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诗的特点

从格律上看,诗可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古体诗是依照古代诗歌规律来写的,没有一定的标准,不受近体诗格律的束缚。近体诗以律诗为代表。律诗的韵、平仄、对仗,都有许多讲究。由于格律很严,所以     

白居易半格诗规制考

白居易作为元白诗派的代表人物,创造了半格诗这一新的诗体,融合古体诗和近体诗的格律规范于一体。就字数而言,半格诗不受字数限制,多用12句、16句、20句等句数类型;就平仄而言,合律诗句和不合律诗句同时存在且比重大致持平,多用粘对律和拗救;就用韵而言,其韵式分为一韵到底、邻韵互押和中途换韵三种,平声韵部使用频率较高;就对仗而言,主要分为律诗的工对、古体诗的对仗和无对仗等三种类型。其规制介于古体诗和近体诗之间,别具一格,"似古非古,似律非律",为古典诗歌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怎样写格律诗(上)

齐梁时代,音韵学家发现了"四声",作诗开始讲究平仄。到了唐代,正式形成了一种以讲究平仄和对仗为特点的格律诗,这就是所谓的"近体诗"(包括律诗和绝句)。唐以前的诗称为"古体诗"或"古风";唐以后的诗,尽管是五言、七言的四句或八句,如果不合格律,仍然只能称古体诗或杂诗。格律诗有这样一些特点:①每首四联八句。五字一     

欧阳修古文理论中的“道”

欧阳修古文理论中的“道”寇养厚欧阳修的古文理论，从总体上看，继承了韩愈的传统。他曾对苏轼说：“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苏轼《祭欧阳文忠公文》引）就是说，他的古文理论总是把“文”和“道”联系在一起的。《与张秀才第二书》中，欧阳修对自己古文理论中的“道”...     

苏轼的得时幸遇

苏轼一生尽管忧患连连,但就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来看,他实乃古往今来最得时幸遇的士人之一。自小不学"时文"的苏轼参加科举考试的当年,正赶上主考官欧阳修欲借这次考试改变五代以来浮靡雕琢的文风;苏轼的文章恰好符合欧阳修树立的新标准,便被录为第二。苏轼的仕途尽管受到过不少挫折,但那只是奸佞小人们的嫉恨作梗使然;他所遇到的四朝君主对他的忠心、才华则始终坚信不疑、赏识有加。就苏轼的个性来说,若生在别的朝代恐怕早已性命不保;但他却生在一个以"不杀大臣及言事官"为祖训的王朝里,使他不仅得以保全生命,而且充分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在苏轼的生前身后,他的文艺、学术、政事等才能均得到了古今中外人民的充分肯定与推崇。     

尊师重道 薪火相传——论苏轼与欧阳修的三代交谊

苏轼家族与欧阳修家族交往密切,苏轼终身对欧阳修充满敬意,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从公的角度说,欧阳修在为人、为文、为政方面为苏轼树立了标杆和楷模;从私的角度说,欧阳修对苏轼父子有知遇之恩。欧阳修不遗余力提携人才和苏轼的知恩报恩,即使在今天也还具有现实意义。     

论苏轼对西昆体的接受

苏轼与欧阳修、王安石等人不同,他没有明确反对过西昆体,甚至推崇、欣赏昆体诗人杨亿、钱惟演等人。苏轼还善于融汇昆体之长,吸收昆体有益成分,这主要集中体现在丽藻和典故两方面。语言风格方面,苏轼部分诗作呈现出清丽特色。这些无不是苏诗"阴效昆体"的体现。苏轼与西昆体的关系,最重要的是体现在他的"绚烂之极,乃造平淡"的美学命题,辩证地论述了"绚烂"和"平淡"的关系,可视为他对西昆体优秀成果创造性的接受和学习。     

苏轼与"词风转变"

苏轼继承了范仲淹、欧阳修等士大夫词人的疏隽之风,用"以诗为词"的方法对当时词坛香艳俚俗之风进行反拨.苏轼有意扩大词的题材,弱化词的音乐性,改变词的语言特色,并将诗中才有的小序引入词中.这些在客观上抬尊了词体,打开了宋词创作的新局面,并在深层次上影响着南宋与金元词人.     

