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腐败的形成路径及阶段治理对策

集体腐败有其特定的形成路径和行动方式,正确判断集体腐败各个形成阶段的特点,有利于及时掌握腐败集体的动向,制定阶段性治理对策,从而降低集体腐败的危害性。因此,在现实背景下,通过数据和案例来概括集体腐败在当今中国的现状,以集体腐败四个形成阶段为切入点,展开详细的阶段对策分析对于预防和打击集体腐败,根除社会走向腐治的祸根是必不可少的。     

期权腐败及其治理对策

期权腐败是权力寻租的新变种和衍生物,更具遮蔽性和欺骗性,危害也更烈。这种腐败现象的发生和蔓延,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制度、体制、机制层面的原因。要积极探索从体制、机制、制度上预防和惩治期权腐败的有效途径,努力从源头上不断铲除期权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进一步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切实筑牢抵御期权腐败的思想道德防线;进一步加强对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全方位、全过程监督,最大限度地减少期权腐败发生的可能;依法规制行政自由裁量权,最大限度地压缩期权腐败的滋生空间;进一步规范和完善领导干部辞职制度,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辞职后从事经营活动的跟踪监督。     

编辑腐败及治理

学术腐败问题中的编辑个体腐败不容忽视,从寻租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文章分析了编辑腐败产生的原因和表现形式,指出治理编辑腐败的对策。     

论行政监督视域下的腐败:表征、成因及治理

腐败,它不仅仅拥有悠久的历史,更是一个让全球每一个国家都头痛的问题.腐败现象存在了三千多年,反腐败的历史也几乎同样久远,如何能让腐败不再发生,这是一个困扰所有国家的问题.我国当下的腐败形式层出不穷,危害巨大.因此要努力发挥行政监督在反腐败治理当中的作用,实现预防、纠正、救济和问责的功能,强化行政监督法制建设、努力健全监督机制、加强内外监督机制、重点监督特殊岗位,实现政治价值和经济效益的平衡.     

解读治理腐败的手段

治理手段是否合理、妥当,是决定治理腐败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治理腐败手段的本质特征,在于它充分体现了治理腐败活动的主体性和客观性、合目的性和规律性的统一。领导力量、法规与制度以及组织机构等,是构成治理腐败综合手段的三种基本手段。不同性质的基本手段之间的组合,会形成消极的、超常规的、积极的等三种不同类型的治理手段。要有效地治理腐败,必须采取积极的综合治理手段。     

腐败成因的经济学分析及反腐对策

腐败的实质是"以公权换私利".由于公权具有"商品"的属性,公职人员具有"经济人"属性,所以以公权换私利成为了可能.腐败成本低,反腐制度不健全,以及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诱使腐败发生.制定反腐对策要从经济学角度出发,针对公权的"商品"属性和公职人员的"经济人"属性,通过加强教育、完善制度、公开信息、加大惩治等途径,使腐败得不偿失,最终失去市场.     

腐败的制度性缺陷及其治理对策

当前存在的腐败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体制性腐败的特点,制度上的缺陷为腐败的不断蔓延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探讨目前腐败的制度性缺陷及其防治对策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加强制度建设,建立有效制约权力、防止权力被滥用的严密制度之网,是遏制腐败的一道牢固防线.     

试论治理腐败的逻辑

为了选择有效治理腐败的方法,首先要解决针对有效治理腐败的逻辑思维问题。目前各国普遍使用的“治理腐败逻辑”有三种:一是减少介入腐败的机会;二是提高介入腐败的代价;三是增强腐败免疫力。这三种逻辑及其策略均具有各自的局限性,只有综合运用三种逻辑及其策略,才能有效治理腐败。     

解读韩国政府治理腐败方略

韩国政府的反腐历史可分为渐进式治理、冲击式治理、试图转换治理方略和综合治理等四个阶段,通过分析韩国政府在各个历史阶段采用的反腐方略的内容、特征以及存在的问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用"渐进式"或"冲击式"治理方略,都无法有效地防治腐败.为了有效地防治腐败,政府的反腐有必要从以打击腐败行为为中心的治理方略,转变为以体制、制度改革为中心的综合治理方略.     

