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汉诗引用《诗经》的方式及其学术意义

日本汉诗推崇《诗经》,常用《诗经》的语言和表达形式进行创作,主要表现为对《诗经》中的诗题、诗句、诗词、意象的引用和化用。日本汉诗引用《诗经》形式的多样性显现出,日本汉诗对《诗经》从刻意模拟、融会创新逐渐到适合日本文化审美需要的不断探索。日本汉诗引用《诗经》时不仅重视继承《诗经》所蕴含的文学灵性,而且在内在精神上与"温柔敦厚"的诗教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显现出对《诗经》政治教化功能的继承。这种学中有创的引用《诗经》的方式使得日本汉诗修辞优雅、婉转含蓄,丰富了日本汉诗的表达方式,提升了其表现力和文化内涵,彰显了《诗经》在日本的文化影响力,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日本汉诗对王维三言绝句幽玄风格之受容

试论日本汉诗对王维三言绝句幽玄风格之受容马歌东陕西师大中文系千余年来．王维诗歌曾给予日本汉诗以多方面影响，本文拟着重探讨的，是日本汉诗五言绝句对王维五言绝句幽玄风格之受容。在日本平安时代前期学者藤原位世（？—８９８）所撰之《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著录...     

日本汉诗研究的演进脉络与发展趋向

日本汉诗研究几乎与日本汉诗本身同时发轫,经由王朝时代、五山时代,至江户时代才真正进入现代意义上的研究阶段。明治维新以后,尽管日本汉诗不可抑制地走向衰微,日本汉诗研究却呈现出日渐隆盛的趋势。中国学界对日本汉诗的关注要远后于日本学界,而且对后者的研究成果多有借鉴。如果说日本汉诗是中国古代诗歌流播至东瀛的产物的话,那么日本汉诗研究则显现出一种反向的流程,彼此的演进脉络十分清晰。这恰好从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两端上体现了文化交流的双向循环与互动。至若展望今后日本汉诗研究的发展趋向,则应致力于全方位推进、深层次观照和多维度探讨。     

汉诗的东渐与流变——日本汉诗

日本汉诗是中国诗歌东渐日本的文化结晶,是汉诗最大的海外支脉。在共同的文字基础上,随着对汉诗的不断受容与扬弃,日本汉诗逐渐将域外文化与自身的民族性相融合,走向了自己的审美情趣与文学传统,同时在语言文字、内容题材、汉诗训读方面创新求变,最终完成了汉诗的本土化嬗变,使日本汉诗获得了不同于中国诗歌的异质特性,成为源于汉诗而又异于汉诗的日本的汉诗。     

日本汉诗对王维诗之空寂、幽玄美的受容——兼谈“汉诗日本化”的形成过程

对王维诗之空寂、幽玄风格加以受容,是日本文学民族性在具有一定发展程度的日本汉诗中的初步体现.而受容方式的发展本身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汉诗的演进历程,即如何从对被受容者的简单模仿逐渐上升到对其神韵的领悟与摄取.随着受容方式的演变,日本文学的民族性在汉诗这一外来形式下逐渐得到更自如、更完满的体现,最终达到"日本的汉诗"之境界.     

中国文学对日本平安时期物语文学的影响——以《竹取物语》《伊势物语》为中心

《竹取物语》《伊势物语》分别是日本最早的虚构物语及和歌物语,这类单纯描写私人感情的浪漫文学似乎颇受日本读者喜爱.不但作品本身超越时空流传至今,而且这种文学样式亦影响后世,成为日本文学的主流,并确立了日本文学无政治性的传统.然而,作家创作之时,为了顺应汉学风潮,也为了使物语内容更为丰富、情节更为生动,除了在作品里融入大量与该物语主题有关的,具有传奇性、浪漫性的小说、汉诗文外,还撷取具有讽喻性、教育性之汉诗文里的各种语汇及知识,使得两部作品都洋溢着浓郁的汉文学风味.     

