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园三诗人”诗歌艺术特色论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有三个年龄不等、籍贯相异的文学青年,他们出于对知识的渴求,对艺术的真诚,带着二十几岁年青人的一颗充满理想与追求的心先后迈进了汉花园(当初北京大学所在地)。这三位青年就是后来享誉现代文坛的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他们将大学时代所写的诗,合辑为一本精致的诗集《汉园集》,收入郑振铎主持的“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汉园集》的出版为三位青年赢得了声誉,从此他们被现代文学史家称为“汉园三诗人”,在三十年代的中国新诗史上留下了各自探索和开拓的足迹。其中卞元琳专志诗作,何其芳兼写散文,而李广田的兴趣最广,初吟诗,继发散文、小说,后又尝试文学批评。因卞之琳独守诗坛,所以诗作较何其芳、李广田二人为多。“汉园三诗人”既受惠于西方现代诗,又受惠于中国古典诗歌,因此给人的感觉是中国新诗开始走向成熟。     

茅盾与我国新诗运动

我国现代诗歌,如果从“民七的新诗运动”,即一九一八年一月《新青年》四卷一号开始发表新诗算起,至今已有六十多年了。回顾这六十多年新诗发展的历程,可以说是与其它文学形式一样,既有长足的进步,又遇到不少曲折和斗争。伟大的革命作家茅盾一生主要致力于小说、散文创作与文艺理论建设,同时还是现代新诗的热情倡导者与有力维护者。他对我国新诗运动的发展,对现代诗人、诗作的评论,对外国诗歌的翻译、介绍,都作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     

论徐志摩诗歌思想倾向的演变

<正> 新诗运动六十年,徐志摩无疑地留下了自己的履痕,茅盾曾评价徐志摩是中国布尔乔亚的代表诗人,“是中国布亚开山的同时,又是末代的诗人”。确实,在新诗史上,徐志摩是一个较为独特的诗人。 综观徐志摩的全部诗歌,无外乎是反映政治斗争和社会生活,以及爱情的咏叹与风景描写。但在他的全部作品中,我们却看到了条明显的,对于诗人来说是不甚光彩的痕迹。即:作品的思想性愈到后来愈灰暗。诗人诗歌的思想倾向,有着完整的演变过程。     

赵树理建国后的小说

别林斯基认为,“越是优秀的诗人,越是属于他所生长于其中的社会,他的才能的发展、倾向,甚至特性,也就越和社会的历史发展紧密地联结着。”可以说,赵树理就是这样的“优秀的诗人”。他是属于他所生长的革命时代,并和革命历史的发展紧密联结着的“诗人”,是从人民生活中取来火,又去照亮人民心灵的“诗人”。     

何其芳的新诗理论与批评

何其芳的新诗和散文以及在文学史研究中的成就已经成了研究者的共识。何其芳的新诗理论与批评有着相当的重要性,如对新诗本体的认识,对诗歌发展道路问题以及民歌的看法都有很大的启示性。何其芳认为判断是不是诗并不在于简单的外在的分行排列,而在于要尽可能提供感人、新鲜、深刻的内容和相当优美的艺术表现形式。诗的表现形式在不同的时代、民族和具体的诗人都有着个性和独特的创造,但是其共同的特征是有着形象的优美与丰富,语言的精练和谐、富于音乐性。同时,可贵的是,何其芳在肯定新民歌的思想和艺术成就时,也指出民歌体是有局限的,不是完美无缺的。当然,由于时代和个人的因素,他的新诗理论与批评也有着不可避免的缺憾。     

从心灵中炼制出的诗——论朱自清艺术语言的感性特征

与“意在表现自己”的美学理想相一致,朱自清是以其独特的心灵来炼制他感性强烈的“诗性语言”的。精微奇特的生命感觉和艺术感觉,丰富奇俏的表象联想与想象,艺术通感的高频率运用,使其艺术语言成了他主体感觉与心理意象外化的符号;情绪、情感与心理意象画面的交融揉合,不同色调、风格、句法构造的丰富多彩的抒情文字的生成,又使其艺术语言成了他主体情绪与情感外化的符号。     

《我的记忆》与戴望舒的创作个性

一艾青说过:“每个诗人有他自己的一个请神”。这个“诗神”就是创作个性。每个诗人的“诗神”,都使他(她)唱出自己独特的歌。戴望舒诗歌的创作个性的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他开始写诗时受到中国传统诗歌及当时盛行的新月派诗风的影响。他早年习作《旧锦囊》在表现愁眉苦脸、孤苦抑郁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情调,注重格律、讲究词藻的写法上都明显地带着新月派的印记。然而比起新月派诗人徐志摩、闻一多来,又表现     

