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强制阐释”之后的当代中国文论重建

对于"强制阐释"之后的当代中国文论的建设发展,尽管目前有所谓"回归文学论"和"回归传统论"的重建思路与主张,但两种思路与主张都存在着理论构建的封闭取向及误区,并远离了具体的文学实践,而这也使它们终究没能走出强制阐释的理论困境。当代中国文论的重建要走出强制阐释的理论困境,就必须从其认识论根源入手,回归到实践这个根本出发点上来,从当代中国具体的文学实践活动出发,坚持应有的学科性质与中国话语构建,并处理好与其他学科理论和西方文学理论的关系,从而既克服张江先生批判的当代西方文论那样直接征用场外理论而造成的文学研究对象的偏离和当代中国文论话语自身构建的不足,又避免所谓"回归文学论"和"回归传统论"的重建思路与主张将文学视为自足的研究对象和在自我封闭中与西方文学理论对立起来而出现的重建误区,以推动当代中国文论的建设发展与理论创新。     

"后理论时代"中国文论的国际化走向和理论建构

文学和文化理论进入了一个"后理论"时代。这一时代具有不同于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的一些新的特色:传统的文学理论已经演变成一种范围更广的文化理论,或曰批评理论;文化理论再也不像以往那样能够解释当今社会的所有问题;"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势随着美国的称霸世界早已解体,"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也受到严峻的挑战;当代文学和文化理论已经没有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主流,不同的理论思潮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共同形成了"后理论时代"一道独特的景观。在这样一个时刻,经过改造并重新阐释的后现代"新儒学"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学界与国际同行进行对话的重要理论资源。既然世界更加关注中国,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理论研究者也应该思考如何促使中国文论走出国门进而在国际理论争鸣中发出中国的声音。这应该是"后理论时代"对中国文论家的最重要的启示,同时也是国际文论界对中国学者的期待。     

“理论热”后理论的呼唤——现当代西方文论中国接受之再反思

现当代西方文论在我国的传播与接受经历了冷热交替的过程。我国学界曾经的理论热一方面标示着对理论和方法创新的渴望与追寻,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对西方文论的过度崇拜和理论运用的失范以及运用者自身的理论匮乏。文本阐释与文学研究中运用某种理论和观念,体现了阐释主体对研究对象的审美与人文的价值判断,符合文学评论之规律和规范,与西方文论之主观预设不是一回事,文学之跨学科研究也不等于“场外征用”。要理性对待现当代西方文论,不能因为其有某些缺陷而无视其对我国文学研究曾有的作用和依然存在的借鉴价值;不能因为理论热之弊而忽视理论之重要性,忽视理论引领对文学研究之必要性,忽视理论引领对文学研究之必要性,忽视我们责无旁贷的理论原创与理论建设的历史责任。理论热后呼唤的是融合了古今中外之优良理论传统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新文学理论,以及有理论深度和学术理性的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     

适应中国传统学术特色的汉代文论研究--《汉代经学文论叙述研究》评介

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系统研究,从上个世纪初以来,已有百年历史,研究队伍可谓庞大,研究著作可谓层出不穷,但同时也不断彰显出其面临的困境.这一困境的核心问题就是古代文论研究长期以来被定位为"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学者们大都以西方学术界所界定的纯文学范畴作为参照,致力于从中国古代文论的思想材料中,清理出一条古人对文学从缺乏自觉到产生自觉,从实用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念到审美中心主义的文学观念的发展线索.但是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上述问题的研究并不符合中国传统文论的实际,古代文论的创造者们往往不是单纯地探讨西方文学理论意义上的文学问题,而是将其与文化、生活、个人等结合在一起予以论述.既然如此,倘若坚持所谓的纯文学理论的立场来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特别是早期文论,就必然会把许多资料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也就不利于发掘"中国文论"区别于"西方文学理论"的独特之处,反映不出我们民族文化的特色,当然也就谈不上对真正传统的继承.     

