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官员腐败行为的决定机制--对寻租腐败与代理腐败的数理分析

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分为代理腐败和寻租腐败两种类型,通过建立博弈模型,可以运用数理模型分析影响两种腐败行为的相关因素.要遏止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就要提高检查腐败行为的工作质量,加大惩处力度.同时,还应针对不同的腐败行为,实施相应的惩处,使政府机构的腐败行为减少到最低程度.     

官员腐败的心理分析及其心理干预

官员的腐败行为是多种心理共同作用的结果。官员腐败心理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由部分质变再到心理结构总体质变的过程。官员的腐败心理主要有特权心理、贪婪心理、畸形攀比心理、侥幸心理、过度补偿心理、盲从心理和定势心理等。官员自身的人格缺陷、认知偏差、情感错位和意志薄弱等是其产生腐败心理的决定性因素。对官员的心理干预包括: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培养官员健全人格;建立心理评估机制,关注官员心理健康;调控需要结构,树立官员合理的需要观;开展心理培训和心理训练,提高官员心理素质;建立心理咨询服务机构,完善社会支持系统等。     

从“成本——收益”的视角谈权力腐败的产生和治理

本文认为,从经济学视角看,腐败行为的产生乃是基于“成本—收益”的比较分析,腐败的预期成本小于预期收益,是实施腐败的必要条件。因此,提高腐败的预期成本,是根治腐败的一个重要环节。本文试图在学理层面上对政府官员与司法机关之间博弈均衡问题作初步探讨,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研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

中国的腐败情况是比较严重的,而地方政府官员是其中的腐败主体。为什么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尤其突出呢？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认为由于地方政府官员偏好的异化、信息的不对称和考核的困难、地方政府官员拥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和资源控制权、反腐支出的巨大性和反腐预算的有限性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很多地方政府官员最终走向了腐败。因此,要根治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必须要从委托代理链条入手,建立健全相关制度。     

腐败的经济学分析与我国财产申报制度的法律完善

腐败长期以来一直是危害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一大"毒瘤",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约束官员廉洁从政是世界各国政府恒久不变的目标和使命之一。文章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建立了官员腐败行为的动力模型,通过对模型的各个变量进行分析,找出能够提高腐败行为成本的各个要素,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现有财产申报制度的缺陷和不足作了分析,并提出了完善的建议。     

我国领导干部财产公开实践：现状、困境及对策——基于全国20个试点样本的研究

官员的腐败行为通常会外在地表现在个人及其家庭成员财富数量的变化。而通过公开其财产状况、收入来源以及匹配程度，接受社会公众监督，能够有效地震慑官员的贪污受贿行为，进而达到监督官员和预防腐败的目的。本文通过对2009年至2012年期间全国20个地方政府官员财产公开的改革试点样本分析，力图解析当前我国官员财产公开实践的基本态势与主要困境，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新加坡的廉政制度建设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新加坡的廉政制度主要包括治理官员腐败的廉政制度和治理职业腐败的廉政制度两大方面。新加坡的廉政制度建设一方面注重减少产生腐败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强化对贪腐行为的惩罚力度,其治理官员腐败和职业腐败的一些经验为中国腐败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中国治理腐败行为,既要加强对贪腐行为的惩治,也要注重对腐败问题的预防,加强源头治理、标本兼治,加快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     

控制权安排与国有企业经理腐败

经理腐败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巨大障碍。如何通过对国有企业经理腐败行为进行深入的经济学分析 ,以寻求制约经理腐败的有效途径 ,无疑是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面临的极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课题。我们从政府权腐败和代理权腐败互为供求的角度 ,深层次分析国有企业经理腐败的经济制度根源并发现 ,中国特色的企业控制权安排是国有企业经理腐败的主要根源。因为 ,在政府官员控制国有企业人事权的现实中 ,经理为了追加国有资产控制权收益 ,必然积极进行控制权投资 ,贿赂政府官员。政府官员为了个人利益 ,必然更加积极地进行权钱交易。据此 ,解决国有企业经理腐败问题 ,必须从改革经济制度安排中的不合理因素入手     

“过期”权力腐败与法律矫治

离职官员权力的表面退出并不能消除实质上的腐败可能,其仍然可以利用权力的余威来谋取不正当私利而形成与公共利益的冲突,权力过期可以衍化成为权力延期."过期"权力腐败已经成为我国新生的且十分严重的腐败现象.只有充分消减离职官员的"权力磁场",才能有效防止这种"权力过期并不作废"的荒唐现象.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目前"过期"权力腐败的历史和现状,借鉴美国权力"旋转门"调控的法律矫治经验,提出我国矫治"过期"权力腐败的法律对策.     

