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干部职业化制度下的“半职业化”实践——基于鄂东W村村干部职业化制度建设的实践特点分析

不同于资源禀赋较好的东部发达地区农村,村干部职业化是体制与社会基础自然匹配的过程,在资源条件欠发达的中西部农村,村干部职业化呈现出体制与社会基础不匹配的状态,“半职业化”的特点突出,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村干部在形式上初具“官僚化”的运作逻辑,二是该逻辑具有不彻底性,难以持续标准化运作。村干部“半职业化”特点是由多重历史及现实原因形塑的,是地方政府处于政治紧约束、资源紧约束压力下的无奈变通之举,这会带来传统乡村治理体系趋于瓦解、基层治理经济成本上升及基层治理效果下降等系列后果,应当予以警惕。统一的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标准在接触地方实践时应当有一个结合地方具体实践进行转换的过程,具体来讲,地方应结合分化差异较大的实践,构建制度标准与制度实践基础相匹配的治理模式,如此才能更有效地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构

现代世界政治体系下的多民族国家,要维持自己的存续,都要经历一个国家建构的过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对多民族国家结构符合历史文化传统和国情的创制,蕴含着"民主平等、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制度理念,是建构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共同体的有效制度设计,在理论与实践上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现代建构奠定了制度基础。     

日本地方自治制度的特色及其成效

从70年代末期开始,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研究地方政治的热潮,相继传出“80年代是地方自治的时代”等口号。目前,这一动向已开始引起我国政治学界的关注。资产阶级国家的地方自治制度是在中央政府的管辖下,在一定范围内和有关地方居民的地区生活方面的自主管理。由于各国的历史传统、政治条件及社会环境不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地方自治制度都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以下仅就日本地方自治制度的特色及其成效做一简要的论述。     

传统村落保护:实践困境与制度缺陷

传统村落作为一类特殊的文化遗产,对其进行保护是树立文化自信和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途径,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方面。然而,实践中的传统村落保护面临多头管理、人力财力保障不足和权利归属不清等问题。归根结底为传统村落保护制度不健全,体现在法律法规之间矛盾、政策之间冲突、权力配置失衡和地方政府激励偏差等方面。用“实践—制度”的框架分析表明,传统村落保护同时面临着实践困境与制度缺陷。加强传统村落保护的关键是基于社会生态环境进行制度设计,根本路径是健全乡村治理体系,难点是增强各类制度的协调性。     

专题视点:乡里制度与地方控制

制度史研究,主要根据律令规章、文书档案及史传碑铭等相关材料,考述制度之形成、内涵、某项或某类制度在制度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并探究其根源与意义;历史地理研究,主要关注诸种地理空间要素的历史演变过程,以及空间要素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探究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将制度史研究与历史地理研究相结合,则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眼于制度的实行过程、空间展开及其区域特性,考察某一项制度（如乡里制度）被推行到全国各地区的过程、在实行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区域差异,分析制度性规定如何“落实”到具体的地方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体系之中,从而形成“地方性的制度”,以揭示国家制度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国历代王朝对于广大疆域范围内不同人群、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形态各异的不同区域的控制,包括政治控制与社会控制两个层面。所谓“政治控制”,乃是通过军事征服、暴力强制与威胁、行政管理等权力手段与方式,实现对于特定区域范围内诸种人群的人身控制,资源占有、分配和利用;“社会控制”,则是指在政治控制的基础上,以社会关系体系的建构为中心,通过对社会诸种力量的利用、组合,社会资源的分配,将特定区域的社会关系体系纳入到政治控制体系之中,使之成为政治控制体系的一部分或同构体,实现社会体系与政治体系的耦合。无论政治控制,抑或社会控制,均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性安排,将不同地区的各种人群“固定”在王朝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体系中,使之成为体系的组成部分。所谓“乡里制度”,简言之,就是由“乡”“里”构成的乡村控制制度,是王朝国家立足于统治的需要而建立的、县级政权以下的、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乡村民户与地域、以最大限度地获取人力与物力资源、建立并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控制制度。它是王朝国家为主导建立的、自上而下地控制乡村资源、社会与文化的制度,其目标在于控制乡村民众的人身与物质财富、建立并保持王朝国家在乡村的统治秩序。在这个意义上,乡里制度乃是王朝国家诸种统治制度的组成部分,是王朝国家控制地方的工具。而在王朝国家的诸种基本统治制度中,乡里制度（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田制和赋役制度）的地方差异性表现得最为突出。基于以上认识,我们组织了两篇文章。《汉代乡里制度的几个问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侧重于讨论乡廷、里治中的位置,乡司、游徼、亭长职司分划及其辖区的空间关系,以及乡、里与亭、丘的关系,试图将乡、里进一步落实到具体的地域空间上。《“旧官人、首望及为乡闾所服者”:唐初西州治理的社会基础》则试图讨论,唐朝主要依靠哪些人去治理其新征服的区域（如西州）,特别是依靠哪些人在西州实行唐王朝的乡里制度,以有效地控制西州地方社会。两篇文章考察的问题均相当具体细致,而其试图将制度史研究与历史地理研究相结合、将王朝国家的政治控制与社会控制相结合展开考察,这样的努力方向却是清楚的。     