文学和理论:“后理论”语境中的相关性

关于文学自身,无理论可言,因而,文艺学要作为体系性言说,只有将"文学"和"理论"的关系作为核心论题。"文学"和"理论"呈现出有弹性的对峙,而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相互转换是这一弹性关系的表现。如果处理好"文学如何面对理论"和"理论如何介入文学"这两个问题,就会在祛除本质主义的思维后,更加真切地接近文学本身。"后理论"提供了文艺学回归文学的契机。     

中越当代文学理论转向的若干问题

越南和中国是山水相连、文化相近的两个国家。在历史、语言、文学创作、经济等诸多领域都有人做过比较研究,但是在文学理论方面,特别是在当代文学理论方面,把两国的情况连在一起研究还是一片空白区域。中越两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相当丰富,但总体而言,都经过三次转向:文本内在研究转向、文化研究转向和多元化转向。虽然两国当代文学理论的进程有很多相同之处,但其转向的时点、转向的速度和水平存在不少差异。中越两国当代文学理论都因受到国外文论的影响而转变,都在相同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环境里生长所以有类似的转向,将越南当代文学理论跟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作比较研究除了能够发现两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的共同规律,而且还能看清每个国家当代文学理论的长处和短处。就越南文学研究者而言,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情况能给越南当代文学理论建构工作提供不少珍贵启发,越南文学研究者能借鉴中国文学研究者的经验教训来建构自己的文学理论。虽然目前大部分越南文学研究者能直接接近西方当代文论,但研究一个跟自己国家有诸多相同之处的国家的文学理论是很有价值的。     

中国南北朝文论中的“感物”说与日本早期文论

中、日两国文学都被视为“重表现”的抒情文学。中、日两国的文论都认为文学家所抒之情的产生是“感物”的结果。因此,“感物”理论在两国文论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文学的抒情与中国文学的强烈影响有关,日本文论中的“感物”理论也是在中国文论的影响下产生、发展起来的。当然,日本文学毕竟是日本文学,日本文论也毕竟是日本文论,日本民族在受到中国文学、文论强烈影响的同时,又通过对它的吸收、改造而形成     

梁启超小说理论的现代性意义

就文学的外部研究而言 ,梁启超发动小说界革命 ,弘扬小说的社会功能 ,具有比“文学现代性”更为宏伟、更为中心的“历史现代性”意义。就文学的内部研究而言 ,梁启超强调小说的文学性质及其在文学中“最上乘”的地位 ,使之从边缘走向中心 ;系统论述小说的艺术魅力 ;引进西方文论术语 ,为小说进行流派划分等等 ,体现出现代批评的特征。所有这些 ,在中国文学与文论由古典传统向现代形态转换的过程中 ,具有深远的现代性意义     

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省思与理论的重建

在世纪之交的西方理论界,“理论终结论”此起彼伏,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一书中对此进行了回应。他通过对当前的文化理论兴衰的全面的诊断和清醒的审视,指明“政治失忆”和“政治失败”是其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后现代理论把宏大、严肃的涉及到人类终极关怀的政治问题换成了人类琐碎的生活形式,结果在面对人类根本性问题时显得软弱无力,因此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真正走向终结的是“后现代理论”,理论自身并未终结。伊格尔顿认为理论的重建必须重视后现代主义所逃避的道德、价值、真理等宏大问题,以伦理学为新起点,遵循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类解放的终极关怀与社会主义传统,在反思中保持批判的姿态,并且指向政治实践行动。     

阐释学、接受理论与20年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述评

借鉴西方理论研究中国古代的阐释学、接受诗学,在近20年来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领域形成一个不小的热点。在对西方理论的认识、借鉴、吸纳与创新中,中国学者开始了创建中国文学阐释理论、建构中国古代接受诗学体系的努力。这一学术活动,不仅是对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拓展和深化,也势必对中西比较诗学、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型等重大问题提供启示。     

试论文学的产业化选择

文学面临着商业市场、新媒介和数字娱乐资讯等多重冲击和挑战,正逐渐走向工业生产和审美价值联合的产业化道路。结合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艺术生产相关理论,深入透视中国市场经济下的文学产业发展生态,并对当前＂终结说＂等文论进行剖析,指出产业化是文学面对市场的现代性选择。     

社会转型30余年中国文艺思想走向性研究

30余年中国社会转型为中国文艺思想的建构提供了契机和广阔而深厚的实践基础。西方理论资源的大量引入,更使这一建构有声有色。对这一建构的来龙去脉进行合于时代的走向性研究具有现实理论意义。文艺思想建构的走向性体现在这一历史时期出版的各种文论著述中,对其中的代表性著作进行分析,可使走向性研究更具体,更有坚实的基础。这种走向性体现为时代气象与文学经验的应和、文艺思想的规定性与构成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点的重释、对于传统的反思以及批判性地生发既有文论范畴五个方面。     