谈旧体诗词在目前文苑中的情况

我们是诗的古国,诗的根子源远流长,从《诗经》时代起直至“五四”,长长几千年,可以说一直是旧诗的世界。直至现在,人们也还是喜爱它,一幅国画画成了,总想用旧诗作些题句来为它增辉。它还越出了国界,在日本,在东南亚,人们称我们的旧诗为汉诗,好些人能够写出合格的作品来。越南前辈革命领袖胡志明写汉诗很有根底,这几年在报上看到的黄文欢的汉诗,也是格律严谨、诗趣盎     

从《文镜秘府论》看日本诗学的继承与创新

日本歌体论的许多分类名目和汉诗对属都来自中国诗学，这说明了《文镜秘府论》对日本诗学的直接影响；但日本诗学在发展中又经历了一个本国化的过程，即使那些与中国诗学风体概念有相通之处的歌体论，也融入了日人的独特认识，日本诗学对中国诗学的吸收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创新过程。     

日本汉诗中的"和习":从稚拙表现到本土化尝试

日本汉诗中的"和习"是日本人最初尝试汉诗文创作时不可避免的现象,而经过长期吸收、消化中国文学之后,日本人在创作汉诗时为了体现民族文学特色,有时故意在诗文中表现日本语的特点即"和习",这应该看成是汉诗日语化(本土化)的表现形态之一,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使日本汉诗内容与形式趋于和谐统一.     

论日僧空海对中日文化交流的贡献

日僧空海曾随第１７次遣唐使团留学长安,广泛涉猎密宗佛学、中国文学、文字学和书法等学科。回国后,他创立日本佛教真言宗即“东密”,历久昌盛不衰。空海长于草书,并为创造日本文字平假名作出过贡献。他还尊奉孔子“有教无类”学说,创办了日本首家公学。他所著《篆隶字书》,为日本现存最早的汉字辞书。其诗论《文镜秘府论》,推动了日本汉诗的创作;诗词文赋集《遍照金刚性灵集》对传播中国文化起到巨大作用     

《资本论》日译者与古典诗人陆游的邂逅——河上肇《放翁鉴赏》介评

河上肇是日本最早译介马克思<资本论>的学者,日本侵华战争时期他被迫隐居,沉浸于古典汉诗世界.他在学写汉诗的同时,特别选择陆游作品而倾心研究.写成日本汉文学史上第一部<放翁鉴赏>.他"最爱放翁诗"的根本原因是,以抗金诗人陆游为榜样寄托他本人抵抗日本侵华战争的情志,并从中汲取精神力量.河上肇的<放翁鉴赏>不仅从一名日本"汉诗人"角度,对陆游诗歌作出了新颖独特的解读,实践了古典汉诗的现代价值与跨国意义,而且从一位<资本论>著名译介者的角度,提示了古典汉诗文与现代马克思学说之间的精神相通性.     

《平家物语》与白居易诗歌

《平家物语》是日本物语文学的代表作之一.成书于13世纪,记叙了12世纪末期源氏与平氏对政权的角逐.对这部物语的研究,无论日本学者,还是中国学者,都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对于《平家物语》中汉诗的研究,尤其是对《平家物语》中白居易诗歌的研究却少之又少.本文拟讨论《平家物语》中的白居易诗歌,分析说明白居易诗歌在《平家物语》引用的目的及作用.     