试析企业家腐败现象

如果说政府官员的腐败更多地来自于权钱交易 ,靠权力来索取收益 ,那么企业家腐败则更多地来自于委托———代理关系的契约不完全性与信息不对称。企业家腐败收益是对企业利润的转移。相比较而言 ,企业家腐败比官员腐败更具有隐蔽性 ,有时会披上合法的外衣。在现行的制度框架内 ,企业家的腐败收益是难以界定的。当前企业家腐败与政府官员腐败还存在“交叉感染”现象。从制度根源上剖析 ,企业家腐败源于企业家主导的社会博弈与产权制度的缺陷 ,权力与责任的失衡导致企业家经济人行为的扭曲。同时 ,企业家腐败与其自身的道德素质、收入水平有关。对企业家腐败的治理 ,要把长远目标与短期目标结合起来 ,加大惩罚力度 ,使腐败分子在社会上无立足之地。     

论我国的腐败社会化倾向

我国现阶段的腐败呈现出社会化的倾向，它扭曲社会心理，消解社会公德，毒化社会风气，是官员腐败的土壤和掩护。重视对腐败社会化的治理，是提高反腐败成效的重要因素。     

中国人情网络里的腐败行为——基于负债感的分析

人情与关系是中国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们的价值、规范及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在许多腐败案件中,人情网络经常是诱发腐败行为的起点,不少被查处的官员将走上贪腐之路归咎于"交友不慎"。文章进一步透过表层的人情因素进行分析,揭示出人际交往中的"负债感"是导致官员做出腐败行为的重要动因。这种"负债感"源起于中国传统观念中的"欠人情"、"回报"观,受到社会交往中的"互惠规范"的强烈影响,最终引发腐败行为。     

伦理错位下的"亲情腐败"及其预防

近年来,腐败的形式日趋多样化,腐败的主体也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亲情腐败”现象已经引起社会关注。它发生于官员在私人领域作为“父亲”等的私人角色的家庭伦理,与在公共领域作为“官员”的职业角色的行政伦理错位的情况下。“亲情腐败”有其久远的历史伦理渊源,又有深刻的现实伦理基础,必须采取积极的措施有效地预防和惩治“亲情腐败”。     

论反腐败的有效机制——问责制

当前,我国的腐败现象是值得认真关注的.腐败案件的涉案人数、涉案金额、涉案的权利层次都在逐级提高,仅在1998～2002年间,检察机关查处的涉嫌腐败的县处级以上干部就达12830人之多,并查处了一批位居省部级甚至中央领导的严重腐败分子.在2003年防治"非典"期间,大批官员因渎职、失责受到了惩戒."问责"一词已日渐成为群众所关心的一个热门话题,"官员问责制"在对党政领导和部门实施有效监督的同时,也更能有效预防腐败的发生.     

一类不可忽视的腐败现象——准腐败现象透析

本文对“准腐败”进行了定义和剖析,从准腐败的视角对腐败现象进行了揭露,阐释了准腐败的特征、危害、原因,以及打击准腐败所必须采取的措施。     

论教育腐败

教育腐败现象是当前社会关注和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在概述教育腐败涵义的基础上,分析了教育腐败的主要类型和特点及教育腐败的产生原因和影响因素;并进而从教育与腐败的关系视角,提出了进一步研究教育腐败防范对策和惩治措施的构想.     

转轨体制下的权力、关系与资源--关于"秘书腐败"的社会学分析

本文认为从政治社会学角度来看,秘书腐败本质上是公共权力寻租,它与我国在渐进式改革过程中形成的"转轨体制"是分不开的.由于转轨体制一方面赋予政府官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资源分配格局中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又通过寻租关系网络使这种资源优势为其秘书所分享.因此依托寻租市场,通过"关系优势"获取"资源优势"便成了秘书腐败的内在逻辑和机制.面对这些现象该如何去杜绝,为此我们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腐败成因论

公共权力论、道德败坏论、成本—收益论,是对腐败成因进行单因素追溯的三种典型语境。事实上,腐败的发生,需同时具备公共权力、超过基本生活需要的私人利益和利益交换空间、公共权力与私人利益的连接通道、寻租成本小于收益、官员自利的经济理性等五个条件。腐败现象的蔓延,是渐进式体制转型期各种条件综合地形成并共同起作用的结果。总体上看,腐败在以下两大因素的相互作用中蔓延:一是公共权力或政府功能的畸变,二是组织伦理的错位导致“官德”蜕变和社会道德底线下移,二者的交互作用,逐步形成了许多官员“经济人”的需求偏好和腐败收益大于成本的情势或环境。     

对厦门“远华案”的人性论分析

腐败广泛存在 ,且危害严重。许多学者都对它的解决作出了尝试。本文通过人性论视角的一般性分析和个案分析 ,建立了从腐败到需要 ,再到生存的思路链条 ,从而作结 :腐败并非源于人性恶 ,而根本上取决于人的生存及“人的条件”。在论文之末 ,笔者简要分析了缓解腐败的几点对策     

政府效率及官员腐败对个人财政选择影响的经济学分析

文章对詹姆斯.M.布坎南“在财政选择中,税收决策和支出决策的相对分离将使个人对公共物品或服务成本和收益的估计出现非对称性,进而导致财政缺口”的观点进行了模型化,并在模型中“楔入”政府效率及官员腐败,探讨了政府效率及官员腐败如何影响个人的财政选择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