扩展至正义的观念。因公共理性与正义观念的多元化,政治的自由主义便呈现出了一幅饱含政治商谈的图景,从而成功地回应了上述批判。     

罗尔斯的政治建构主义与实践理性的建筑术

政治建构主义是罗尔斯在后期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是为了解决早期所不能解决的公共证成的难题。他的建构模式基本来源于康德,其最大优势在于可以实现学说的自主和获得客观性。和康德不同的是,罗尔斯选取的建筑基石是实践理性的原则,而非实践理性,另外,他的建构目标是一个自由站立的、扮演公共角色的政治正义观念;建构过程的完成标准是获得反思平衡。罗尔斯的政治建构模型可以解决异议和分歧,具有契约论特色,为多元社会中一种学说的自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政治理性：认知理性还是公共理性——论桑德尔对罗尔斯理性观的挑战

在对正义原则进行哲学论证时,罗尔斯借助了工具理性和基于个人间的公共理性的观念,桑德尔批评罗尔斯的这种理性观念是先验的,是与他的先验人性论——自我观紧密相联的。桑德尔越过罗尔斯的理性观,进而提出了他自己的理性观——社群背景下的认知理性:在社群背景下发现自己目的和认识自己目标的能力。     

我是如何研究罗尔斯的?

学术活动应该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有价值的、有一定原创性的最新研究成果,二是取得这种成果的研究心得、经验和方法。罗尔斯的正义论和平等观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是一个重要话题,作者以此为例,谈了他研究罗尔斯的学术训练背景和方法(理性建构),分析了罗尔斯的正义论和平等观中不为人注意的难点,指出了罗尔斯论证的缺陷,并且在若干问题上对罗尔斯作了补充论证。作者还通过将罗尔斯与右边的诺齐克、左边的柯亨相比较,界定了罗尔斯的正义论和平等观的性质和复杂性,从而评价了罗尔斯理论与中国现实的相关性。关键是,通过对研究罗尔斯过程的自我分析,作者现身说法了在研究西方哲学的过程中,如何在别人的传统中,别人的语境中,提出自己的新见解。     

罗尔斯的公共理性与现代民主思想研究

罗尔斯在后期明确提出并详细阐述了公共理性这一根本性的概念。通过对现代民主社会基本状况的分析,罗尔斯认为,从民主社会的公共政治文化传统出发可建构出一种政治正义观念,而建立在这一观念基础上的公共理性能够成为政治正当性证明的公共基础。因此,通过考察公共理性与现代民主的关系,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罗尔斯公共理性思想的基本特征。     

公共理性的“困境”及其解决——剖析康德与罗尔斯的论证

人们经常使用＂公共理性＂这个词,但对其含义或许并未深究。康德和罗尔斯分别对＂理性的公共运用＂和＂公共理性＂做了界定和说明,前者肯定理性的公共运用对于启蒙的重要意义,并对这种公用坚信不疑;后者则认为表面上存在公共理性的＂悖谬＂。前者以意志自由为逻辑起点,巧妙地消解公共理性的悖谬;而后者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假设了秩序良好的公民社会。相对而言,康德的论证更具先验论证的色彩,而罗尔斯的论证却营造了实用主义的背景。借助他山之石,我们或将吸取其思想对中国现实问题之思考的借鉴意义。     

试论罗尔斯"重叠共识"概念

罗尔斯认为,对"政治正义"达成"重叠共识",应该是多元民主社会实现正义、稳定与统一的最佳途径。"重叠共识"的本质内涵,即以政治正义为核心、自由平等公民为主体、多元民主和秩序良好社会为现实与理想、公共理性为实现途径。分析"重叠共识"与宽容原则、交往和信仰之间的关系,可以对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有更深的认识与理解。     

罗尔斯正当性与稳定性论证辨析——兼论重叠共识与公共理性

政治稳定性与政治正当性是罗尔斯后期政治哲学关注的重点,二者分别与重叠共识和公共理性观念相关。一方面稳定性不同于正当性,稳定性关注政治正义观念如何被持有不同理性学说的人们所接受;后者关注公民政治权力运用的基础。但二者之间又有密切联系,罗尔斯的稳定性是基于正当理由的稳定性,基于正当理由的稳定性证明也是公共的正当性证明,公共正当性证明又是政治正当性满足的条件。     

理解作为一种辩护方法的政治建构主义

政治自由主义的公共辩护承诺以及合理多元性事实的存在,使得运用建构主义制定正义原则成为必要。罗尔斯通过阐发和改造康德的道德建构主义,发展出一种适合用来建构自立的政治性正义原则的政治建构主义;它从一些成为自由民主社会共识的实践理性的观念出发,运用体现所有实践理性相关要求的代表性设施即原初状态,公开地展示对诸种政治价值的一种有序排列并以一个(组)正义原则的方式表达出来,以求获得全体自由平等公民的接受。在此意义上,政治建构主义承担起了公共辩护的核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