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格义”手法在《般若经》中的运用

“格义”作为中国思想界理解印度佛教思想的第一种方法，在中国早期的佛教传播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笔者就以“般若”典籍为例，说明早期“格义”手法在应用中的一些特点，既而阐述其最终的发展趋向。     

“格义”在孙绰佛教思想的应用

孙绰作为魏晋时期的文学家,人们对他的研究多停留在文学层面上。而作为居士、名士,他与多名僧人交往,他的思想中,佛教思想也占有很重要的部分。而在对佛教思想的解读方面,"格义"也成为了孙绰思想中重要部分。文章将通过对孙绰佛教思想中"格义"思想的应用加以阐释。     

唐代景教“格义”论发凡——兼论“格义”之利弊

“贞观”之期步入中土的唐代景教,由于受制于入传之际的时空环境,受制于儒释道“三位一体”式的异质文化生态语境,为求新声于他邦,不得不效仿佛教“东扇”之初所择用的“格义”宣教范式,对中土文化资源进行广采与博取。然而,为何景教在历经如此这般的“格”致之后,最终落得的竟然是个了无痕迹的不“义”结局？“格义”之法自身有何利弊？景教“格义”的态势到底如何？景教“格义”的得与失究竟何在？诸如此类的论题．正是本文拟将开掘和阐释的论旨。     

严复对中西学的“格义”

严复对中西学的格义实质上是予中学以西学的诠释，用西学补中学之不足。这种采近代西学之“石”，攻经典精义之“玉”的理智心态，对传统文化机制进行创造性转换的努力，起到了破块启蒙作用。     

“格义”：唐代景教的传教方略——兼论景教的“格义”态势

唐代景教流播华土达两个多世纪,既苦其心志,又劳其筋骨,最终竟落得个"了无痕迹"的悲戚结局。既未能让华夏民族皈依上帝,成为基督的羔羊,也无法使中华文化吸纳福音的光芒,甚至自身的文化身份都无力获得全面的显彰。毫无疑问,如此的命运,同其效法佛教初传华土时的"格义"方略间不无关系。那么,景教"格义"的动因何在?景教"格义"的态势如何?此乃本文拟将开掘和阐释的论旨所在。     

格义：辜鸿铭对儒经的文化翻译

格义源自我国最初的佛经翻译,是两种不同文化会通初期的有效途径。我国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的初期,辜鸿铭采用西方文化格义东方文化,对儒家典籍进行了文化翻译,在西方社会获得成功。然而格义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势必会导致译文对原文的失真。在当今的文化交流形势下,辜鸿铭的儒经格义翻译带给当代文化译介的启示是坚持翻译的“陌生化”,保留异域文化的特色,保持文化的多元化。     

“新格义”阐释：西方文学心理学阐释的本土化问题

西方文学心理学阐释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进入中国,但由于其长期局限于比较研究的“以中释西”“以西释中”“中西互释”单纯方法论视角,缺乏两种阐释学原理意义上的疏通与转化,因而至今并未见出本土化的重要实绩。要推进西方文学心理学阐释的本土化,须以文学心理学阐释的原理形态为出发点,运用华裔学者傅伟勋提出的“创造的诠释学”与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格义”阐释法,通过对中西文学心理学阐释各自所包含的“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五层次文本意涵进行“共现”“分梳”“比堪”“融通”四步骤的“格义”阐释,最终形成一种“新格义”阐释法,才能实现西方文学心理学阐释的真正本土化。     

"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以老子之道的诠释为例

传统的格义借用本土的概念来解释外来佛学的术语,近代的反向格义是以西方的哲学概念解释中国本土的术语。传统的格义是普及性、启蒙性、工具性的,是权宜之计;而近代反向格义却是研究性、专业性的,是主流的或正统的方法。对反向格义的利弊得失应该进行严肃的反思和讨论。西方哲学概念的体系是对立二分的,与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成对的概念体系有重要不同。将物质和精神、实然和应然的概念引入对老子之道的定义或解释,难免陷入困境。在用反向格义的方法来解释中国的哲学术语时,对其困难和局限应该有自觉的意识和说明。此外也不妨尝试用描述的方法来解释古代的哲学术语,从而避免以西方现成概念来对应中国哲学术语时方枘圆凿的困境。     

译文三合：义、体、气--文章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中国的翻译学传统本质上是一个文章学的传统。严复的“译事三难信达雅”是从文章学的角度对译者提出了要求。“信达雅”的实质就是传统文章学要求的“德学才”。“译文三合义体气”是对“译事三难信达雅”的继承和发展,同样也从文章学的角度,对翻译过程和译文质量的检验提出了更具体、可操作的要求。“义”指的是译文和原文在意义上的契合,“体”指的是译文和原文在文体和形式上的契合,“气”指的是译文和原文在气势和文章内脉上的契合。“信达雅”是译者条件“,义体气”既是翻译原则,又是翻译标准。     

《维摩诘经》与王维的佛教美学思想

王维深得《维摩诘经》要旨,以维摩诘为楷模。其诗深广地渗入《维摩诘经》的美学思想。王维诗境不智求,不象取,以禅心统摄世界。心性平等若虚空,笔墨蹊径,无复可寻。诗人悟得净智、净心、净土,万事万形,皆由心出,诗境便成为好净悉现之净土。语言既是造道之致,不复缚在文字,诗便进入无言真境。道悟诗悟,合而为一。     