从闻一多新诗看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外来文化的吸收

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外来文化的吸收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难题,因为它关涉到我们对其内涵的认识与对象的选择。闻一多自幼受到传统文化熏陶,后来毕业于清华又在美国留学,在他身上显示了中西文化的矛盾冲突与融会贯通。我们对闻一多新诗进行了详细的实证分析,涉及他与杜甫精神相通而关注民生疾苦,借鉴王维运画理入诗的创作方法,借鉴中国古典律诗的对仗艺术,以及他对西方诗艺的学习运用等诸方面。闻一多的经历对我们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极有启迪。     

论曾巩散文的艺术特色及其成因

在散文史上,曾巩地位很高,名在唐宋八大家之列.历来论曾巩者,多将他与欧阳修并提,认为曾文与欧文"皆偏于柔之美".在谈到曾文艺术风格的成因时,也多将其归结为欧阳修对他的影响,甚至有"嫡嗣"之说.此说有值得研究的地方,本文拟提出几点看法,以就正于读者.一北宋不少人(包括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都说曾文有雄迈奔放的一面,王震即云:"其     

苏轼的得时幸遇

苏轼一生尽管忧患连连,但就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来看,他实乃古往今来最得时幸遇的士人之一。自小不学“时文”的苏轼参加科举考试的当年,正赶上主考官欧阳修欲借这次考试改变五代以来浮靡雕琢的文风;苏轼的文章恰好符合欧阳修树立的新标准,便被录为第二。苏轼的仕途尽管受到过不少挫折,但那只是奸佞小人们的嫉恨作梗使然;他所遇到的四朝君主对他的忠心、才华则始终坚信不疑、赏识有加。就苏轼的个性来说,若生在别的朝代恐怕早已性命不保;但他却生在一个以“不杀大臣及言事官”为祖训的王朝里,使他不仅得以保全生命,而且充分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在苏轼的生前身后,他的文艺、学术、政事等才能均得到了古今中外人民的充分肯定与推崇。     

陈继儒六言绝句初探

陈继儒是明末小品文大家,他著作丰富,诗、词、文俱佳。他的六言绝句在节奏韵律、对仗、押韵形式、意境等方面都有独创性。陈继儒综合了古体诗与近体诗的特点,创造了自己的六绝节奏形式。陈继儒的六言诗采用全对仗、全不对仗、前两句对仗三种形式;押韵形式有首句入韵和首句不入韵两种,而以首句不入韵为主;意境富有情韵;抒情主人公形象鲜明。由于这些特色,他的六绝可以称为"眉公体"。     

“诗可以群”与律诗定型

“诗可以群”作为儒家诗教的四大功能之一,其所具有的“群居相切磋”的社会功能不断推动我国古典诗歌艺术的发展。“事君”的需要,促使律诗从古体诗中一步步分离出来并逐渐形成了律诗特有的创作规则和表现形式。特别是在初唐时期,在皇帝的大力扶持与文人学士的频繁唱和中,“诗可以群”在规模、范围、层次等方面都得到了快速的扩大,诗艺也不断提高,促进了律诗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快速发展,最终实现了律诗的定型。       

韩诗用韵考

韩愈的诗以古体为主，押韵常常冲破韵书的限制，透露出当时语言的信息。本文对韩愈三百多首诗，其中古体诗两百多、律诗一百多首作了全面的分析。律诗严守韵书，古律诗透露唐代实际语音的不少信息。文中—一作了分析。     

