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史还是思想史——以胡适的哲学史和思想史研究为例

胡适的哲学史研究和思想史研究之间的区分,素来为学者所忽略,这或许源于前人对＂哲学史＂和＂思想史＂两概念的模糊认识。本文将以胡适的哲学史和思想史研究为例,借以探讨＂哲学史＂和＂思想史＂的各自＂写法＂。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研究的再认识——几个被学术界忽略的问题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奠基之作,也是当今学术思想史研究中所绕不开的话题。文章围绕几个容易被学术界所忽略的问题,诸如《大纲》与白话文运动的关系,《大纲》的启蒙主义思想性格,《大纲》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儒家正统思想的建设性开发,以及《大纲》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时代性格之比较,就以上几个学术同仁认识不足、或未曾涉及的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论证,同时提出作者自己的一得之见。      

问鼎上层文化--胡适的哲学史研究

胡适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开山者。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作为中国第一部真正的哲学史著作,建立了哲学史学科的新体系,开创了现代学术史的新纪元。首先,它以科学的方法和可信的史料,创造了全新古典哲学史体系、构想与规范,使哲学史作为一门科学戛然独立,并迈向了中国古代哲学史研究的近代化进程;其次,它用疑古与实证的方法实践,完成了新学科的创立和发展,从“形”到“质”的转变,开启了崭新的治学门径,对具体的学术研究起到了示范作用。其三,它从形式到内容整体手段的全方位更新,不仅具有冲击传统惯性的强劲的反封建之风,又有开拓学术研究新风尚之意义。所以说,胡适的哲学史研究,有着创新的勇气、扼要的手段与平等的眼光,新见迭出,影响深远,实现了“范式性变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旧史中的新关怀——钟泰《中国哲学史》中的时代隐忧

钟泰的《中国哲学史》是20世纪早期新史学思潮背景下的产物。基于对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的独特理解,开创了“以中释中”的中国哲学史写作方法。该书针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在史料的判别标准与范围、新史学思潮中的学术风气以及新史家对传统哲学的态度三个方面进行驳斥,体现了对新史学思潮中浮躁的学术氛围及新史家对近代西方新概念、新工具的滥用的隐忧,是对新史学思潮基于保守主义立场的批评与反思。     

傅斯年与胡适交谊片论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民国时期乃至现代学术一部重要的典籍,从围绕此书的讨论可以看出傅斯年对胡适真正尊为师的情谊;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胡适傅斯年之间的交谊点滴,更从某种程度上表现了两人互相引为知己、学术上互为砥砺的真情厚意。     

郑宾于与胡适——《胡适书信集》

重庆学者郑宾于,曾因北京文化学社出版的《国语文学史》致信胡适,并得其回复。两人的书信往还,既可进一步丰富郑宾于的行实,同时,也长期为胡适研究者忽略,可为《胡适书信集》补遗。     

巫阳之下招及其张力——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原道》析论

哲学史书写是思想史探讨的对象,冯友兰中前期哲学史代表作《中国哲学史》与《新原道》即是绝佳的例证.在哲学史与民族历史的关系上,《中国哲学史》把哲学史视为民族历史的心和魂,哲学史书写是一种知心和招魂行动.《新原道》进一步明确中国哲学的精神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确立了哲学史内部的中心—边缘关系.在情节模式上,《中国哲学史》存在着显性的子学时代—经学时代—新子学时代三环节,以及隐性的儒家单线道统结构.《新原道》则将后者翻为正面,建构了以儒家为主线的社会道统论,其发展的终点是作为新统的新理学.在对情节的论证和认识论风格方面,从《中国哲学史》到《新原道》,存在着从个体论到有机论、从怀疑论到独断论的转变.     

胡适在京足迹

胡适1891年12月17日出生于上海。他祖籍安徽绩溪,一生获有36个博士学位,在文学、哲学、史学、考证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着开创性成就。他的著作很多,有《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等。胡适早年积极提倡白话文,对新文化运动、新文学革命做出了突出贡献。曾任北大教授、校长,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等职务。 尽管胡适在北京断断续续地生活工作不足20年,却是其职场仕途、学术研究步入巅峰的重要时期。     

武汉大学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哲学——范寿康与《中国哲学史通论》

范寿康是一位融会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哲学家。20世纪30年代，他在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期间所著《中国哲学史通论》，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部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写作的中国哲学通史。该书既坚持从唯物史观出发看待中国哲学历史，又重视发掘中国哲学史自身的特色精义，留下了有益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宝贵启示。     

