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型领导、组织文化与员工绩效的关系研究

已有研究表明服务型领导对员工绩效具有积极作用,但对组织文化的实际影响以及对员工绩效的作用机制却有待探讨。基于文献分析构建了服务型领导影响组织文化与员工绩效,以及组织文化在领导-员工之间起中介作用的理论模型。以421份中国情境下的有效问卷数据为样本,运用SPSS和LISREL统计分析软件,采用相关分析、信度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路径分析等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服务型领导正向影响工作满意度、组织公民行为、团队式文化、创新式文化和市场式文化,负向影响偏离行为和等级式文化。等级式文化之外的三种文化均中介了服务型领导对员工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对领导行为的权变运用和员工绩效的有效管理具有积极意义。     

组织文化、变革型领导及组织绩效的关系研究

此研究的目的是检验变革型领导和组织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对组织绩效的共同作用。路径分析发现成就和适应性的文化取向对绩效有直接作用。而变革型领导和人本主义取向通过成就取向对绩效有间接的正向作用。研究的创新性在于发现组织文化在变革型领导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家长型领导行为对民营企业绩效及员工工作态度的影响研究

以浙江省308家民营企业中高层管理者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民营企业最高管理者的家长型领导行为对企业绩效及员工工作态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家长型领导行为的三维模式（威权、仁慈、德行）作为整体概念,对员工工作态度和企业绩效并无显著影响,主要原因是家长型领导行为中的威权维度的负向作用所致;家长型领导行为的仁慈和德行维度主要通过员工工作满意对企业绩效特别是静态绩效产生影响;家长型领导行为各维度具有交互作用,特定维度的行为组合可能会产生特定的效果。     

论中国初级群体文化对现阶段政府领导行为的负面影响

以儒家家族主义和伦理道德规范为核心内容的中国初级群体文化作为一种潜规则,对现阶段政府领导行为有着诸多负面影响,它使政府领导在价值观上表现出人际关系导向而非工作业绩导向,在处理公务时表现出私人化和非制度化的行为特征;它导致政府这种正式组织在结构和运行上表现出初级群体的特征,不能完全按照正式制度规范运作。在政府机关中普遍存在着拉关系、走后门、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独断专行、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这些行为是中国初级群体文化负面影响的集中体现,是导致政府管理的混乱和低效率的主要原因。这是目前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不容忽视的文化障碍。     

公务员的权力需要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研究

基于期望理论,对中国情景下政府公务员的权力需要与其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通过对423名公务员的问卷调查并运用回归分析方法,结果发现:公务员的权力需要会显著正向影响其组织公民行为,高权力需要会表现积极的组织公民行为;根据组织政治理论与印象管理理论,晋升的程序公平在权力需要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即当公务员的晋升程序公平感增强时,权力需要对组织公民行为的正向影响作用将得到减弱.     

变革型领导对公务员工作态度的影响——公共服务动机的中介效应研究

通过对北京市的425名警察进行实地抽样问卷调查,来探索变革型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动机对公务员工作态度的影响。研究选取组织公民行为、组织承诺和工作满意度来反映公务员的工作态度,结果发现变革型领导和组织公民行为、组织承诺和工作满意度正相关,公共服务动机和组织公民行为、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正相关。同时,公共服务动机在变革型领导与组织公民行为、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上述发现从理论上丰富了我国公共服务动机的实证研究,并且对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中领导风格的选择、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的提升和组织公民行为的激发具有指导意义。     

我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合法性分析

当前,我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合法性主要来源于中央政府的行政授权、日益完善的法律规范和民众对于经济发展成就的认可等方面,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地方政府经济行为暴露出愈来愈多的不合理之处,同时地方政府不当经济行为所带来的各种问题的社会影响逐步凸显出来,引起公众的关注和强烈不满,从而形成了对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合法性的挑战.面对当前我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合法化困境,地方政府应从公民自治组织、社会舆情、政府自身等层面提升其经济行为的合法性.     

金融领域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及关系协调

我国金融领域的制度变迁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央政府在金融权力领域的选择性政策制定与动态调适,主要基于中央内部政策目标的冲突与平衡、金融分权的政治需求、金融事权中央主导性坚持的行为逻辑。地方政府对金融发展、金融监管的态度及行为选择亦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地方政府官员的个人因素,地方政治传统的影响,地方制度环境与改革舆论压力,地方政府谈判资本的多寡,地方政策选择的政治风险与试错风险权衡等。多重因素之下,中央与地方在金融领域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呈现出分权、合作、互补关系,以及地方的灵活性执行与中央的选择性控制的博弈状况。因此,法律规范之外,政府间行事规则、惯例和非正式协调活动组合应对央地金融权力关系调整发挥作用。     

