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重阳”在唐诗中的文化意蕴

重阳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唐代文人士子每逢此节便登高吟咏、饮酒唱和,创作了大量有关重阳节的诗词歌赋。重阳节登高野宴、插戴茱萸、饮菊花酒、吃重阳糕等习俗文化融入到了唐诗中,抒发了诗人们的思亲怀友、羁旅行役、祈盼长寿等情怀,凸显出了中华民族崇和美、贵人伦、重孝悌等浓厚的传统文化意蕴。     

秋日登高 神清气爽

登高是古代重阳节最重要的习俗之一。用现代人的眼光看,秋日登高对健康是非常有益的。秋日登高具有显著的心理保健作用。“九九”重阳节正值深秋,此时天高云淡,风轻气爽,丹桂飘香,红叶似火。宜人的气候、多彩的景致,登高远眺,极目回望,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另外,作为一种体     

重阳习俗集趣

农历九月初九是我国传统的重阳节。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流传习俗也多种多样,除了大部分地方流行的登高、赏月、赏菊、饮菊花酒、佩戴茱萸、放飞风筝外,还有一些地方流传一些特殊风俗。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②,遍插茱萸少一人③。①九月九日:古代我国习俗,以农历九月九日为重阳节。山东:此处指地处华山以东的诗人故乡蒲州(今山西省永济市)。②登高:登上高处。古代重阳节这天有登高的习俗,以为可以避灾。③茱萸:一名越椒,一种芳气植物。古时习俗重阳节佩带茱萸可以避邪祛病。注释ZHUSHI这是王维17岁时的作品。写这首诗时,诗人正远离家乡,一个人在长安谋取功名。“独在异乡为异客”,正是他当时生活的写照。两个“异”字,把孑然一身、孤独无依的漂泊感抒发得淋漓尽致。“每逢佳节倍思亲”,以最朴…     

重阳漫话

在我国的民俗中,重阳是汉民族的一个传统佳节。重阳一词来自《易经》。《易经》把一、三、五、七、九单数称为阳,而九是阳的极数。农历九月九日,月日逢九,两阳相重,所以叫重阳,也叫重九。古时,重阳节又称为"秋节"。唐李绅《守滁阳深秋忆登郡城望琅琊诗》中有"菊迎秋节西风急"旬,宋王安石《奉和九日辛临渭序登高应制得技字诗》中明言"重九开秋节"。自汉代以来,我国的重阳节逐渐盛行,至今仍为民间所重视。     

国外如何过“老人节”

正重阳节,农历九月初九,二九相重,称为"重九",民间在该日有登高的风俗,所以重阳节又称"登高节"。还有重九节、茱萸、菊花节等说法。由于九月初九"九九"谐音是"久久",有长久之意,所以常在此日祭祖与推行敬老活动。因此重阳节又叫"老人节"。国外也有老人节,那么国外是如何过老人节的呢?伊朗的老人节定在每年1月7日,是一年中最早过老人节的国家。在这一天,儿女们要为老人做七道菜,让老人     

从菊与茱萸谈重阳节习俗的文化内涵

早期重阳节习俗中的菊与茱萸,有着驱祸、延寿的实用功能,因此饮菊花酒与佩茱萸的重阳习俗在民间自发仿效,代代相传.同时,因为陶渊明爱菊,使得重阳风物--菊成了中国文化特有的审美意象,被视为隐士标格,积淀了独特而深厚的文化内涵;重阳节也因食菊、簪菊、赏菊、咏菊的习俗,成为一个令人追怀的风雅之节.但今日之菊与茱萸已成"明日黄花",重阳习俗也不为人所知.要让重阳节习俗能生动地再现于当代的日常生活中,当前首要的任务是充分挖掘其文化内涵,并将其外延物化,成为民众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以富有文化意蕴的具体物质形式,如通过有菊与茱萸等来重新张显重阳节特有的文化传承,方可使这样一个节日不至于流于空洞.     

华夏多佳节 千古风俗淳——中国传统节日概说(四)

九日风光堪落帽 携酒簪菊更登高 农历九月初九为重阳节,又叫重九节、登高节、菊花节,茱萸节,俗称九月九、九日。此节日、月的数字同为九,故称重九,而名重阳则源于《易经》。《易经》凡阳爻都称九,九月初九,日、月并应阳,所以叫重阳。其他称谓则与本节的习俗有关。     

上巳、重阳习俗演变的文学轨迹——民族融合与时俗文学关系浅探

由于游牧文化与农业文明的融汇,骑射活动普遍渗入中土的时令习俗中。上巳节在祓禊洗浴、饮酒吟诗之外增加了骑马射箭的项目,重阳节也在佩茱萸、登高饮菊花酒的基础上安排狩猎活动。中国古代文学对于这两个节令时俗的演变作了艺术的再现,从而使反映上巳和重阳习俗的作品在不同时期呈现出迥然有别的风貌     

唐诗中的重阳节

一.重阳节重阳节是中华民族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据《西京杂记》中贾佩兰讲述九日习俗的记载来看,西汉初年即有此俗。曹丕《与钟繇九日送菊书》日:“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可见三国时的重阳会已颇有声势了。梁·吴均《续齐谐记》中桓景登高避难的传说,既确证也丰富了重阳节俗。至于定名为重阳节,则是在唐代(之前只是泛称作九日,唐及以后备代,则重阳与九日并用,现代的九日已无专指之意)。宰相李泌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探解——中国古典文学旧话重新说系列之一

