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适《燕歌行》所刺新考

盛唐边塞诗人高适的名篇《燕歌行》（四部丛刊影印明刊本《高常诗集》卷五），今人多认为诗序中所言之“御史大夫张公”即为玄宗时名将张守进，所谓“征戍之事”指开元二十六年《七三八》张守登隐瞒部下败状，“妄奏克获之功”这件事（见《旧唐书》卷一O三“张守检传”）。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卷二在此诗下引《旧唐书·张守传》后即谓“此诗盖隐刺之也。”岑仲勉先生亦谓“此制张守登也。”《读全唐诗札记》朱东润先生主编之《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编之《唐诗选》论及此诗时亦持此看法。傅珐琅先生则对此提出…     

高适《燕歌行》所和之“客”考

《燕歌行》是高适集中的一首名作。对于这首诗的题旨即所谓针对性问题,历来众说纷纭,或云为判张守圭,或云为讽安禄山,或云为泛写边塞战事,等等,令人莫衷一是。这首诗的题旨何以会出现如此众说纷呈的现象呢?我以为是研究者们对《燕歌行》诗序中所涉及的有关问题未弄清楚所致。为讨论方便,兹据四部丛刊本《河岳英灵集》所载《燕歌行》诗序抄录如次:     

论高适《燕歌行》为模仿之作

人们对高适《燕歌行》的本事有多种说法,其实该诗是在模仿前人边塞乐府诗的基础上写成的。该诗的篇章体制因袭了前人拟辞的程式,诗中时空背景的设置、对军中苦乐不均的描写、对“城南”少妇的描写等均源自前人的边塞乐府诗。     

也谈《燕歌行》

对《燕歌行》主旨的理解 ,学术界见仁见智 ,历来存在不同的看法。笔者从高适写诗的背景 ,从作品的基调考察后认为 ,《燕歌行》并非针对具体的人和事 ,《燕歌行》的主旨既非歌颂 ,也非讽刺 ,而是为战士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叹息、不平。     

《燕歌行》的断句分解及其他

曹丕《燕歌行》（“秋风萧瑟天气凉”）的标点历来纷坛不同,莫衷一是。本文以诗歌内在情思为依据,以诗人创作实践为佐证,以诗体渊源为参照,对它进行了新的断句分解,以深入认识这第一首文人七言诗的艺术特色,及曹丕在诗歌创体方面的可贵贡献。     

《指物论》索解

庞朴《公孙龙子研究》说:“《公孙龙子》是诸子书中最难读的一本,而《指物论》又是《公孙龙子》中最难读的一篇。”为阐释《指物论》,也不啻百家争鸣。其中不免“以意逆辞”。百家讲公孙龙,公孙龙也就有百家之貌。《指物论》最难理解的是“物”、“指”、“非指”三个概念。下面先看看三种有代表性的说法。     

论“梅村体”所受李、杜歌行之影响

关于“梅村体”的艺术渊源,前人多重视其源出初唐四杰与中唐元白,相对忽视了其转益多师的艺术继承。本文论述“梅村体”所受李、杜歌行体之影响,弥补这一认识缺失。受李白之影响在梅村是偶一为之,受杜甫影响则为“梅村体”之常态。受李白影响在于其个别诗歌之想象、格调;而受杜甫影响则在其“诗史”精神、现实态度、叙事艺术等大方面,在“梅村体”的大量诗歌中都有突出的表现。     

《九歌·山鬼》索解

《山鬼》在《九歌》中是比较特异的一篇。自来注家,对于它的辞志二端,歧说纷纭,莫衷一是。近读《楚辞》,我有些不成熟的看法,兹提出来就教于方家。在《山鬼》中,屈原运用空灵幻设的诗笔,叙述了山鬼追求爱情,从满怀希望到非常怨忿的过程;刻划出姿容美丽,内心世界极为丰富,情态缠绵悱恻的少女山鬼形象。结合屈原的身世和他的其它作品抒写政治情怀的特点,不难看出,《山鬼》反映了作者在政治上的遭际变化。在我所寓目的十余种有关《楚辞》的研究著作中,清初林云铭《楚辞灯》是较早试     

从《李将军列传》看《史记》的悲剧色彩

李广是《史记》中的悲剧英雄，他勇武、仁爱、淳厚，屡立战功却不得重用，最后被迫自刎。他是皇室矛盾的牺牲品。这种“人生价值的毁灭”的悲剧，熔凝着作者自身的悲剧遭遇，并且体现于整部《史记》中英雄形象的刻画。     

秋夜思怀,开千古妙境——曹丕《燕歌行》抒情意境论

抒情意境是中国古代诗歌审美的聚焦点。″意与境浑″、″情景交融″向来是古代诗评中所赞赏的高境界。曹丕的两首《燕歌行》是集中体现其诗歌创作水平的作品。该诗即成功地创造出了一个″倾情、倾度、倾色、倾声″的″古今无两″的抒情境界,堪称后代表达思念情感的抒情诗先祖。     