明前期荒政中的腐败及治理

明前期荒政中的报灾、勘灾、蠲免、发赈、安抚、仓储、水利等各方面存在着诸多的腐败问题,为此政府采取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进行治理,使明代社会仍然能在“破坏-重建-再破坏-再重建”的历史轨迹上进一步发展。     

官员腐败的心理分析及其心理干预

官员的腐败行为是多种心理共同作用的结果。官员腐败心理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由部分质变再到心理结构总体质变的过程。官员的腐败心理主要有特权心理、贪婪心理、畸形攀比心理、侥幸心理、过度补偿心理、盲从心理和定势心理等。官员自身的人格缺陷、认知偏差、情感错位和意志薄弱等是其产生腐败心理的决定性因素。对官员的心理干预包括: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培养官员健全人格;建立心理评估机制,关注官员心理健康;调控需要结构,树立官员合理的需要观;开展心理培训和心理训练,提高官员心理素质;建立心理咨询服务机构,完善社会支持系统等。     

论政治廉洁与腐败治理

在我国若要廉洁政治和治理腐败就必须确保党对国家领导权实现的方式科学化与法治化 ,并将其与国家职能实现的三维权力实施剥离 ;还须确保国家机构立法权、司法权与行政权行使的独立化与效率性 ;对权力行为监督必须体现为严谨性与社会化 ,实效性与制度化 ;政治廉洁还必须在于干部选拔任用上的严格化和唯贤而举 ,治理腐败必须从严治党与从严治吏相结合。如此 ,廉洁政治与治理腐败才能最大程度收到实效     

非典型腐败及其制度治理

基于生发的场域视角,非典型腐败主要包括政治域的隐匿权威、法律域的立法腐败、经济域的信息腐败、社会域的语言腐败、学术域的学霸腐败和艺术域的权威腐败。本质是民主政体和市场体制不完善及相应制度规范缺失状态下权主为个体或集团利益实施的一种滥用公权、私权和共权侵占公共利益的行为,且具有隐蔽性、全域性、泛权性、阶段性、群体性、相生性、致损性等行为特征。非典型腐败的动力机制可解构为其生发运行的人性基础、内生力量、心理基础、社会条件、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制度条件。从体制转轨角度看,大量存在于夹缝中的制度租金不但诱发了寻租行为,而且因以权力粗暴干预市场为特征削弱了治理寻租的正当性,也为非典型腐败的形成提供了条件。相对于权力治理,非典型腐败宜采用制度治理。以制度约束权力,建立对市场和个人权利的尊重,重塑社会治理结构;制度供给及时响应制度需求,消除制度租金,并坚持以市场化为制度供给的基本导向;强力反腐,制造“奥尔森震荡”以改变反腐制度的演进路径,推动反腐制度变迁退出低效路径依赖。     

政府官员腐败行为的决定机制--对寻租腐败与代理腐败的数理分析

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分为代理腐败和寻租腐败两种类型,通过建立博弈模型,可以运用数理模型分析影响两种腐败行为的相关因素.要遏止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就要提高检查腐败行为的工作质量,加大惩处力度.同时,还应针对不同的腐败行为,实施相应的惩处,使政府机构的腐败行为减少到最低程度.     

社会角色冲突视角下村干部腐败的发生机理与治理对策

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使村干部脱离行政权力结构,成为村民自治权力的重要行使者。现实中,村干部扮演着政府意志执行者、村民利益维护者、家庭利益实现者三种重要社会角色,而集三种角色于一身的村干部经常处于角色冲突的尴尬处境中,并且在角色的相互冲突中产生腐败行为。目前,试图通过全面推进村干部"专职化"或者"公职化"来解决因社会角色冲突引发的腐败问题并不现实。在承认村干部社会角色冲突客观存在的同时,必须采取有效管用的措施来加强对村干部腐败行为的治理,具体对策包括:建立健全村干部责任清单制度、加大对村干部权力行使的监督力度、加大对腐化堕落村干部的惩处力度、提高与村干部责权利相匹配的待遇水平。     

法务会计治理腐败研究

腐败的本质在于运用公权和会计假账侵占国家、集体和个人资产,谋取私利。从国外引入中国的法务会计,具有防范舞弊、损失计量、诉讼支持、专家证人等特定功能和价值。应结合国内本土资源,建构法务会计治理腐败理论,将法务会计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吸收其他国家学术与实务精华的复合学科和新兴职业,致力于反舞弊、反假账、反侵占、反腐败、防风险,成为维护主体财产安全、保值增值的新型专业工具,成为治理腐败的重要利器。     

试论治理腐败方略

要使反腐活动能够健康、有序、持久地开展下去,必须要构建科学的、行之有效的"治理腐败方略",为此,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弄清治理腐败方略的涵义、要素以及基本类型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