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极富包融性的特殊文体

在中国古代文学诸文体中,赋这种文体最特别。说它是散文,它偏偏多有协韵,句式较为整齐;说它是诗,它偏偏还有些不协韵的散句。古代的研究者,一般把赋归人“文”的范畴来研究它。古代诗歌不讲分行,而讲究多少韵、多少字,这种传统,六朝时就已形成,例如梁武帝经常饮宴赋诗,令臣下赋个二十韵、三十韵,自己也曾作《觉意诗五百字》。因为中国古代诗歌除了少数七古和杂言诗外,句式都很整齐,押韵也很规范。假如我们不是用古代诗歌的概念(无论是近体或是古体),而是按新文学或今人关于诗歌的概念来看待赋体的话,我们会惊叹道:原来中国古代的赋说它是诗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葛克成(William·Granham,jr)英译庾信《哀江南赋》时将赋分行排列,以下是赋序前数行:     

论楚辞的文体特点

楚辞是由"诗"发展到"赋"中间的一种文体,兼有诗和赋的一些特点,因是过渡形式,所以体制还没有完全固定。即使屈原一个人的作品,也有很多类型,很难说哪一种是标准的楚辞。而大多数文章提到楚辞的文体特点时,往往会提到这几点:句式由四言为主变为长短不拘;"兮"字的大量运用;再就是浪漫主义色彩等。本文的不同之处是,除了概括前人总结的楚辞的共通点之外,还仔细分析了楚辞个别篇章中具有的与众不同的特点,例如以问句构成篇章的《天问》和风格悲壮的《国殇》等等。     

汉赋闲谈

要给赋这种文体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是不很容易的。它象诗,却不是诗;象“骚”,却不是“骚”;象散文,却不是散文。它象诗一样要求押韵,象“骚”一样体制宏大,象散文一样采取长短不齐、富于变化的句式。从本质上看,它最突出的特点是“铺采(扌离)文,体物写志”。赋在有汉一代极盛,体制大备,成为主要的文学样式,然赋之盛非赋之源也。 赋是由诗发展而来的。班固《两都赋序》说:“赋者,古诗之流也。”刘勰的《文心雕龙·诠赋》说:“赋自诗出。”他们都指出了赋的渊源所自,为我们考察赋的由来     

楚辞文体在汉代的流变

在汉代文学创作中,散体大赋、骚体赋、拟骚诗是汉代作家在学习楚辞的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散体大赋、骚体赋属赋体文学,而拟骚诗以及君臣所作的楚歌属诗歌体裁,它们在文体上不能混为一谈,也不宜将骚体赋、拟骚诗、楚歌笼统地称为骚体文学。否则,不利于我们对汉代文学作品进行专门的分类研究。拟骚诗是楚辞体诗歌在汉代的赓续,其文体、写法以及代屈原立言的思想内容,是楚辞在汉代诗歌创作中流变的重要表现,拟骚诗虽然曲折地表达了汉代文人借伤屈以自悼以及他们对屈原的认识评价,但由此也将汉代的楚辞体诗歌创作引向了衰落之路。     

浅谈赋对山水文学的影响

赋是界于诗与散文之间的一种文体,刘勰说它“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文心雕龙·诠赋》)这种新文体如果真能承袭《诗经》、《楚辞》“直抒胸臆之情,体物写志之意”的创作精神,它是很有发展前途的。可是它产生     

“辞源说”与赋体文学创作——汉魏六朝赋体文学创作论探微

"辞源说"是指赋这种文体起源于楚辞,这是汉魏六朝时期常常与"诗源说"相提并论的一种说法。最早明确提出这种观点的人是班固,后继者有王逸,而对辞、赋渊源关系展开全面探讨的则是刘勰。但他们对这种观点的种种论述,则不仅仅局限于赋体文学的起源问题,同时也涉及到赋这种文体的形貌特征和艺术风格,以及赋的抒情性特征。因此,所谓"辞源说"就不仅是赋体文学的起源论,而且也是赋体文学的创作论,因为它既从赋体文学发展的角度揭示出楚辞与赋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也从创作的角度揭示出赋体文学的基本特征。     

宋玉《九辩》的赋化倾向

楚辞对汉赋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汉初的骚体赋,可以说是直接导源于楚辞。但这仅是人们从辞与赋形式上的特点所作的宏观认识。其实,由辞到赋确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而宋玉《九辩》的赋化倾向则是具体体现了这种文体过渡的特点。     