CPM领导行为、幼儿教师追随力与工作绩效的关系研究

为优化幼儿园管理效能,本研究通过问卷法随机抽取辽宁省569名幼儿园教师进行调查,旨在探究园长CPM领导行为现 状与幼儿教师追随力、工作绩效现状以及三者间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幼儿教师工作绩效的整体水平为中等偏上;幼儿教师工 作绩效及其各个维度在园所性质上、教师学历、月收入上存在显著差异,在任教年级、教师教龄上不具有显著差异性;幼儿教师 追随力在园长CPM领导行为影响幼儿教师工作绩效的过程中起着完全中介的作用。     

政府部门领导行为、信任与组织承诺关系研究——以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为例

基于交易型和变革型两种领导方式,以公务员对上级的信任为中介变量,提出八项研究假设,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并以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为例进行了问卷调查与实证研究,探讨了政府部门中存在的交易型领导行为与变革型领导行为对组织承诺的相关性影响,结果表明政府部门中变革型领导行为对信任以及组织承诺的影响程度都要高于交易型领导行为。     

辱虐管理与公务员反生产行为关系研究——以组织公平感为调节变量

辱虐管理是指下属工作人员能够感知到的连续的具有敌对意味的语言和非语言的行为,但不包括身体接触。现实中辱虐管理往往会被一些领导视作对下属的"栽培"和"爱护"。但通过对279名公务员的问卷调查研究却发现辱虐管理会直接导致公务员的反生产行为。组织公平感能够调节辱虐管理导致的反生产行为,所以在公务员队伍中应当重视对减少和防止辱虐管理的组织文化培养。营造良好的组织文化氛围,可以减少公务员反生产行为的产生。     

基层政府公务员胜任力研究

基层政府公务员胜任力模型包含了品质、技能和知识三个特征以及六个维度,运用模型对基层公务员胜任力进行比较分析,找出非优秀者胜任力不足问题,然后从价值引导、激励机制、团队建设和组织氛围等方面改善公务员工作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以期提高基层公务员的胜任力。     

政府文化与公务员心理契约——置于统一分析框架的尝试

心理契约是个体人格的组织化,政府文化是政府的人格化;公务员心理契约的“个性”与政府文化的“共性”的互动关系是推动政府管理绩效提升的原动力。尝试将二者内在机理、耦合向度置于统一的分析框内研究,进一步明确政府文化与公务员心理契约构建的互动新维,改善政府管理绩效。     

基层公务员工作压力与领导方式交互效应研究

随着服务型政府建设工作的日益推进,基层公务员的工作内容和范畴发生了深刻变化,压力问题日益凸显,这些变化对公务员工作满意度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同时,逐渐趋于年轻化的基层公务员群体受领导者行为风格影响颇深,领导风格的介入是否会改变工作压力与工作满意度间的传统关系值得深思与探讨。通过访谈、实地考察和问卷调研的方式,以安徽省217名基层公务员为样本,选取植根于中国本土文化家长式领导中的仁慈领导与威权领导两个维度,探讨双元工作压力与二维领导方式及其交互效应对基层公务员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挑战性工作压力与威权领导间的交互效应和与仁慈领导间的交互效应分别对基层公务员工作满意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和正向影响;阻碍性工作压力与威权领导间的交互效应和与仁慈领导间的交互效应对基层公务员工作满意度分别具有显著的正向和负向影响。     

以组织管理活动为基础塑造公务员职业人格

进行公务员职业人格塑造,必须以组织管理活动为基础.运用行政文化来培育职业精神,通过组织管理来打造职业能力,以行政价值观来模塑职业行为.只有让广大公务员在价值观念上对行政组织管理活动的制度的认可时,才能作为一种价值观念而在其思想中产生,对其行为产生约束作用,才能塑造良好的公务员职业人格.     

公务员心理契约的管理策略：基于政府文化的视角

心理契约是个体人格的组织化,政府文化是政府的人格化。公务员心理契约的＂个性＂与政府文化的＂共性＂的互动关系是推动政府管理绩效提升的原动力。可以将二者内在机理、耦合向度置于统一的分析框架内研究,从而进一步明确政府文化与公务员心理契约构建的互动维度,通过将＂以人为本＂嵌入公务员心理契约,并以共同愿景凝聚公务员心理契约,改善政府管理绩效,提升公共服务质量。     

公务员信用体系的投诉机制研究

对公务员工作效能低下及违纪违法现象的投诉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一种比较有效的监督形式。但目前我国公务员投诉机制由于存在着诸多不足,也没有形成统一可操作的系统,使得公务员投诉效果并不理想。促进公务员廉洁奉公和有效抑制公务员系统的腐败现象,就必须从社会信用体系角度入手,结合信用体系建设建立新的网络投诉机制。这一机制包括投诉、管理、反馈与处理以及保护等几个环节。     

论公务员的抵抗权

公务员在担当行政职责的同时,应享有相应的权利保障。我国公务员法第五十四条确立了全体公务员对于上级错误的决定或命令拥有抵抗之权利,但对于此种权利的行使边界、救济程序并未臻于完善。公务员抵抗权的研究需要从权利基础、权利边界以及权利救济等维度予以立体性的审视。同时,作为行政主体内部完善的有效保障,公务员抵抗权更需要来自立法层面、政策层面以及民众的正向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