国家变革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相互作用——以阿根廷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为例

从制度主义角度看,国家的制度变革涉及到正式制度(规则)的改革和非正式制度(规则)的变迁。然而正式制度的重新设计,受制于决策者主观因素的影响,不可避免地会与非正式制度产生各种不协调甚至冲突。阿根廷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国家变革中,经济自由化政策与传统的"民众主义"非正式规则发生了冲突,政治民主化政策促使传统"地方庇护主义"非正式规则不断强化。这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相互作用极大地影响了国家政治经济体系的稳定,并最终引发了国家危机的产生。     

国家治理范式下的制度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政府、市场与社会的三角治理结构范式下,政府权力应当逐渐向市场权力、社会权力让渡,明确市场决定机制、协商民主范式以及社会自治体系等改革目标。全面深化改革,要摆脱传统建构理性的路径依赖性,遵循第一轮改革的进化理性思路,形成制度软化机制、市场竞争机制以及社会互动机制等"摸石过河"的作用机制。同时,应善用法治思维,确保制度改革的方向性与系统性。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创制及其评析

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各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对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做出贡献,但历史遗留下的民族问题也较为突出和复杂。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及实践与认识的深化就国内民族问题在制度创制上进行独立的理论探索与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推向全国进而成为基本政治制度提供政治场域,建构民族关系团结互助的新价值导向的民族制度成为国家顶层设计的历史必然。最终在1949年中国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此后这一制度在实践基础上逐渐规范和完善,并于1954年正式载入宪法,成为指导我国处理民族相关事务与问题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为民族自治地方建设与民族关系和谐搭建制度规范。     

设区市地方立法回应市域社会治理制度需求问题研究

国家顶层设计的加速优化对设区市地方立法精准回应市域社会治理制度需求提出了新的迫切需求。目前设区市地方立法回应市域社会治理制度需求主要存在缺少定型的市域社会治理立法基础理念支撑、统一的市域社会治理立法核心要素指引和系统的市域社会治理立法制度规范体系等问题。设区市地方立法回应市域社会治理制度需求应当体现三个方面的价值定位：一是以立法的统一规范功能凝聚市域社会治理理念共识;二是以立法的制度统摄功能凸显市域社会治理主体地位;三是以立法的制度整合功能优化市域社会治理制度体系。设区市地方立法应当以“集约化”立法思维构建市域社会治理制度框架,以“本土化”立法思维构建市域社会治理制度规范,以“落地化”立法思维强化市域社会治理制度操作性。     

第一书记制度实践的差异化类型及其形塑机制

第一书记制度是我国扶贫领域的一项制度探索和创新,其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化的特征。第一书记制度的进村,在村庄层面实现国家治理和基层自治的对接,形成了具有差异化的治理结构和实践样态。村庄调研发现,第一书记制度与村庄社会的互动存在三种关系模式：包办替代型、合作辅助型和被动疏离型。这一实践差异由村庄的资源基础与治理能力、地方政府的村庄定位与资源匹配以及第一书记的个人资源网络与职业追求三方面形塑而成。第一书记制度在实践中产生了精准性和可持续性问题,优化第一书记制度绩效应从组织体系再造和资源精准对接两方面展开,以推动村庄内生脱贫潜能和自主发展能力的提升。     

农民的制度创新何以可能?——改革初期农民制度创新的成因及启示

在传统解释范式中,农民的制度行为带有天然的保守性,难以实现制度创新,而改革初期的中国农民却以一系列的制度实践展示了难得的制度首创精神。这是如何实现的?改革初期的农民制度创新,是在"现实制度需求的直接推动下,以乡土传统为纽带,以集体化传统为依托,在乡土精英的主导下"实现的,具有乡土性和制度化的特征。在新农村建设和新城镇化背景下,应从构筑新型的农民与制度关系、发掘农村社会资本、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等三个方面促进农民的制度创新实践。     