九月九日，重阳佳节，宴亲朋好友，畅饮菊花美酒，互祝健康长寿，是我国古老的传统民俗。一些大型工具书和权威评述，却形而上学地把孟浩然的“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说成待到重阳日来观赏菊花，不仅背离了诗人的原意，也有悖重阳佳节饮菊花酒的传统内涵。文章就“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这一名句，作重新探解。     

论唐代重阳诗中的思亲情感内涵

重阳节人们与亲友结伴出游、登高、赏菊、饮酒、佩茱萸,节日中充满了浓厚的人伦亲情意味。这也无形中开拓了诗歌表现的题材,从而形成了抒情性浓厚的唐代重阳诗。在重阳节,因亲友常常不在身边,往往会加重诗人对其的思念,唐代重阳诗的艺术特征正在于充盈于其中的浓厚的思亲念友情结。诗人们多用登高、菊花酒、茱萸、授衣等节俗意象去传达自己的思亲感受,但因诗人经历、境遇、才情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情感面貌。     

湖南炎陵客家民歌的产生、发展与创新

湖南炎陵客家民歌包括客家山歌、小调、劳动号子以及风俗歌曲,是炎陵客家人在山野间的劳动和生活中产生的,全面反映了历史上炎陵客家人的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内容。炎陵客家民歌在客家人近现代的革命活动、曲艺、戏曲和民间器乐以及建国后新民歌的创作中,其表现内容、音乐旋律、音乐结构和表演形式都在不断发展和创新。     

重庆秀山“金珠”苗族村的民俗文化及其变迁

文化变迁一直是文化人类学工作者对族群的发展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变迁并不是传统文化及其内涵的全部丧失，而是传统文化的互渗、整合和重构。我们以重庆市秀山县民族村为例，在现代化背景下，族群的物质民俗、社会民俗、观念民俗、游艺民俗等都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着不同程度的变迁。通过理性的考察，我们认为，根据社区的具体特点和民俗文化本身的特质，对之善加保护，应是重庆少数民族社区民俗文化保护的题中之义。     

乡村文化传统的实践与乡村文化振兴——以清潭街“舞草把龙”为例

“舞草把龙”是清潭街重阳节期间流行且带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标签的特定仪式,将其置于人类学视野下,追溯并描述其缘起与流变,挖掘其在特定情境中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对维系乡村社会生机活力具有重要作用。基于清潭街“舞草把龙”仪式的社会实践,即“舞草把龙”仪式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被列入“刘三姐文化”旅游节等种种事项,不难发现“舞草把龙”仪式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研究认为,这主要归因于“舞草把龙”仪式本身具有社会互动功能、情感联结功能、教育传承功能、社会控制功能。但仪式空间式微、仪式主体缺失等潜伏性危机不容忽视,亟待破解。而时下积极倡导的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传统民间仪式的合理开发与乡村文化的传承创新提供了契机。     

民俗:民众生活方式的模式化--民俗定义、性质新论

从生存活动的主体存在角度论述民俗的定义和性质是对传统民俗学客观化研究的反拔。民俗是人类在生存活动中为持存发展生命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一种生活化。民俗的化结构的模态化证明，民众不仅生活在物质形态的化中，更生存于精神信仰性观念化中。人类与民俗相伴而生，从远古一直走到现代。民俗是民众的一种生活方式。     

略论北京宗教文化的五大特征

与中外著名城市相比,北京宗教文化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历史传承性、吸纳包容性、多元共存性、中心引领性、民众民俗性等5个方面。原始宗教、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北京长期的演进中,形成了一条完整清晰的发展脉络、演进历程和规律,历史传承性是北京宗教文化的首要特征。外来的宗教文化在与北京传统宗教的碰撞与吸纳中,逐渐融入北京历史文化中,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吸纳包容性是北京宗教文化的特点之一。不同宗教的文化,长期以来在北京荣辱与共、共同发展,形成了多元共存性的特点。北京宗教文化对全国其他城市和地区的影响不容置疑,中心引领性是北京宗教文化的重要特征。在宗教活动融入北京传统文化、日益本土化的进程中,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北京宗教文化,民众民俗性就成为北京宗教文化的又一重要特征。     

社会学视野下一个传统村落文化的现代性变迁

后石村同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一样,有着祖先崇拜、神灵崇拜以及宗教信仰等民间习俗的深厚基础,这些构成了当地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后石村岁时礼仪习俗、民间信仰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的调查了解,可以清晰窥见到这一民俗文化事象在不同时期、不同民族间传承演化的历史轨迹。作者以其在后石村的具体表现与历史流程为契入点,来分析和解读辽宁农村地区民间习俗与宗教信仰状况的历史沿革、建构、特征与发展模式。     

黔东南苗族“议榔”习俗改革的民俗学评新

黔东南苗族议榔习俗改革是当代社会背景下民族村寨维护社会稳定或调整伦理道德规范的迫切需要的产物,是苗族村寨议榔传统习俗的当代传承,是政府、学会、民间三方合力互动的结果,是主流文化参照下的民俗文化革新。当代黔东南苗族议榔习俗改革对民族村寨移风易俗、和谐发展正在产生深远影响。     

农区蒙古族聚居村落中“转运珠”事件的民俗解析——以烟台营子村为个案

东北地区一个蒙古族聚居村落中人为制造了一例关于“转运珠”的“伪民俗”事件，分析这则利用了汉族传统民俗素的谣言在这个蒙汉语共用的双语社区以蒙汉语杂糅的形式传播的过程。从民俗学角度解析该语言民俗活动在亲属社会网络中发挥的功能，阐释民众趋利避害的民俗心理是谣言得以传播的重要心理基础，通过语言民俗的考察侧面论证了农区蒙古族村落是一个蒙汉文化高度融合的文化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