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中所见的古代风俗礼仪--《说文》汉字民俗文化溯源研究之四

《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民俗文化有密切的联系。透过《说文解字》的字义体系,可以探究中国古 代先民具有文身、蓄发、祈育、试子、加冠、弃尸等风俗礼仪。     

女职工劳动保护的规则检讨与立法完善——基于完善《妇女权益保障法》和《工会法》之考量

现行女职工劳动保护法律规范存在权益实现机制单一、规范偏原则且缺罚则等问题,造成女职工劳动保护的立法意图难以完全实现。建议从落实监督检查机制和奖惩措施、创设用人单位税收补偿机制等方面开展立法调研,并相应地对《妇女权益保障法》和《工会法》加以完善。     

从婚姻关系看汉代女性的精神风貌

汉代的女性具有强烈的独立自主意识和反抗性，大胆、热烈的感情追求，热爱生活，追求美，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这些．精神风貌在汉代的婚姻关系中具有一定的体现。     

汉代家产的影响述略

汉代在进行家庭人口统计的同时还进行家产统计,家产的数量与交纳财产税的多少是联系在一起的.有一定数量的家产才具备任官资格,家产可以用来买官,还可以用来赎罪.     

汉代乐舞风俗与汉诗

汉代乐舞风俗对本时期诗歌具有突出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汉代乐舞的娱乐功能使汉诗具有较强的趣味性,包括世俗之趣、拟人之趣、谐隐之趣、妙理之趣、逢迎之趣等;汉代歌与舞、歌与戏相结合的乐舞表演方式赋予汉诗一定的表演性,即许多汉代诗歌具有与舞蹈或百戏表演相配合的舞词或“戏”词之性质;汉人“悲歌当泣”的音乐行为方式和“以悲为乐”的歌乐欣赏风习是造成汉诗悲情美的主要原因之一。     

东汉文学家族和家族文学略论

东汉士族的形成发展,以及文学的日趋繁荣,造就了一批文学家族。这些文学家族或由士人累世为官、累世经学营建家族势力而成,或由外戚豪族、素封豪族或皇门豪族培养家族文化传统或习经成为儒家士族而成。相较魏晋六朝,东汉家族文学明显处于一个初级阶段;相较西汉父子两代的文学相承,东汉家族文学却在不断发展。这反映出文学的一个历史进程,为家族文学在魏晋六朝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从休假制度看汉代官吏的家庭关系

两汉时期,官吏有五日一休沐的休假制度,也有一定的请假制度。汉代官吏利用休假时间处理许多家庭事件,诸如侍奉父母、陪伴妻子、教育子女等,休假时期的家庭生活有助于汉代官吏家庭内部的稳定与和谐。汉代官吏休假生活主要集中在官吏与父母的关系和官吏与妻子的关系中,在父母关系中主要是对父母尽孝,在妻、子的关系中主要是与妻子的和谐和对子女的慈爱。     

论两汉的"歌诗"与"诗"

汉代诗歌的发展明确显示出从"歌诗"到"诗"的演进轨迹,而文人五言诗是脱离音乐独立存在的文学样式.一、汉代人有作歌言志言情的传统,歌是汉代歌诗的早期形式,其后则为乐府歌诗.二、西汉和东汉前期可称四言诗为"诗".因四言是<诗经>的主要形式,而五言诗及其它诗式不能称为"诗".三、五言诗的起源与新声杂曲有关,故称五言为杂诗,南朝王融、江淹杂体诗也是指五言诗.四、文学史认为第一首文人五言诗是班固的<咏史>诗,其实此诗初无题名,只是"歌诗".五、文人五言诗大约起源于东汉桓灵之际.     

“市”与两汉乡民的日常生活

两汉乡民与市相联系,更多是为了换取交纳赋税所需要的货币,其向市投放产品的时间和数量,主要是取决于自身的需要以及粮食生产的丰歉程度。社会稳定时,其与市联系较少,社会动荡时则联系较多。经济发达地区乡民与市的联系较多,经济落后地区乡民与市联系则较少。市对两汉乡民的日常生活产生了较大影响,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自给自足的生活状况,交换行为的产生,仅是乡民日常生活的必要补充。     

汉代孔子世家特殊继承制

汉代孔子世家有着特殊的继承制度。孔子第八代孙孔谦生有三个儿子:长子鲋,中子腾,小子树。到了汉代,长子孔鲋一支继承殷统,受封为殷绍嘉公;中子孔腾一支继承宗统,奉祀孔子,先后受封为奉祀君和褒成侯。小子孔树一支不在继承序列。孔鲋一支承袭的殷绍嘉公,与周承休公并称为殷周二王后,被尊为"汉宾",无论爵位还是食邑,都明显高于孔腾一支。这种特殊的殷统与宗统的继承制度,与汉代孔氏宗庙祭祀制度有关联。孔腾一支奉祀孔子,承接宗统;孔鲋一支奉祀弗父何,承接殷统。     

汉乐府游仙诗的"列仙之趣"

汉乐府游仙诗不同于"坎螵咏怀"的<楚辞>,其所表现的是纯粹的"列仙之趣".汉乐府游仙诗反映了汉人神仙信仰的特点,内容丰富多彩,是追求"列仙之趣"游仙诗的源头,对游仙诗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佛教戒律与唐代妇女家庭生活

信佛妇女在接受信仰的同时势必受到信仰的约束,这种约束也一定会对她们的家庭生活带来影响,而这种约束与随之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她们的受戒遵戒上面。唐代在家信佛妇女受的主要是菩萨戒。唐代一些受了具足戒而出家的比丘尼与家庭的关系也值得注意,因为这种关系不仅意味着它也是一种家庭生活,而且还说明了出家妇女对家庭生活的依然参与。这些不仅和社会的环境、宗教本身等因素有关,而且也曲折地反映了妇女提高自身在家庭中形象地位的一种努力,即信佛妇女藉此在礼教的氛围中维护自身的尊严与人格。同时,还显示了中国佛教戒律的情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