中国信访制度之现代转型

信访是极具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信访行为及其相关制度的存在和发展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在经历社会转型的过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背景下,信访行为呈现出新的特点,与此相关的信访制度也面临着由传统到现代的理性选择。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形成的框架内,信访制度的设计与安排应当摆脱传统政治思维的桎梏,逐渐实现信访制度的去政治化,信访机构的多元设置要通过更为规范化和制度化的程序,充分实现其化解社会矛盾的功能。此外对公民所享有的信访权利的定位也要实事求是,从现有的宪法权利和法律权利体系的实际状况去考虑。通过审慎的思考使信访制度能够更好地为社会稳定及发展提供一种有效的保证方式。     

空间表征与象征秩序：桂西南壮族乡村治理中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重塑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基层工程。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重塑,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基层治理机制的内在需要。桂西南壮族地区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的多维耦合空间,表征出“文化空间”“空间表征”“象征秩序”三个维度的空间生产特性。在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自治法治德治”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中,乡村治理中的个体实践能动性、内在价值动能性和社会互动礼俗性,诠释出了地方传统在乡村治理中的价值重塑效能。     

汉代医疗保障制度初探

两汉时期为国家医疗保障制度初步发展时期,制度简陋。大体上讲,汉代医疗体系可以分为中央、地方、专门三个层次。中央和地方医疗体系,主要服务于贵族和官员,专门医疗体系是为完成特定职能服务的。民间缺乏医疗保障,只是在发生重大灾害时,中央和地方政府才提供医疗援助。     

制度性自治：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村民自治创新

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的推进,国家加强对基层治理的管理,如何通过接入国家力量提升村民自治能力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新命题。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村民自治面临熟人社会基础不断瓦解、治理限度不断凸显的困境,难以适应农村社会发展需要。地方政府以资源下乡为抓手,从治理资源、公共权威、公共规则三个方面加强制度供给,形成了新型村民自治制度。地方政府将基层治理纳入国家制度体系的同时保留了村民自治,通过接入国家的力量提升了村民自治能力。新型村民自治与农村基层治理的“非程式化”“复杂化”特点相适配,是接入国家力量且保持基层自主性的新型基层治理模式,区别于国家力量支撑不足的社会性自治和国家力量消解村民自治的行政科层制。在我国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充分重视基层治理的特点,将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有机结合起来。     

蒙医药行业法律制度建设现状调查研究——以内蒙古自治区为考察重点

蒙古族传统蒙医药知识作为民族传统医药的组成部分,在治病保健等卫生医疗健康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蒙医药行业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的同时其保护体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通过法律手段保护蒙医药行业的传承与发展无疑是法治社会最合理有效的途径之一。目前我国关于蒙医药行业的法律制度包括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两部分,但在制定的层次和内容等方面都存在着不足,需要从构建专项法律保护体系和建设特殊保护途径等方面进一步加以完善。     

论湖南民间金融规范发展的制度构建

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为湖南民间金融规范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湖南可充分利用国家对"两型社会"建设金融政策支持优势,通过地方立法,构建民间金融规范发展制度体系,实现民间金融法律化发展。湖南民间金融构建应在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基础上充分发挥政府的推动作用,应坚持政府适度干预、公平竞争、金融效率与金融安全并重、遵守地方法治等基本原则,并在民间金融准入退出、登记、经营引导、风险控制、信息公开、监管等方面构建完善的制度体系。     

中国刑事公诉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的公诉制度一方面受到世界法制发达国家诉讼制度的影响,其中主要是大陆法系国家,另一方面也内发于我国的政治制度与司法实践的具体经验.因而,我国的公诉制度有其自身的独有的特点.其中最本质的地方体现在我国的公诉权从属于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在社会矛盾增多和日益复杂化的当下,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至关重要,改革和完善具体的公诉制度则对于缓解社会矛盾,保护人权和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宪法视野中村民自治制度的立法完善

村民自治制度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自治制度,是区别于主权自治和地方自治的基层社会自治。村民自治制度是国家和社会二元化权力发展的要求和结果,体现了中国宪法中国家与社会互相分权的发展趋势;落实了人民主权的宪政理念,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性质;实践了宪法上的人权原则,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村民自治权具有宪法基本权利的属性,应在宪法中明确村民自治的宪法地位与村民自治权的基本权利性质,并制定出关于村民自治的《村民自治法》。     

农村自我养老的制度配置及其社会功能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自我养老呈现出扎根中国大地、承载国家制度体系与资源配置的显著特征。农村集体成员权、农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乡村秩序以及乡村自组织共同构成自我养老的制度配置,彰显其在提升老人自养水平、协调老人自养与家庭发展、稳固国家乡村蓄水池等方面的社会功能。然而,在我国农村养老体系及其实践中,仍存在忽视自我养老价值功能、制度体系配置不完善等瓶颈问题。推进“以人为本”中国式农村现代化,须在构建包括自我养老在内多元养老体系的同时,从优化集体成员权、创新农地制度、细化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社会自组织四个方面寻求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