理论旅行：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在中国的历程与问题

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在中国的出场有其特定的思想文化背景,这使中国的后殖民批评打上民族主义印记。后殖民理论对中国的文学和艺术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促进了中国学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文论理论及其视角在中国艺术批评中的运用,同时也促动了中国文学界对西方文学经典和海外华文文学的后殖民解读,启发了中国翻译界在翻译实践中的文化转风吹草动,但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研究在中国仍存在许多不足,需要我们进一步推进。从而催生了众多学术研究新领域。     

理论旅行: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在中国的历程与问题

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在中国的出场有其特定的思想文化背景,这使中国的后殖民批评打上民族主义印记.后殖民理论对中国的文学和艺术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促进了中国学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文论理论及其视角在中国艺术批评中的运用,同时也促动了中国文学界对西方文学经典和海外华文文学的后殖民解读,启发了中国翻译界在翻译实践中的文化转风吹草动,但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研究在中国仍存在许多不足,需要我们进一步推进.从而催生了众多学术研究新领域.     

“十二五”时期我国反贫困理论研究述评

以"十二五"时期国内学者的反贫困理论研究文献为基础,基于经济增长、个体发展、制度文化、组织、区域系统以及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体系等视角,对国内贫困研究领域的反贫困理论进行了梳理和评述。研究发现,国内学者在研究和比较西方反贫困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综合性的分析框架。从个体和社会结构出发的社会学研究为反贫困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总体上看,国内现有反贫困理论研究侧重西方反贫困理论的应用研究,对理论本身的适用性重视不够,应提高国内贫困理论研究的本土化、整体性和系统性,为国家反贫困战略政策体系的完善提供持续系统的支撑。     

从文论他国化看王国维、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兼论李辰冬在我国比较文学学科史中的意义

王国维、李辰冬皆借西方文论话语来研究《红楼梦》,但二人在运用西方理论解释作品、使西方文论产生"化合"作用的力度和方式上是不同的: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从始至终把中国古代文论话语方式移开隔离、向叔本华的思想及西方学术规则靠拢,文章更多地表现为中国文论"西方化";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虽借鉴泰纳的文学思想,重视小说与时代、环境的关系,强调作者个人意识与时代意识的互动,但其落脚点在于更好地阐释中国文学文本,为中国文本在世界文学经典之林寻找根据,指明《红楼梦》不同于西方经典文学的独特价值。在对待西方文论的态度、明确自身文化立场方面,李辰冬的"红学"研究更有可取之处。另外,李辰冬为中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比较文学研究者应对其研究予以相应的重视。     

罗兰·巴特的解构“写作”理论

罗兰·巴特作为西方二十世纪重要的文学理论家,其解构"写作"理论影响广泛,它建立在"多元论"哲学理念的基础上,尤其"零度的写作"与"片断式写作"理论,是对传统写作方式的颠覆,从而在兴起的网络文学中得到成功的实践与印证,并给中国当代文论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创新模式与中国学术话语的国际化

文学伦理学批评以其独特的理论优势在国内和国际上受到了一致好评。该理论在借鉴西方伦理批评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的学术话语,形成了具有创新价值的文学批评理论。文学伦理学批评被广泛认可的关键是,它充分利用中国传统学术资源的优势,在中西对比的视野下对中国传统的学术话语进行当代诠释和创新,并通过命名和普泛化等方式获得国际学术话语权,是当代中国学术话语创新和国际化成功的典范。     

再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国际化战略及路径

促使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跻身国际主流已经提到了文学理论工作者的议事日程上,而且这方面已有人开了先河。《诺顿理论批评文选》(第2版)于2010年首次收入李泽厚的论文《美学四讲》,从而实现了英语文学理论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认可和接纳。另一方面,这也预示着曾长期为欧美理论家所把持的国际文学和文化理论界也开始关注来自非西方的声音了。但并非每一位中国当代文论家都会像李泽厚那样幸运地被国际权威的文论选收入其中,因此,中国的文学理论家不能只是被动地等待被别人"发现",而应该更为积极主动地去与居于国际文学理论前沿的欧美文论家进行交流和对话,从而挣得一些基本的话语权。在这方面,张江近年来开始的与美国理论家米勒的对话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     

关于大众媒介与"文学终结"问题的思考

对大众媒介与＂文学终结＂问题作了具体分析,论述了＂文学终结＂的西方＂哲学终结＂背景,还论述了在与西方哲学和文论异趣的中国哲学和文论中,少有＂哲学终结＂与＂文学终结＂之类的命题。认为中国哲学与文论讲＂生＂,并从纵的角度讲通变,一代有一代的文学;从横的角度讲＂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可以指导文学应对各种挑战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