“针缩奴”的悲歌——《巾舞歌行》

“针缩奴”,是被主人用银针刺缩了足筋而不能行走的奴隶。根据《敦煌实录》记载:“张存,善针。存有奴,好逃亡。存宿,行针缩奴足;欲使,则针解之。”(《太平御览》卷八百三十“医针”引) 针刺,本来是古代医家救死扶伤的技术之一,晋人皇甫谧《甲乙经》从防止误针的角度记载了“针缩”。掠买奴隶的剥削阶级分子,为了防止奴隶逃亡,自己睡卧时,针刺他们的足,使其足筋收缩,不能行走;到了需要役使他们的时候,才用针术解开。这种惨无人道的做法,实在可恨。 在封建社会里面,关于“针缩奴”的记载,当然不止这一例。沈约《宋书》的“乐志”,还保留着一篇有关“针     

“交错体句式”索解

宋陈骙《文则》指出:“文有交错之体若缠纠然,主在析理,理尽而已,……《庄子》曰:‘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末始也者。’又曰:‘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明祝允明在《罪知录》里说:“文体既立,其状自殊。”他列举了十四种类型。其中,有萦纡缠乱,反复钩连者,指的就是这种交错之体。 这种文字,“看似胡说乱说,骨里却尽有分散,彼因自谓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也,学者何不从大方处求之?” (清刘熙载《艺概:文概》)这种交错之体,《庄子》用得最多最成     

当代歌行研究综论——兼评《唐代歌行论》

歌行研究是中国古代诗歌诗体研究的重要领域.本文对歌行起源、歌行发展轨迹,歌行体性,如歌词性题词,歌词与新乐府关系,歌行的诗体定义等进行描述与综论,在此基础上,对<唐代歌行论>予以评介,指出这部著作对歌行发展的特质有宏观与微观两方面精准的把握、其研究角度也具有独特性以及对歌行研究的贡献.     

陈映真《将军族》“同是天涯沦落人”母题分析

民族文化母题对承载它的文本的主题思想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作用,在各民族的文学传统中常常借助母题来表情达意。陈映真作品《将军族》,从民俗文化学意义上的母题演变来考察,就是沿用了中国自古以来反复出现过的“同是天涯沦落人”这一母题传统。     

论《春秋》经传中的南北燕

《春秋》经记载燕国三传相同的有六次,前两次为南燕,后四次为北燕,《左传》多一次记载北燕;传文记载的燕国,《左传》有三种情况,《榖梁》全为北燕。考察与北燕相关的在周王室世代为王卿士的召氏家族,可知其子孙代代承袭职位不绝,是周王室有重要影响力的家族之一,其存在默认了北燕和周王室的关系。南燕可反衬出,北燕是西周分封的重要诸侯国,为周宗室国家,始封君召公功勋卓著,虽地处偏远为山戎所隔,仍为诸夏世界所认可。     

七言歌行《星回节》及其作者

《白族文学史》(修订版)第二编“南诏及大理时代的白族文学”第二章“历史故事《火烧松明楼》”第三节“《火烧松明楼》的流传及影响”在叙述“《火烧松明楼》对文人作品的影响”时说: 《火烧松明楼》中柏洁夫人这形象,不仅在民间流传,在过去文人的作品里也常出现。他们取材于这个故事,以自己的感情来歌颂柏洁夫人。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无名氏的诗《星回节》是用七言写成的(见《邓川州志·艺文志》)。     

“文革”中的傅崇碧将军

共和国走过了50年的光辉历程,当我们缅怀共和国的开国功臣时,又情不自禁地联想到“杨余傅事件“中的傅崇碧。傅崇碧将军自身也是开国功臣。在“文革“的特殊年代,担任卫戍司令的他,以对共和国的一腔赤诚,千方百计保护开国元勋,保护开国功臣,成为世人传诵的佳话。日前,记者走访了这位传奇将军。傅将军现已83岁高龄,虽历尽磨难,身子骨仍很硬朗,思维清晰,30年前的往事记忆犹新。     

《文苑英华》歌行体性辨——唐歌行诗体论之二

自《文苑英华》专立“歌行”一门,歌行作为诗体的地位方算正式确立.《英华》选录的歌行作品与乐府诗有明显的承续关系,而严乐府与歌行之辨则是《英华》划分诗体的基本原则.《英华》通过选录作品对歌行体制作了初步界定,但也存在选录失当的弊病.     

徐幹《中论》及其文艺观索解

徐斡汉末哲学家、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字伟长,北海(今山东寿光县东南)人。其所作《中论》历来被视为宣扬儒家道德论的学术著作,无人顾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因此,结合徐斡所处的历史状况,社会思潮与当时的文化心理去辨识《中论》的产生及对其文艺观之影响,殊为必要,而择此研究课题,还须从魏文帝曹丕对徐斡的两则评论谈起。一、从曹评谈《中论》的产生及性质曹丕对徐斡的第一则评论是作于建安22年的《典论·论文》,首次提出“建安七子”和对七子文学风格的分述:“王粲长于辞赋,徐斡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     

曹丕《燕歌行》的断句问题与三句体诗歌——中国古代诗体研究之一

曹丕的七言诗《燕歌行》,是中国古代诗歌中既继承了传统,又刚刚显露出创新意识的歌体的"遗响"。其近源来自刘邦"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风歌》的三句体式,其创新来自曹丕对诗体规模的扩张,也就是叠加。三句体诗歌是一种基本的诗歌体式,魏文帝曹丕的两首《燕歌行》均属三句体诗歌。在以"永明体"为先声的近体诗出现之前,中国早期诗歌有着各种自由活泼的体式,三句体诗歌普遍存在于古中国各地,而且形式多样,分布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