试说古代文体交叉现象

古代文体交叉现象,是指两种文体在外延上的部分迭合。辞与赋、赋体与骈文、赋与散文、诗与词、词与散曲等,都有这种交叉现象的存在。此种现象的发生,客观上是在文体演进的动态流程中不同文体互相交融、渗透的一种结果。而从创作主体这一面说来,也有可能出于对文学美多样化的自觉追求,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作家在审美创造中对单一化“美学设计”的突破。     

略谈辞赋的句式及其对诗文的影响

辞赋是中国较早的自觉文体,它是综合先秦诗经、楚辞乃至散文的艺术经验而形成的,所以句式灵活多样.这种灵活多样的句式不仅是辞赋瑰丽艺术性的体现,而且对后世文体发展影响巨大.三言句首先在辞赋中大量使用,它对五七言诗以及词、曲都有重要的启迪.六言对句是辞赋在吸取楚辞句法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是骈文的重要构件.     

论袁瑞良先生的赋体散文

赋，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兼具诗歌和散文之特点，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源渊久远的重要文体。刘勰在其文学批评巨著《文心雕龙》里说：“铺才逦文，体物写志”是赋之特征。刘勰又说“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诗经》是赋的远源，《楚辞》是赋的近源。象杜牧的《阿房宫赋》、苏轼的《赤壁赋》都是中国古代文赋的佳作。     

论屈骚句式在汉赋中的流变

目前学界对楚辞汉赋之间源流关系的探讨多以汉代骚体赋为主体,重点剖析骚体赋对楚辞的接受。而细究汉赋全貌可知,楚辞对汉赋的影响不仅止于骚体赋。以体式为介观察屈原楚辞与汉赋,可发现屈骚句式在汉赋中的流变主要体现在骚体赋和骚散相间体赋,就骚体赋而言,《楚辞章句》所录与《楚辞章句》外的骚体赋句式也有不同。《章句》所录骚体赋句式对屈骚中的齐言句式过于依赖而显得拘谨;其它骚体赋对届骚中的杂言句式与齐言句式都有继承,且齐言句式比例逐渐加重;而汉赋对屈骚句式与先秦散文句式的兼收并蓄促成了汉代骚散相间体赋的繁盛。     

汉魏六朝散体赋中“乱”之沿革

汉魏六朝散体赋中的乱辞承自屈原、宋玉作品,并在功能、形式、称名上有所变革,体现了诗、骚、赋三体之交融。在功能上,屈、宋作品之乱辞,并非皆为归总篇旨,汉魏六朝散体赋中的乱辞,亦除归总篇旨外,还有画龙点睛、提升境界等功能;在形式上,屈、宋作品乱辞非皆"变章乱节",汉魏六朝散体赋中的乱辞,则多采用与主体部分不同的骚体句,有的在句式和语言风格上还出现了新变;在称名上,汉魏六朝时期一些赋卒章有"歌曰"诗曰"辞曰"颂曰"已矣哉"等,与"乱曰"名异而实同。     

七言诗并非源于楚辞体之辨说——从《相和歌·今有人》与《九歌·山鬼》的比较说起

七言诗源于楚辞体,是现代学术界大多数人的看法,其中一个重要材料就是沈约<宋书·乐志>中录有<今有人>一诗,是由<九歌·山鬼>改写而成.但是,两首诗之间的改写关系不能看成是两种文体的演化.从本质上讲,楚辞体与七言诗是两种不同的诗体,后者不可能是从前者演变而成.楚辞体在汉代沿着两条路线发展,一种是以楚歌的形式和骚体赋的形式继续存在,一种是变为散体赋中的六言句式,而七言诗的产生自有其独立的过程.在中国文学史上,各种文体在形成过程中受其它文体影响是很自然的事情,小说与戏曲、诗与词、词与曲之间都有影响关系.但是在进行文体影响研究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比较双方在表面形式上的异同,更要关注不同文体之间的本质特征.     

