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用公款罪转化为贪污罪的条件

1997年刑法修改前,司法解释将挪用公款不退还的情形规定以贪污论处,在当时被理论界批评为客观归罪,有悖定罪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1998年司法解释将挪用公款后客观上有能力退还主观上不想退还的情形排除在挪用公款罪之外,转而以贪污论处,是以不退还、拒绝退还等客观结果推定贪污目的的存在,仍然是一种客观归罪。能够证明挪用公款主观目的向贪污公款主观目的转化的事实,不是非法占有公款的客观结果,而是非法占有公款的行为和过程。     

挪用公款不退还行为的定性之我见

本文认为：《刑法》第384余所指的“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应限于行为人挪用公款后想退还而因客观原因无法归还的情况。如果挪用公款后主观上不想还而事实上也未退还的．应以贪污罪论处。这种情况下的贪污行为与先前的挪用公款行为不存在转化犯关系，而是分别符合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的犯罪构成，但考虑两种打为的关联性而仅以贪污罪一罪论处。     

侵占罪适用问题探析

侵占罪是侵犯财产罪中的一个新罪名。通过分析人对物持有、支配关系的主观意识 ,遗忘物和遗失物的区别和行为人拒不退还或者拒不交出的时间 ,界定了侵占罪与盗窃罪、侵占罪与不当得利 ,进而指出侵占罪的具体构成要件是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 ,将他人的遗忘物非法占为己有 ,数额较大 ,案发前拒不交还的行为 ,旨在解决由于法律条文抽象性和相关司法解释滞后性的矛盾 ,使法官在实际工作中做到客观、公正的评判。     

挪用公款罪客观认定评述

挪用公款后的具体用途体现了"公款私用"的程度,应该成为挪用公款罪的构成要素.理解挪用公款罪中的"使用"应当从货币的职能出发,凡是对货币五种职能进行利用的行为,都是使用货币."挪而不用"分为纯粹的"挪而不用"和不纯粹的"挪而不用",前者是指挪用时没有特定使用目的的挪用,其实质是贪污,后者指以特定目的进行的挪用,但尚未将公款用于该特定用途的行为,该情况构成挪用公款罪既遂.     

挪用公款罪中的“公款”及相关几种“挪用”行为性质的认定——兼与熊选国博士商榷

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客体首先是国家财经管理制度和“公款”的占有和使用权,其次才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公款”应当限于“具有直接支付功能的公共财产”。“挪用”有价证券、定期存单和作为结算依据的金融凭证等均不属于挪用公款。“国库券被司法解释拟制为公款”的观点值得商榷。“以使用变价款为目的挪用公物的行为以挪用公款罪定罪处罚”的观点,与“从实质上把握‘公款’的内涵”的观点不宜推广。有必要厘清挪用公款犯罪客体的内在属性,理顺立法、司法思路,考虑在立法上单设“挪用公物罪”、“挪用有价证券罪”和“滥用金融凭证罪”。     

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界定

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在本质上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基于个人意志,为了个人目的和个人利益而非法支配公款。这里的“个人”是指作为挪用人的国家工作人员本人,而不是指实际使用公款的人。实际使用公款的人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单位。因职务内容的不同,国家工作人员构成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情形也不同。在一定条件下,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行为也会附着在单位行为身上伴随单位行为而发生,但不能因此认为单位行为也会构成挪用公款罪。     

民企发展视野下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司法认定从宽适用的路径选择

当前集资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认定还存在三个误区:一是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就被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二是占有集资款后出现经营困难而携款潜逃就被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三是只要出现集资款不能返还的客观结果就直接被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对此，在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背景下，对集资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需要结合商事思维、商事特性选择从宽适用。一是对使用集资诈骗方法非法集资的情形，需要结合集资活动处于商事场域的特殊“品性”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不能一概而论。二是在获得集资款时间界点之前、之时还是之后，也不是认定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有无的必然要件，而是要根据具体案情区别认定。三是在不能返还非法集资款的情形下，行为人并非一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需要区别不同情况判断:如果出现无法预见的客观事由阻却返还情形时，不能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如果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却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可以按照刑法谦抑原则选择从宽，不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侵占罪若干问题研究

侵占罪是我国１９９７年刑法增设的新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或者合法持有的他人遗忘物、埋藏物非法据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或拒不交出的行为。其特征为：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在客观方面,行为人实施了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或者合法持有的他人遗忘物、埋藏物非法转归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或拒不交出的行为。在主观方面是故意以非法占为己有为目的。侵占罪的既遂与否应取决于侵占行为是否齐备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如果齐备法定的构成要件,就成立侵占罪既遂,即应以“拒不退还或拒不交出”为标准。在认定侵占罪时,还应划清侵占罪的罪与非罪、侵占罪与职务侵占罪、侵占罪与盗窃罪等的界限。     

关于许霆案的刑法分析

许霆利用银行自动柜员机出现故障的机会大肆超额取出现金的行为,不构成侵占罪,也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而是构成盗窃罪。许霆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在客观上实施了以平和方法将银行占有的资金转移为自己占有的行为。许霆的行为属于“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情形。但由于银行方面的过错所产生的巨大金钱诱惑,期待许霆选择不超额提款的可能性降低。因此,许霆的主观恶性程度较一般盗窃行为更低。应根据刑法第63 条第2 款的规定,对许霆减轻处罚。     

犯罪构成视角下不宜评定刑事责任能力适用问题研究——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74份判例的实证分析