略论何其芳诗歌风貌的变迁

何其芳是我国现代文坛上享有盛誉的诗人、散文家、文艺理论家。但他却是从诗歌开始文学生涯的,而且在诗歌创作道路上跋涉了整整半个世纪。综观何其芳的诗作,我们有一个明显的感觉:诗人朝着革命化的方向痛苦而赤诚地嬗变着自己。他诗歌风貌的变迁——内容上从“望着天上的星星做梦”到“为少男少女们歌唱”;风格上从绮丽委婉到朴实明快;形式上从雕琢精巧的格律化到明白晓畅的自由体,转而又复归到现代格律诗的“之”字形——表现出了革命诗人可贵的探索精神。 诗人的嬗变,欢乐与痛苦同在,成功与失败俱存。然而,这甜酸苦辣、成败得失,不仅仅属于何其芳一个人,它属于一代进步知识分子,属于整个时代。它反映了我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的曲     

飘在空中的瑰丽的云——简论何其芳《预言》的意象

闻一多把田间的诗比作鼓点,胡风说艾青是吹芦笛的诗人,何其芳则把自己的《预言》比作飘浮在空中的云。他说:“我的第一个诗集即《预言》。那是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七年写的。那个集子其实应该另外取个名字,叫做《云》。因为那些诗差不多都是飘在空中的东西,也因为《云》是那里面的最后一篇。”(《〈夜歌和白天的歌〉初版后记》)《预言》虽然是飘在空中的“云”,但是又瑰丽多姿。李健吾认为《燕泥集》(收在《汉园集》里,共十六首诗,这些诗也收入《预言》中)风格绮丽,何其芳要的     

穆旦：翻译作为幸存

作为中国上个世纪1940年代最为杰出的诗人之一,穆旦在1950年代后转向了诗歌翻译。结合“诗人穆旦成为翻译家查良铮”的“外因”和“内因”,从“翻译作为幸存”的角度,可深入考察和揭示穆旦转向诗歌翻译对他本人和整个中国现代诗歌的重要意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穆旦从事翻译具有了心灵寄托、“精神存活”和一个诗人曲折的自我实现的意义,他的才华没有像众多诗人那样遭到历史的扭曲和荒废,而是以“翻译的名义”侍奉于他所认同的语言与精神价值,并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在文革后期,诗人对英国现代诗歌的翻译,不仅促使了他一颗诗心的苏醒,也在那个时代恢复了中国新诗对“现代性”的追求。他的那些优秀译作和他的诗篇一起。已共同构成了“我们语言的光荣”。     

论艾青诗歌立意的独特性

艾青是推动一代诗风的巨匠。半个多世纪来，诗人的诗魂依附在祖国多难的土地上，诗情进发于时代的奋进中。我们从诗人的作品中听到了历史的回声、人民的呼唤，感到了人类永不停息的对光明的追求和对未来的希望，从而获得一种深切的鼓舞和巨大的精神力量。诗人歌唱他所生活的伟大而独特的时代，伟大而独特的时代也哺育着、铸造着、王成者属于它自己的伟大而独特的诗人。诗人向我们展示的是在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他自己与时代生活息息相关的积极易备、丰富美好的心灵世界。在艾青整个创作生涯中，有一种持续的诗歌精神，那就是："植根于…     

中国纯诗最早的个人与时代记忆——周作人与中国纯诗

20世纪20年代,周作人对象征主义“纯诗”的译介,是30年代“现代”诗人的中国纯诗运动的重要理论与艺术准备。他1919年所译法国象征诗人果尔蒙的《死叶》,在新文学的象征诗译作中,最早兼顾了生命质感与形式因素的完整性。之后,他不断修正自己早期的平民化艺术观,主张新诗要把现代中国人“在忙碌的生活”中“浮到心头”又“随即消失的刹那的感觉”“幽微而深邃”地表述出来。周作人对象征诗艺的兴趣,是中国纯诗最早的个人与时代记忆。     

口语与文学语言:新诗的一个关键问题--兼与郑敏教授商榷

新诗的发展的一个历史传统,就是将胡适所提倡的白话如何由一种散文化的口语发展为文学语言。这方面的成就应该说是确定无疑的。因此,新诗不仅是有自己的文学语言,而且已经有了相当成熟的文学语言。杰出的诗人创造自己的语言。白话已经提供了新诗写作基本的一种需求,一个诗人不应该去怀疑一种语言是否已经可以达到表达的需要,而应该怀疑自己是否能够用写作来创造出满足这种表达需要的语言。     

