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个马克思”概念的实质——兼评在“两个马克思”问题上的认识误区

我国理论界长期否定与批判"两个马克思"的概念,认为这是西方学者有意制造"两个马克思"的对立。实际上,这一概念反映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经历了两大阶段的历史事实,体现出马克思思想发展中"前(非)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两个马克思"问题的实质也不是确认谁是"真正的马克思",而是确认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青年马克思"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但并不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清"两个马克思"的界限属于事实判断,而一些学者在解读与阐释马克思学说时却经常混淆这一界限,误解或曲解了基本事实。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异同及其影响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胡适与李大钊围绕着学理的探讨和实践途径的选择两个方面的争论,在学理的探讨上两人的观点基本相同,都主张既要研究"主义"又要解决"问题";在实践途径的选择上两人的分歧很大,胡适主张点滴改良,李大钊主张根本解决。"问题与主义"之争对李大钊的影响较大,促使他更多地研究实际问题,初步有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本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问题与主义"之争提出了中国需要长期关注的重大课题即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是中国社会需要长期关注的重大课题即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与中国国情的问题,二是中国共产党人需要长期关注的重大课题即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将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始终。     

当代语境下马克思主义与“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界限

现代西方"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革命理论,虽看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些事实,但没有看到它的全部事实。因而,它们与其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积极补充和全面修正,倒不如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全盘抛弃和根本拒绝;与其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有距离的肯认,倒不如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巧妙的变相消解。这表明,它们不是什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只是各种非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混合物。弄清这一点,对正确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和当代意义,划清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拓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世界视野都不无裨益。     

论马克思道德理论的特质——基于分析马克思主义“道德之争”的反思

分析马克思主义的“道德之争”，肇始于“正义之争”，即关于马克思是否以正义之名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争论。虽然分析马克思主义是基于马克思的经典文本来阐释马克思的道德理论，但是他们忽视了马克思的道德理论得以产生的德国古典伦理和古希腊城邦伦理的理论背景，隐匿了马克思对于自由主义超历史道德观的批判，无视马克思道德理论形成的现实基础和价值立场。分析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道德理论的“建构”反而更加充分地体现了马克思道德理论的特质。     

在实践“三个代表”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文章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是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保证,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出发点和归宿。文章还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破除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经验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障碍,坚持在实践"三个代表"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关于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的论战——兼与余源培、蔡小隽等同志商榷

马克思主义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诞生以来,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发展,即向工人阶级灌输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灌输论”)曾经展开过两次激烈的争论:第一次是在本世纪初期,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围绕着“灌输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第二次就是最近两年来,我国报刊上开展了关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以后。最近,有的同志     

关于生产力要素的几点认识

生产力究竟包括那些要素?劳动对象包不包含在生产力的要素之内?从五十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在我国经济学界和哲学界都有争论。所谓生产力三要素(劳动者、生产工具、劳动对象)与二要素(劳动者、生产工具)之争,基本上概括了在这个问题上的两种对立的观点。这个问题之所以值得如此长期争论,是因为它不仅涉及到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的理解,而且它关系到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怎样正确认识和处理生产     

20世纪初的三大论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程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解读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三大论争会使我们对论争的意义有一全新认识。"问题与主义"之争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义乃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去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社会主义之争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必由之路;无政府主义之争则明确了建立中国共产党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迫切任务。三大论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启程的逻辑链条,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逐步展开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铺垫。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意识”省思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理论,因此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特质和要求。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生来看,由于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情结,使他选择了为大多数人的幸福而奋斗的职业,大众的立场决定了马克思在面对社会问题时的"大众意识"。因此在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由于大众立场与意识的缺失,导致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精英化倾向,从而限制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不在于我们所具有的理论"生产与再生产"水平,而是我们能否重新建立与大众血肉联系,亦即能否重新树立牢固的无产阶级的"大众意识"。     

哲学解释学视域下的“传统”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文章从哲学解释学的"传统"理论出发,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视域融合"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方式,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发展.     