愁极本凭诗遣兴 诗成吟咏转凄凉——试论杜甫的七律拗体

在中国诗歌的发展史上,七言律诗这一形式出现得比较晚,直到唐初的沈(亻全)期,宋之问才最后定型。这种诗歌形式,以其音步的整伤、对仗的讲究,语言的精美,把格律诗的发展推向极致。焦循曰:“论唐人诗的七律,五律为先,七古七绝次之,诗之境至是尽矣。”(《易余篇录》)自沈、宋至盛唐,一些诗人开始尝试着写作七律,这些七律多为应酬或应制之作,风格一味的典雅、华赡、精丽。杜甫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七律的诗人。他一生创作的七律超过同时代其他诗人的七律诗作的总量;另一方面,杜甫的七律以沉雄悲壮为主,风格多样。尤其是他有意识地不受律诗平仄要求的局限,创作出七律的变体——七律拗体,使     

李贺部分七古中的“断片”现象及其内在脉理

李贺部分古诗特别是七古中存在的“断片”现象往往导致注家的无解或歧解,这种现象并非如古今诗论家所谓因锦囊中碎句的凑合所致,而是出于诗人自觉的创作意图。仔细寻绎这部分七古中内藏的意脉,可以发现其中内在的理路大致有三类：一是因典故意象的重组或融化成情景而隐蔽的脉理;二是在意象大幅度跳跃中暗藏的思路转折;三是在密集细节时断时续的堆砌中暗示的情思。这三种理路是李贺对七古跳跃跨度的探底,其意义在于部分打破了古诗和律诗在基本表现方式上的界限,从某些角度拓展了七古的表现空间,并以富有暗示性和跳跃性的意象组合技巧丰富了晚唐诗词的艺术。     

鲍照七古体制特点述论——兼及鲍照七古的体式意义

鲍照七古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堪称举足轻重。其体制特色主要有以下几点:以杂言为主,纯七言为辅,近七言和骚体较少;多短篇之什;转韵七古中,四句节最多,二句节次之,也有少数三句节等;联锦特征虽不显著,但也偶有分布;转韵和一韵的数量大抵相当,首句多入韵,以隔句押韵为主,句句押韵仍有传承,转韵诗各节平、仄交替用韵的特征尚不明显;有一定数量的奇数句;隔句押韵诗中,上句末字用声已颇为留心;对仗数量远逊于五古,有三言对、五言对、七言对等;平仄,主要是诗句的入律情况则互有高低。其体式贡献在于:奠定了杂言七古参差不齐、变化纵横的句式典范;开创了七古诗喜用"君不见"句式的风气;确立了隔句押韵在七言诗中的主流地位。     

"师法"与"活法"——苏轼"活法"说初考

苏轼是"活法"说的完善者和集大成者,其主张和突出成就,有着广博的师承和深邃的历史背景.如果追溯苏轼有关诗学"活法"说的源头,我们认为有三个:政治源头、学术源头、文学源头.我们也只有把苏轼有关"活法"的论述放在立体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观照,才会得其本真.而这些,都与苏轼对欧阳修的师承密不可分.     

苏轼诗歌中数字的对仗

学界对于苏轼诗歌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对其作品的考证、意象分析、艺术成就、情感表达等方面,忽视了其诗歌中大量出现的数字。数字对于诗歌等艺术作品也具有重要的作用,苏轼诗歌中存在大量的数字对仗现象,从数字对仗所表达的多与少的对立与统一、数字与其他词性的词语相结合所表达的含义与效果、数字在诗歌中的艺术效果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苏轼诗歌中的数理美。     

从“简而有法”到“辞达而已”—论欧阳修与苏轼文章学的差异

欧阳修放苏轼“出一头地”之语, 反映了欧阳修清醒的认知:意识到苏轼文章思想与自己截然不同, 预感这个年轻后生的文学事业将是超越自己的别样存在。正当欧阳修引经据典为自己一生文章实践的理论总结“简而有法”说进行辩护时, 苏轼也恰好在文坛初露峥嵘, 别开生面, 倡导“随物赋形”, 将“无为法”引入“辞达而已”说, 使得“辞达而已”成为完全不同于欧阳修“简而有法”说的别一种文法论思想, 彻底摆脱了经学对于文章学的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