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反恐对策中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鉴于我国目前恐怖主义犯罪频繁发生及反恐对策应对不暇的局面,有必要尽早解决反恐对策中一些重要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对恐怖主义犯罪概念的界定;二是在刑法中适当增设新罪名,以履行国际条约义务,有效打击恐怖主义犯罪;三是加强国际合作;四是加强社会综合治理,以期这些对策的实行可以有效缓解我国恐怖主义犯罪的紧张局面,同时在积累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尽早制定反恐特别法,有效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犯罪,保卫国家安全与人民安宁。     

反恐：双重语境下的困惑与出路

夹杂在政治与法律双重语境之中的“反恐”斗争,面临着界定与应对方面的种种困惑。要解决这种种困惑,必须制定一个全面具体的反恐公约,以概括加列举的方式合理划定反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矛头所向;必须在使国际恐怖主义犯罪“非政治化”的基础上完善“或引渡或起诉”规则,做到不枉不纵;必须在普遍遵守国际公约的基础上,加强国际合作,充分有效地利用司法手段,加大国际执法力度。     

论多边主义框架下国际反恐合作的有效性

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的上升亟需全球范围内的防治与打击。当前,国际恐怖主义的最新发展呈现全球化趋势组织化程度和现代化程度都有较大提高。多边主义为国际反恐合作提供了有效的框架。全球治理和全球共治理论以及联合国与多边区域组织的实践证明了多边主义框架下反恐合作的有效性。     

论国际反恐斗争与国家主权之关系

在国际反恐斗争中 ,必须重视国家主权原则 ,认清国际反恐斗争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国家主权原则是国际法的核心 ,是国际反恐斗争的理论基础 ;国家主权原则使反恐国际合作成为可能 ;国家主权原则使各国在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 ,就主权问题作出让渡 ,达成国际反恐斗争的各种协议     

伊战后国际恐怖主义的发展态势及反恐对策

伊拉克战争之后国际恐怖主义出现了袭击主体基层化、范围扩大化、危害民众化、形式复杂多样化、目的政治化的新趋势,给国际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针对国际恐怖主义发展的新趋势,国际社会必须统一认识,加强合作,在联合国的主导下,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从根源上铲除国际恐怖主义产生的土壤.     

国际反恐立法趋势及完善中国反恐立法的思考

阐述当前国际反恐立法历史基础,就国际社会在统一恐怖主义的内涵、制定统一的《国际反恐怖主义法》和国际立法与国内立法协调一致等问题进行分析,最后提出完善国内反恐立法的建议。     

上合组织反恐法律机制建设研究

上合组织反恐法律机制是区域国家组织主导的区域反恐的制度依据。在治理中亚恐怖主义犯罪的问题上,由反恐法律机制指导的上合组织反恐斗争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随着恐怖主义的新一轮发展,需要上合组织发挥更大的作用,已有的反恐法律机制体现出不足。对比联合国和其他区域组织的反恐法律机制,上合组织反恐法律机制还存在对恐怖主义犯罪的界定上不清晰,在反恐刑事司法合作方面亟待完善等问题。对此,可以借鉴全球性、区域性国际组织的成熟经验,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完善上合组织反恐法律机制。同时,在反恐法律机制建设的路径中,应强调对平民的人权保障、解决地区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从根源上铲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      

国际人道主义法视角下的"反恐"规则

国际人道主义法明确禁止武装冲突中的"恐怖行为".从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角度看"反恐战争",其正义性体现在谨慎选择打击对象、只实行有限而且必要的报复等自我克制措施上.     

浅谈我国国内反恐立法的问题

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愈演愈烈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严重影响和危害了世界和平与安全及人类的生存环境,已造成无数平民牺牲及财产重大损失,中国同样不能幸免。这也对中国的法制建设提出更大的挑战。故本文通过对我国反恐法律进行分析,找出我国反恐立法存在的问题,为我国建立完备的反恐法律体系提供一个基础的支持。     

当前国际恐怖主义的新发展及反恐对策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是其实现国际反恐战略的重要步骤,然而战争并未遂美国之愿,相反,催生了新一轮恐怖袭击高潮.通过分析伊战后国际恐怖主义出现的范围扩大化、袭击主体基层化、危害民众化、形式复杂多样化、目的政治化的新趋势,指出国际社会必须统一对国际恐怖主义的认识标准,摒弃单边主义路线,在联合国的主导下,加强国际合作,多管齐下,从根本上铲除国际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     