论艾青国际题材的诗

l 半个多世纪来,艾青紧紧追踪着时代,瞩目于世界,以他卓著的成就步入世界大诗人的行列。在现当代的中国诗人中,似乎还没有一个诗人能家艾青那样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国际友人这样评价艾青:“中国诗坛的泰斗,迷人的艾青。”——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艾青的诗确实写得很美,这些诗给我的感觉超过许多年来任何西方诗人的诗给我的感受。”——新西兰女作家玛利·庆“艾青的诗,政治态度鲜明,表达了他对祖国、对人民、对生活和对大自然的热爱。”——阿尔及利亚教师伊尔什“艾青的诗,虽然是以自己的语言写自己的人民,但诗的思想却超越了民族的界线,读来同样令人生情。”     

“‘密云期’新诗人”新说

在我们的新诗史研究中,从未把30年代中后期涌现出来的一批诗人——“密云期”新诗人作为中国新诗现实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加以重视和研究。有关文学史著作只是把几位重要诗人视为现实主义诗人,而略作孤立的概述。但当我们从群体研究的角度,对“密云期”新诗人的创作成就作具体的分析和整体的考察后,就不难发现,他们在整个新诗现实主义发展史中有不可替代的独特艺术价值和历史地位。     

艾青新诗美学思想初探

七十年新诗发展的历史,从草创到成熟,到新的崛起,经验和教训同样引人注目。艾青的道路,终于到达了中国现代新诗成熟的顶点。为“人民诗人”,为“泰斗”,艾青的新诗创作实绩继郭沫若而起成为又一座高峰,艾青的新诗美学思想作为他创作的指导,其探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1 作为中国现代新诗成熟期的突出代表,艾青的诗以其伟大的艺术成就,为中国现代新诗发展开拓了一条道路。艾青的创作生涯,从大堰河时期到唱“归来的歌”,继续了半个世纪。其间关于新诗的理论探讨。辑有一部《诗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四十年代出版的《诗论》的基础上加入了后期一些理     

论舒婷诗的复调情感

中国“诗言志”的传统,曾几何时被“文以载道”的命题所取代,并俨然占立于中国文学的正堂,成为正宗的传统.无独有偶,新诗六十年的发展,亦以五四时期的言志起讫,渐渐地被强大的文以载道的传统牵进了社会生活的功利圈,使新诗重新面临着两难的选择,这就是舒婷这一代诗人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一方面是诗作为表现情感本身的强烈内驱力的诱使,另一方面是根深蒂固的社会功利性的强力指向。然而,舒婷这一代诗人的成功,也正在于藉着浪漫主义精神的张扬,挣脱了社会功利的束缚,使诗的情感生命得以突现,从而拨正了新诗的滑行轨道,为新诗的发展,繁荣确立了又一个坚实的基点。     

微场景:汉语新诗的审美亮点和思想力量

汉语新诗中的微场景,有别于诗词意象和意象群,是指诗人在世俗生活中,心灵突然受到外在事物的撞击后,用诗性语言把自己的所见所思营造成具有瞬间性和单纯性特点、有着深邃情思内涵并极富影视感与审美亮点的"在场"。赏读具有哲学意味的新诗微场景,有助于我们将心灵转向自身,进入高尚的内心生活和纯洁的精神活动。     

“‘密云期’新诗人”新说

在我们的新诗史研究中，从未把３０年代中后期涌现出来的一批诗人──“密云期”新诗人作为中国新诗现实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加以重视和研究。有关文学史著作只是把几位重要诗人视为现实主义诗人，而略作孤立的概述。但当我们从群体研究的角度，对“密云期”新诗人的创作成就作具体的分析和整体的考察后，就不难发现，他们在整个新诗现实主义发展史中有不可替代的独特艺术价值和历史地位。     

寻找春天的路标——诗集《紫金花》读后

著名诗人冯亦同的诗集《紫金花》是熔铸了诗人身处“时空”的博爱与情思、拥抱着他所萦念的“大我”与“小我”的“个性化写作”，这不仅表现在题材重大、格调高扬、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诗作上，也更多地面对生活中的“平凡”与“渺小”，指触“崇高”与“光明”之外的各个角落。他在新诗创作中十分注重形式美，提高了诗作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对拓宽新诗创作思路，加强新诗形式建设，是十分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