“赋”体名流辨析

“赋”字的本义是《诗经》的一种表现方法,后来演变成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关于“赋”、“楚辞”、“辞赋”等的称呼,一直比较混乱,说法不一。“辞”与“赋”究竟是一种文体还是两种文体,它们的源流究竟如何?我们认为,“辞”源于诗,而后又演变成为“赋”,它应是一种文体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并且与《诗经》有着十分密切的借鉴和继承关系。     

“胡思乱想”的自白 “清新真切”的情诗－－评陶渊明的《闲情赋》

陶渊明的《闲情赋》这样热烈地、坦白地歌颂爱情的作品,在古代文人创作里,实为不多,把她说成淫诗,打入冷宫一千四百多年是不应该的。《闲情赋》既不是艳辞淫诗,也不是“忠臣恋主”;她不是美玉中的微瑕,而是众多美玉中的和氏璧     

论楚辞对汉赋的影响

汉赋“受命于诗人 ,拓宇于《楚辞》。”汉大赋铺张扬厉、结构宏大、语言华丽、句式工整 ,这种审美情趣和特点直接受楚辞的影响 ,故有“楚艳汉侈”之说 ;抒情赋以《楚辞》为模仿对象 ,具有抒情述志 ,注重音韵节奏而篇幅不长等特点 ,它直接脱胎于《离骚》、《九章》。一方面是因为统治者需要歌功颂德 ,文人以辞赋创作作为进仕的手段 ;另一方面文人生活的困顿与挫折 ,诸多悲剧性的人生遭际 ,需要以辞赋写志抒情 ,楚辞也始终在赋家创作中起影响作用。以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为代表的以描写皇宫帝苑和帝王巡狩游宴为主要内容的汉大赋得楚辞之形 ,以贾谊《吊屈原赋》为代表的以抒写个人情志为主的抒情赋得楚辞之神 ,二者对楚辞各取所需而面目各异     

陶渊明四言诗探源

陶渊明的四言诗,约占他全诗总数的五分之一。与其五言诗相比,虽然为数有限,但它却是陶诗不可分割的有机的组成部分。然而今天,人们却大多热衷于对他五言诗及《桃花源记并诗》等的研究和探讨,对其四言诗的研究就比较冷淡。诚然,比较集中地研究他的五言诗是可以的,但也不能顾此失彼。因此,本文想专就陶渊明四言诗的渊源问题作一初探,权作引玉之砖。《诗经》以后,出现了以屈原为代表进行创作的《楚辞》,至汉代又出现了赋体散文,雍雍典雅洋洋     

戴震《屈原赋注》与王逸古注异同

戴震《屈原赋注》和王逸《楚辞章句》都体现出对屈原的推崇,但对屈原作品的看法与解释则是异同互见。注释尚简是两者的共同追求。王逸的《楚辞》注释略微复杂,一方面注者有时引经据典,或对原文作引申阐发;另一方面又主要是对本文字词进行疏通,但仍以简明为主。戴震对于训诂的主张是贵精不贵博,解释时往往不考证。将屈原作品"经化"也是两位注家的相同之处,但程度不同。王逸的解释其经学意味更浓。解释范围方面,两部注解也有出入。在解释方式和方法上,戴震的注解体现出新的特点,如方式上主张根据对象不同的文体而采用不同的解释,方法上有因声求义、"在楚言楚"等。戴震对训诂有理论探讨,因此其训诂实践更富于自觉性。     

"赋"的含义及其对传奇、话本的影响

“赋”是中国文学创作中出现比较早的一种艺术手法，《诗经》的诗作中广泛使用了它。它作为“六义”之一自然会影响古代诗歌创作，过去已有许多人对它进行过探讨，但它对叙事文学创作的影响却很少人注意。赋在汉代发展成一种文体，它介于韵文与散文之间，它在叙事、写物甚至抒发感情时都充分体现了“赋”这一手法的特点，它对以后的叙事文体，如唐传奇的文体形式和风格以及俗赋、变文的叙事都产生了影响，而俗赋、变文等民间赋在文体上、语言上、描写技巧上又影响着宋以后的话本小说。     

楚辞名称再考察

楚辞之名不见于先秦,首见于<史记>,但汉人辞、赋混称,模糊了楚辞与汉赋的文体差异,其后,治丝益棼.又由于刘向、王逸在编注<楚辞>时,都把自己的作品列入<楚辞>集,致使其篇目取舍缺乏客观标准,出现畸窄、畸宽两个极端.本文对导致混乱的诸多现象予以澄清,对"楚辞"的文体辨析、<楚辞>书名的内涵边界及作品归属问题,提出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