唐诗选本的日本化阐释及其对中晚期日本汉诗创作的影响

<三体唐诗>、<唐宋千家联珠诗格>和<唐诗选>等中国的唐诗选本传入日本后,日本的知识阶层和出版界人士根据日本人学习汉诗以及商业的需要,对它们进行了日本化的种种阐释和重新建构,使日本汉诗演变成为一种既符合中国诗歌的既定规范,又与日本人审美情趣逐渐接近的特殊文体,为汉诗的普及作出了贡献.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中日文献语言学视角下灾害话语的回溯与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期间,日本捐赠给中国物资上写印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等诗文韵语引起了中华儿女的普遍共鸣。对长屋王的日本汉诗《绣袈裟衣缘》"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进行佛教文学文本话语回溯,对《唐大和上东征传》所记载的鉴真东渡日本时携带的《大涅槃经》进行佛教文献语言学研究,进而提出,关注和研究中日文化传播交流史、巩固和拓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在全面吸收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同时,更应该考虑广泛地重新挖掘承载中日文化内涵的历史文献材料。     

论李仁老汉诗与中国文人之关联

李仁老是朝鲜高丽朝中期的重要诗人,其汉诗数量高达1500余首,遗憾的是大部分都已失传,只留有《破闲集》、《补闲集》和《东文选》中的部分诗作.通过研究现存的110多首汉诗发现,李仁老不仅积极学习陶渊明、李白、苏轼等中国文学家,从题材、人物、辞藻等方面创造性地运用中国文学,表达了自身的志趣和思想感情,同时,也有身处武臣执政下文人“欲归不甘、欲仕不能”的矛盾心境,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文化主体性.     

基于象似性的英汉诗歌对比研究——以《雨巷》为例

象似性的研究始于符号学,但随着学者们对其认识的加深,它被纳入到认知语言学研究的范畴中,从而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迄今为止,关于象似性的研究较为集中于句法层面,实际上象似性也广泛存在于语篇层面。在此以戴望舒的《雨巷》及唐书哲和徐文东共译的英译本《雨巷》为语料,拟从映像象似、拟象象似、隐喻象似三个方面来研究英汉诗歌中象似性的异同以及象似性理论对英汉诗歌翻译的启示。     

"敕撰三集"与日本诗坛风会

日本平安朝初期的诗坛风会较之近江、奈良朝的诗坛风会,既有相异的一面,也有相同的一面,而这都充分反映在"敕撰三集"中.就相同的一面而言,将汉诗当作娱情遣兴的工具和崇文尚雅的游戏的倾向依然十分严重.至于相异的一面,则主要表现在摹拟六朝诗的倾向已为模仿唐诗的趋势所代替.这种变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汉诗的进步.     

日本汉诗与古代东亚各国的文化交流

汉诗作为古代东亚各国共同的文学样式,在古代日本和中国以及东亚其他国家或政权的文化交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东方各民族文学乃至世界各民族的文学关系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日本奈良平安时期、五山时期以及江户时期对使用汉诗作为交流媒介与东亚各国或各政权的政治及文化交往表明,古代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具有深刻的渊源关系。     

探索现代汉语诗歌的本体维度——论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的诗学意义

<正> 厚达700多页的《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以下简称《演变》)不能说是王光明学术历程的总结之作,但绝对是他学术生命中的一次颠峰体验。在重述中国现代诗歌的百年历程、在辨析“现代经验”、“现代汉语”、“诗歌本体要求”三者互动关系的诗性言说之中,王光明尝试了一种可以称之为“现代汉诗”的诗歌本体话语的建构。     

论日本江户时代以诗为教的道德教育——以汉学私塾咸宜园为例

日本江户时代民间最大的私塾咸宜园通过开设汉诗课程进行道德教育,这种以诗为教的教育模式的形成与江户私塾存在的门人行为放浪问题,以及塾主广濑淡窗的汉诗观、儒学和诗学素养、学问师承密不可分。广濑淡窗高度评价诗教在情操教育中的作用,并在其汉诗中渗透了政治道德、家庭美德、个体品德教育思想,通过汉诗艺术的感召力,直抵人的心灵唤醒道德思考,从而升华人的道德境界。在这一方面,咸宜园在江户时代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咸宜园培养了具备忠孝道德的弟子,一方面有利于维持德川幕府统治,另一方面又为日本近代化的发展准备了可加以利用的智力资源和道德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