反恐刑法立法:挑战与回应

我国的反恐刑法立法具有前置性、抽象性、复合性和片断性特点,分别对刑法谦抑主义、法律专属主义、犯罪的刑法治理模式以及司法判断方法提出了挑战。不应当以既有刑法理论对反恐刑法立法一味地进行批评,而应当依据反恐刑法立法的特点对既有刑法理论进行适当调整,使其为反恐刑法立法的正确适用提供理论支撑。为此,刑法谦抑主义应当从立法论回归解释,为出罪判断提供理论基础;法律专属主义应有例外,把地方性反恐法规作为恐怖主义犯罪司法判定的重要依据;犯罪的刑法治理模式应由封闭走向开放,实现刑法与行政法及地方立法之间的有效合作;同时,应当超越"在刑法规范与案件事实之间来回穿梭"的司法判断方法,建立"在法律规范与社会事实之间来回穿梭"的司法判断方法。     

论《俄罗斯联邦反恐怖活动法》与我国反恐立法之构想

面对恐怖主义的威胁,我国在反恐立法方面迈出了步伐,但尚处于起步阶段。《俄罗斯联邦反恐怖活动法》是一部比较系统完备的反恐立法,借鉴其先进经验可以促使我国反恐立法的完善。     

刑法修正案立法权违宪之思考

比较单行刑法而言,刑法修正案是一种比较好的立法模式。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刑法修正案的立法主体,其通过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对刑法典进行修改甚至制定新的罪名,却有违宪之嫌。作为一种补充立法模式,刑法修正案如果是对刑法典中某一条文或某一部分进行修改或补充,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颁布。但如果是增加新条文、新罪名,则应由全国人大制定和颁布相关法律。     

对《刑法修正案（八）》累犯规定的解析与完善

《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累犯制度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主要包括一般累犯主体条件的修改和特别累犯范围上的扩大。为消除理解上的歧义,本文主张一般累犯排除的未成年人只要求其为前罪时是未成年人,而为后罪时是否成年在所不问;特殊累犯的适用不应排除未成年人。基于对《修正案》若干不足的思考,本文建议特别累犯的前罪与后罪应限定为相同种类的犯罪;累犯应排除老年人,应取消对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累犯的减刑限制;应将毒品再犯纳入特别累犯的范围中。     

澳大利亚公司法中的董事义务及对我国的立法启示

澳大利亚公司法对董事义务的规定有其独有的特点,它将董事的义务具体分为谨慎、技能、勤奋和忠诚、善意的义务,给我国公司立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从澳大利亚立法经验和实践看,我国公司法立法应从以下几方面予以完善:扩大董事与公司为自我交易的限制;明确界定公司机会的概念;增加当前公司法中欠缺的忠实义务,如亲自积极行使董事权力、为正当目的使用权力以及在为公司的利益上诚实等。     

论中国刑法的国际化

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各种犯罪活动也呈现出国际化的特征,国际社会为打击这些犯罪活动颁布了一系列国际条约。中国不但注重通过制定国内刑法来打击这些犯罪活动,同时也注重国际方面的合作,将国内刑法与国际刑法接轨,即中国刑法的国际化。这在打击恐怖主义犯罪、毒品犯罪、洗钱犯罪和反酷刑等方面都有所体现。     

恐怖主义犯罪及我国刑事立法的完善

恐怖主义的概念需予准确界定。参照国际和国外的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刑事立法,我国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立法需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加以完善。     

死刑的制度变迁及历史命运

死刑的发展历程是人类刑罚文明进化史的缩影。古今中外,死刑的变迁经历了从野蛮到文明、从恣意到规范的发展变化过程。无论是欧美、亚洲国家,还是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死刑的正当性都受到过强烈而有力的质疑。但死刑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及不断消逝的发展趋势表明,死刑的正当性得到了较为广泛的确认,同时因为死刑的残酷性其也正不断受到抑制和消解。我国历次刑法修正案不断缩减死刑罪名,《刑法修正案(九)》明确确立的终身监禁制度进一步压缩了死刑的适用空间。死刑的命运,将会经历一个不断缩减直至消亡的历史过程。     

论“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思想及其实现

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已经成为当今我国刑法学发展的大趋势,它实际上是对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刑事政策发展演变过程的概括总结。我国刑事立法整体上已经体现了这一思想,但是,在具体的刑法适用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因此,就借鉴和发展“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思想而言,当务之急是总结和分析现代刑事政策学的研究成果,将其融会贯通到我们的刑法适用中来。     

论国际刑法实践中国际人道法的发展

国际刑法与国际人道法关系密切,在国际刑法实践的推动下,国际人道法不断发展,主要表现为:国际人道法的实施力度得以增强,其立足点由国家转向了个人,国际人道法不断朝着人本化的方向发展,国际人道法中的习惯法和强行法规则得以确认。但同时国际人道法也呈现了不成体系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