哲学史与思想史关系的重构以及思想史空间的拓展 --李锦全先生的有关思考及其启示

在过去20多年间,李锦全教授对于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关系问题从方法论上进行了探讨,并通过自己的哲学史研究和思想史研究来贯彻和阐发这些方法论原则,从而成为中国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进行探讨的有代表性的人物。这些方法论原则的核心在于:力求对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内涵做出准确的理解,从而重构两者的关系,并进一步对思想史空间做出进一步的拓展。对今天的哲学史研究和思想史研究来说,这一思路仍然有着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近百年中国思想史研究探索与反思

近百年来,中国思想史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中国思想史研究孕育于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第二阶段,中国思想史学科初步创立并形成一定的理论体系;第三阶段,中国思想史研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明确了思想史研究内部各分支之间的关系,研究对象和内容进一步拓展.与此同时,学界对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也不断进行反思,推动着中国思想史研究不断向前发展.     

略论《中国近代思想史》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改革

《中国近代思想史》是高校历史学专业开设的一门重要课程,但在具体教学过程中该门课却体现出诸多不足,它不仅出现教师株守传统教材的现象,更出现断章取义、人为割断历史连续性的现象。诸多不足决定该课程急需改革,在对教学方法加以创新的基础上,该课程更应在教学内容上加以补充。     

“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的力作——《长江流域文化与近代中国哲学》评介

“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是李维武教授近年来从事19—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基本致思理路。这是一种历史的方法。这种方法之所以被提出，是因为在他看来，哲学史研究除了运用逻辑的方法以外，还更应该重视历史的方法。所谓逻辑的方法，重视的是哲学自身的内容和线索，着重对哲学思想的内在演变进行考察；所谓历史的方法，强调的是哲学思想的具体的历史生成与演进，着重从哲学思想与历史文化的联系上对哲学史进行考察。如果说，李维武教授于15年前出版的博士论文《20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是对哲学史研究的逻辑的方法的最好诠释的话，那么，他的新著《长江流域文化与近代中国哲学》（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则是对哲学史研究的历史的方法的成功尝试。     

冯友兰先生重写《中国哲学史》简评

冯友兰先生重写《中国哲学史》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反映了他一生所追求的"阐旧邦以辅新命"的学术志向,及对哲学前途和命运的极为深切的忧患意识。本文通过探索冯友兰先生重写《中国哲学史》的心理历程,认为知识分子必须要有独立、批判的精神,惟有保持精神独立、自由思想,才能从事真正的学术研究和伟大的思想创新。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探析

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已有一段历史,但直到近代以来,其研究方法论的确立才使得中国哲学史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研究方法的选定首先在于厘清研究的态度与研究的目的,并把握中国哲学的特质。胡适等为中国哲学史的书写树立了典范,但他们的研究方法主要在于用西方的哲学概念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诠释中国哲学,然而研究中国哲学史是不能局限于某一个典范或方法的,因为典范具有时效性,在面对新的问题时,方法需要适时修正,可谓法无定法。     

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原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述古代哲学,自为一册.中卷述中古哲学,下卷述近世哲学,合为一册",是作者在北京大学任教中国哲学史课时编写的.但仅出版了上卷——这是他在留学美国期间用英文写成的《先秦名学史》的基础上修改而成,主要论述春秋战国时代自老子至韩非等的哲学思想.成书后,胡适于一九一八年送交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蔡先生即为之作序,认为此书具有"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等等"特点",为研究中国哲学史提供了一种"门径",并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出版.据说当时商务印书馆     

中国哲学史写作相关问题的讨论述评

自“中国哲学”学科产生以来 ,有关该学科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一直有所争议 ,迄今未获定论。这些问题主要涉及到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中国哲学史料的选择、中国哲学史的写作方法、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分别等内容。本文就有关这些问题发表的不同意见作一总结并略加评论。     

早期中国哲学史写作方法论析——以钟泰《中国哲学史》为例

以20世纪早期中国哲学史的写作为背景,主要通过钟泰《中国哲学史》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两种中国哲学史书写方法对比研究,阐发钟泰《中国哲学史》的学术特点在于探索中国本位的叙事方式。其思想的得失见弊对我们今天的中国哲学史学科自觉,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