毒品所致精神障碍者的刑事犯罪呈现出暴力犯罪倾向，犯罪后果严重，社会危害性大。多数判决对不宜评定刑事责任能力的适用采取搁置态度或没有采用法学、医学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评价，形成了量刑不均衡矛盾及回避分析适用困境。需要从犯罪构成视角全面检视不同的摄入毒品情形对主观因素的影响，反思毒品所致精神障碍与犯罪主观因素、犯罪行为过程、刑事责任能力认定及犯罪结果之间的关联。科学合理评定刑事责任能力应合理吸收借鉴域外自愿“醉态”主观过错认定规则，秉持客观主义立场，以犯罪构成的客观要素为逻辑基础，保持主观恶性与客观危害的认定相统一，从行为事实发生的规律、逻辑顺序出发，整体关联案发前后的各种客观证据，构建客观的行为发生要素结构体系，形成客观归罪与主观出罪的综合评定刑事责任能力的适用路径。     

“套路贷”司法适用问题探究

目前,"套路贷"案件的办理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诈骗罪罪名适用不当,部分司法机关机械套用司法解释的规定,在被害人明知有"套路"仍借款的情形下,依然认定行为人构成诈骗罪,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二是犯罪数额认定过高,未扣除本金所产生的合法利息,导致量刑畸重,客观上加重了对行为人的处罚。正确处理"套路贷"案件中的司法问题,必须以罪刑法定原则为前提。如果被害人明知有"套路"而继续借款的,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诈骗故意,其行为应以非法经营罪论处。为确保罪刑相适应,司法机关在进行犯罪数额认定时应扣除本金产生的合法孳息。     

挪用公款罪的立法修改完善问题探讨

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应当将属于"公物"的"一般公物"与"特定款物"都列入其范围;挪用公款罪的客观要件应当保留"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构成前提与"数额构成标准";挪用公款罪的主体不宜缩小,更不宜将"国家工作人员"改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挪用公款罪从其自身性质以及与同属贪污贿赂罪的贪污、受贿、私分国有资产等罪名的关系来看,应当增设罚金刑或没收财产刑才与之刑罚相当;挪用公款罪罪名称谓的完善改为"挪用罪"是比较有价值的.     

千万公款打造豪华爱情，哪里有永远的财色双收

本文新闻背景：2004年，湖南省吉首市国土局原党组书记、副局长杨祥云涉嫌贪污巨额公款被依法传讯到检察院？办案人员从杨祥云的供述中惊奇地发现，他贪污1495万余元公款的主要原因，竟是因为自己与情妇刘清芳签订了一纸“婚外协议”．协议约定在两年内将资金积累到1000万元的情况下，选择跟各自原配离婚然后结为夫妻为了达到目的，杨祥云从此伙同刘清芳不择手段地侵占公款来打造爱情和婚姻，结果俩人结婚不到半年就双双落入法网……     

违法乱纪必自毙

2005年8月17日,在郑州市纪委举办的”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展”上,刚刚调查完结的原郑州市中原区检察院检察长胡志忠贪污,受贿、腐败案件吸引了众多参观者的视线。胡志忠挪用公款250万元,侵吞下属企业公款356万元全部据为己有,并让其妻陆续转往深圳用于购房,投入股市、兑换外币。胡志忠还从事     

非法占有目的：犯罪成立体系的比较

在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理论发展过程中，目的犯的目的首先作为责任要素，最终发展成为存在于犯罪构成该当、违法、有责之中都存在的要素。在我国的犯罪构成体系中，非法占有目的作为选择要件与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方面、犯罪客体都存在有机的联系，非法占有目的在刑法中具有存在的必要性。     

“公贿”现象

“公贿”现象●“公贿”是一种深层次的腐败现象●“公贿”案件的滋生必须引起足够重视树欲静而风不止。当我们对“公款吃喝”、“公费旅游”等一系列公款私用的丑恶行径深恶痛绝，并花大力气治理之时；当我们不断加大反腐倡廉力度，严惩那些贪污、贿赂、挪用公款，中饱私...     

自动驾驶汽车对生命紧急避险的刑事责任

自动驾驶汽车为保护车内乘客，在躲避不及时对生命紧急避险并造成路边无辜第三者死亡的严重后果之情形，行为符合故意杀人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且不具有违法性阻却事由，不能排除该行为的违法性。自动驾驶汽车属于强人工智能，其行为方式本质上是将设计者编写的程序转换为现实行为，不具有主观意志与道德色彩，也无法自主做出行为，故不能成为刑事责任主体。设计者与生产商明知可能会发生此情形而仍设计该程序并生产该自动驾驶汽车，主观上对结果至少存在间接故意，应成立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主体。该情形之下的消费者不具有期待可能性，故将其责任阻却。     

担保行为中的挪用公款犯罪问题评析

挪用公款罪是多发性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而且犯罪方式日趋多样化、复杂化.司法实践中,国家工作人员擅自将公款以单位名义为个人债务提供担保,能否构成挪用公款罪争议较大,常导致处理结果上的重大差异,严重损害了法律的严重性.     

金融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之思考

目的犯是指以具有超过罪过要素的一定主观目的行为为必要的犯罪,以此标准判断金融诈骗罪是目的犯,要求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作为目的犯的金融诈骗罪立法上是不周全的,应当把金融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全部规定为明示,司法中采用推定的方法,在立法中增加非目的化的金融诈骗犯罪。     

重构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法律内涵

非法占有目的是决定一个特定金融诈骗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此罪或彼罪的决定性条件,将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界定为行为人在实施金融诈骗犯罪行为时主观上所具有的意图非法控制或支配他人财物并且使该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控制的心理态度,能够全面反映非法占有目的基本特征,同时也能够满足以犯罪目的理论为基础和遵循金融行为及金融诈骗行为自身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