失译、误题之经年代的考证--以误题曹魏昙谛译《昙无德羯磨》为例

语料年代准确是汉语史研究的根本 ,语料鉴别本身也是语言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失译、误题之经语言学价值极高 ,数量宏丰 ,目前学界对这些经或弃之不用 ,或直接引用 ,均不利于汉语史研究。而通过考证 ,可以梳理出可靠的语料 ,弥补中古时期资料的匮乏。从文献学、词汇学、文化学三方面综合考证误题曹魏昙谛译《昙无德羯磨》会发现 :文献记载其非曹魏昙谛所译 ,其词汇面貌接近西晋以后译经 , 而戒法完善之“尼”在西晋以前更未出现 ,故其年代最早亦在西晋以后 ,极有可能是刘宋释昙谛所撰。另外 ,考证过程中应注意参照经的选择、区别性语词的提取、考证方法的应用等问题。     

中国佛教阐释学研究:佛经的汉译

翻译是理解与解释的过程，是两种不同话语、两种不同文化之间 的对话。自汉代佛经翻译开始，中国古代翻译事业由文化征服走向文化交流。东汉时期，佛 经翻译受制于译者对两种不同语言的理解与表达能力的低下以及语言文化的隔膜，译经多为 “弃文存质”的直译；魏晋时期，佛经翻译家注意迎合中国本土的知识背景和学术思潮，译 经多为“滞文格义”的意译；东晋二秦时期，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从空间性和时 间性上彰明翻译的阐释学性质，鸠摩罗什注意到佛经“有意味的形式”，对已有旧译佛经进 行了语言和意义的双重正谬和双重诠释。隋唐时期，彦琮的“八备”和玄奘的“五不翻”， 标志着翻译理论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宋代赞宁的“六例”是佛经翻译理论和实践最完满的总 结。汉译佛经改变了印度佛经的原生态，使之以中国人理解的并经中国人解释过的方式成为 世界佛教的宝藏。     

论佛经中译美学的渊源及其嬗变

任何翻译都是译者所处历史环境价值观及翻译受众所遵循的美学思想范式的体现。我们以佛经中译为研究对象,按后汉至南北朝为前期、南北朝至隋朝为中期、隋以后为后期的时段,从原文文体的虚化至调和、翻译受众的一元至三元、翻译目的从存在到弘扬这3个方面,考察中国佛经翻译美学的渊源及其从偏"文"、偏"质"到"文质兼重"翻译方法的历史嬗变。     

明代汉译藏传密教文献和西域僧团——兼谈汉藏佛教史研究的语文学方法

通过对我国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两部汉译藏传密教仪轨《吉祥喜金刚集轮甘露泉》和《如来顶髻尊胜佛母现证仪》中出现的传承宗师名录的考证,证明这两部仪轨最后一位传承宗师就是明代早期著名国师、曾多次出使西番的智光。由此可以确定,这两部原本以为是元代译本的藏密仪轨实际上出自明代,译者莎南屹啰当是明代的一位大译师。这一发现可以重新改写元、明两代藏传佛教于汉地传播的历史。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原以为是元代的汉译藏传密教文献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实际上都是明代的作品,明代翻译的藏传密教文献从数量上超过了元朝。这说明藏传佛教于汉地的传播并没有因为朝代的更替而中断,曾深得蒙古皇帝青睐的萨思迦派喇嘛于明代依然十分活跃,其所传"道果法"在明代传播之广远甚于前朝。由印度、西番僧及其汉人弟子组成的所谓"西域僧团"曾经是明代中国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僧伽组织,对藏传佛教于汉地的传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初传汉译佛经对中国小说的影响研究

初传汉译佛经对中国小说叙事所产生的影响并非一种显层的影响,而更多地体现在观念影响层面,是一种潜在的、隐性的影响.其虚构叙事本质对中国小说叙事起到了催生的作用.     

谈汉魏六朝译经语料引用时的几个问题

汉魏六朝是汉语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翻译佛经作为此时期最重要、最有价值的语料之一,已越来越多地被学界引用和研究。在引用和研究汉魏六朝译经语料时,学界多以《大正新修大藏经》为版本依据。具体考察目前有关研究成果,发现在上述译经语料引用中存在轻信题署、忽略版本异文、轻信不当断句三个主要问题,这些问题或轻或重地影响了研究结论。     

五台山佛教文化翻译规范化研究

目前,山西省五台山圣地的译介材料中存在各种误译、错译和译文不规范的问题,已经影响到该省旅游经济的发展。文章试图通过对佛教文化翻译规范化研究来改变这一局面,以促进山西省旅游经济的复苏。     

信赖原则于中国语境下的展开

信赖原则用于行为人具有过失,他人的不当行为介入造成结果发生的场合。不同于故意作为犯中的回溯禁止原则,信赖原则的出罪标准更为宽缓。信赖原则在传统理论中具有消解注意义务、预见义务的机能,但其本身只是作为一个结论呈现,并不能作为规则加以适用。因此,可以将结果回避与义务违反、对结果的认识盖然性、与有过失的判断作为判断是否适用信赖原则的依据。     

《菩萨本缘经》撰集者和译者之考辨

三卷本《菩萨本缘经》题名为僧伽斯那撰、支谦译,但考察此经的著录和僧伽斯那的生平,可知该经的撰集者尚不能确定。通过对经中“地了”、“某甲”、“涅槃”、“摩睺罗伽”、“阿修罗”、“颇梨”等词语以及疑问副词“将非”、疑问语气词“耶”和“乎”、被动句等语法现象的考证,得知该经的翻译者不可能是支谦。此外,该经独特的外在结构也使其在形式上与支谦所有可靠译经有明显区别。综合文献学、语言学、文体结构特点三方面的论证得出如下结论:《菩萨本缘经》的撰集者目前尚无法确知,译者不可能是支谦,其翻译年代应晚于三国时期,可能在西晋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