论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意义

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之所以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准,与其在当代中国的意义未得到充分认识有很大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要由哲学理论和批判理论两大部分组成,这两大部分对当代中国均具有正向功能:哲学理论有助于我们正确地领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这对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进而对构建当代中国新哲学都是不可或缺的;批判理论则不仅提醒我们正视和充分认识现代化事业中所出现的问题,自觉地趋利避害,而且还启示我们,必须把对现代化进程中负面效应的批判变成对社会主义目标追求之必然性的论证, 变成推进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动力。     

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困境”

哲学的困境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它反映了工业化社会普遍存在的科技与人文的失衡与矛盾。然而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光辉历程证明 ,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 ,就没有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立足现实 ,与时俱进 ,具有世界眼光和感召力 ,才能发挥其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作用。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动力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范畴，其作为一个命题，包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国的具体实际以及推动二者相结合的主体这3个基本要素。从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力量这一层面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相应地内化为3对具体的矛盾范畴：马克思主义理论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对立统一、中国实际国情下的主客体互动关系以及社会精英与社会大众在主体价值上的交往对话。这3对对立统一的矛盾范畴，构成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根本动力。     

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从与后现代主义对立的视角看

由于长期以来没有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置于与后现代主义相对立的背景下来加以认识 ,所以其对当代人的积极意义一直未被揭示出来。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抗衡根源于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出现都源于对现代性理念和现代化运动的负面效应的愤然不满和激情批判 ,但这是沿着两种不同的路向所展开的激情批判 ,从而在激情批判中所建立的也是两种大相径庭的理论体系。“西方马克思主义”把对现代性和现代化运动负面效应的批判变成了对社会主义价值目标追求的必然性的论证 ,这种积极意义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积极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面临的挑战与思考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当代遇到了三个方面的挑战,一是理论上的"马恩对立"问题,二是实践中的马恩理论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解释力问题,三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的理解问题。厘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包含的内容至关重要,在此基础上,应该做出符合时代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理解。     

论“以人为本”中人的本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蕴

“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人的本质的科学理解的思想形成历程来把握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的。马克思从实际活动的人出发,提出了“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是在人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并且由生产力来决定。人的本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人的本质的发展过程和社会发展过程具有一致性,这就是马克思对于人的本质发展规律的观点。     

论马克思主义与道德之争的三个问题

20世纪70年代,一些英美学者就马克思主义与正义、与道德的关系展开激烈争论。总体上看,论辩双方的基本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非道德论”与“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论”。纵观两派争论的焦点,其理论分歧主要源于双方在三个问题上缺乏共识,即道德是否必然是意识形态、事实是否可以容纳价值、历史唯物主义是否消解了道德客观性。只有对以上三大问题进行清晰界定和有效辨明,才能有效应对不同学者有关马克思道德哲学是否存在的诘问,并更切近马克思道德哲学的阐释路径和内在结构。     

“重画”实践视阈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实践标准大讨论已然三十年,重提实践之真理标杆,是历史必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学术和实践问题,在中国80多年的革命和实践的历史境况中,中国化问题无法回避,亟需对其做出深层次的解读和诠释。在哲学视阈中,用实践的视角来审视和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摈弃形形色色的干扰,对于进一步完善和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有所裨益的。     

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哲学——论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所给予我们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特性决定了它是一种革命的学说,马克思主义丧失了哲学的特性也就丧失了其革命的特性;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提出过要"终结"和"消灭"哲学,但不能因此而否认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哲学,关键在于必须用马克思的"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哲学"的辩证思维来理解这些有关"终结"与"消灭"哲学的言词;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特性,必须在两条战线上同时战斗,既要反对那种轻视与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内容的倾向,又要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歪曲成"二元论的形而上学观"的倾向作斗争;搞清楚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哲学的关键在于,必须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坚持总体性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为内涵和特征的.     

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趋势的一些看法--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来看

从文化形态上说,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为先进的思想理论,她与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有着异质性的一面。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否能接受并融合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能否成功实现中国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实践证明,虽然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是两种异质的文化,但两者之间的融合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在当今条件下深刻反思这一过程,对于新世纪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