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普曼舆论宣传研究及其心理学特点

在美国早期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李普曼占据着重要地位,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深入思考并系统研究舆论和宣传问题的思想家之一。特殊的职业经历以及独特的思想追求使得李普曼对宣传舆论等传播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公共舆论》等著作中,李普曼不仅仅分析了民主社会中妨碍理性舆论形成的制度因素,更深入分析了横亘于主观认识与客观事实之间的心理屏障,从而使他的舆论和宣传研究呈现出鲜明的心理学特点,他的研究标志着传统新闻学理论的心理学转向。     

李普曼“刻板成见”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舆论引导功能

在《公众舆论》中,沃尔特·李普曼从生成、本质、运行机制、存在形式和功能等方面对“刻板成见”理论的主要内容作了详尽阐述,以“刻板成见”的本质和生成为依据剖析舆论,强调通过教育、宣传和灌输方式改变人们的“刻板成见”进而影响舆论的思想,揭示了舆论引导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功能.他对“刻板成见”的存在形式、运行机制以及如何限制“刻板成见”负向功能的论述,对思想政治教育发挥舆论引导功能提供的理论启示包括:转变教育方式、把握社会舆情、强化道德引导、探索多样化的引导方法和途径以及研究视野宏观拓展等方面.     

梁启超与中国舆论观的嬗变

清末民初最有影响的报人梁启超,在中国新闻史上首次系统论述了新闻舆论思想,开启了中国近代舆论观嬗变的端绪,影响了中国近代舆论观的变迁。回顾中国近代舆论观的演变过程,可以透视梁启超舆论现的历史地位与其超越时空的理论价值。     

杜威与李普曼“公众”之争的启示

20世纪早期杜威与李普曼就公众和民主问题进行了争论。前者认为,作为有机体成员的个体在有组织的情况下可以形成积极的公众并对现代民主的健康运行发挥作用;而后者则认为,公众基于自身的原因是容易被操纵的,而且公众只是一种幻影,对于民主来说公众只有作为消极力量才能起到作用。从这一认知出发,前者的民主观内涵丰富且充满理想色彩,而后者则主张精英政治,要求严格地限制公众的活动。     

舆论、外交与国际关系:汉斯·摩根索舆论观解读

随着时代的发展,舆论在政府的对外决策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大。在《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一书中,摩根索主要从世界舆论和公共舆论两个维度论述了二者对外交决策的影响。重读经典现实主义大师的舆论观,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判断和应对迅速变化的国际形势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手机舆论的监控与引导研究

舆论是民众社会心理的一种集中体现,它以公共利益为目的,以公共事务为导向。每一个舆论都可能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手机媒体为人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与自由,拓宽了沟通的广度和深度,打破了信息传播形式的界限。手机能够促使信息快速传播的舆论的有效形成,但是也会引起社会恐慌。通过全面了解手机舆论的特性及其形成过程,在与传统媒体对比的基础上,提出手机舆论监控与引导的方式,为打造一个和谐安定的手机舆论环境奠定基础。     

戈公振新闻时评与舆论观论略

戈公振在上海《时报》任职期间,撰写了大量的新闻时评。这些评论,聚焦时政,关注商业,关怀民生,抨击时弊,跨越五四运动前后两个时代,论题更为宏观,更为底层,救国情怀和民生意识更为浓烈。同时,经由包括新闻时评在内的新闻实践,戈公振形成了自己典型的民本主义舆论观。     

传播实践的转向与舆论思想的演进——论孙中山舆论传播观的形成

孙中山在其革命生涯中始终肩负着宣传革命和共和主张、引导舆论的重任,以聚四万万人之力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国家。从上书论政、积极投稿到办报以开风气,从最初的倚重革命演说到逐步倚重报刊宣传并结合演讲的传播实践,孙中山逐步形成了有关演说、报刊的舆论传播思想和引导舆论、保障言论自由等舆论观点,并以此指导和推动着民主革命的进程和民国建设事业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工作的人民观

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工作的人民观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人民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民本"思想基础上,在新闻舆论工作实践中形成的.其内涵体现为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人民至上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三个层次.在实践中,这种人民观要求新闻舆论工作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     

舆论环境的变化与舆论引导新格局的形成

在传媒发达的时代,社会舆论变得非常灵敏,外界的微小变化都可能在公众之间引起较大的舆论波动。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的凸显使各地政府普遍处于“超载运行”的状态。当利益格局分散、社会矛盾增多时,社会舆论就会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状态。加强舆论引导,保持正确的政治导向,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任务,也是国家稳定的重要前提。面对转型期日益复杂的舆论环境,我们必须建构一个定位明确、特色鲜明、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的舆论引导新格局。     

舆论与舆论监督:正义、公正与制衡

舆论来自于公众 ,是人类社会的自在主体 ,能形成强大的群体力量。舆论本身具有“道义”力量的价值评价 ,舆论的背后潜藏着公众对社会价值尺度和运行方向的内在要求。舆论监督是社会正义的象征。批评社会的不平等 ,追求社会公正 ,只是舆论监督的一个现实目标 ,它在根本上是人类为了追求社会均衡、社会发展而设的价值前提。舆论监督的意义在于人以这种方式向自己提出了一种为之奋斗的价值向度     

舆情研究与民意研究的差异性

舆情研究与民意研究的主要差别有三点,即前者在研究“社情民意”时,其研究对象更为宽泛;前者在研究“民众的社会政治态度”时,着重研究民众的社会政治心理活动,着眼于调查和分析普通民众与国家管理者之间利益关系的各种具体问题,显得更加专门化;前者与舆情信息工作直接和密切结合,形成了舆情信息工作的重要理论支撑。文章强调指出,舆情研究的许多新发展有其客观的社会背景,它丰富和壮大了对民众意愿尤其是民众政治意愿的调查和研究工作,与民意研究形成了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之势。     

网络公共领域中的网络舆论与网络公众舆论

网络舆论和网络公众舆论是理解网络公共领域的关键概念。文章通过对舆论和公众舆论、网络舆论与网络公众舆论的诠释和辨析,厘清了舆论与公众舆论不同、网络舆论与网络公众舆论不同。文章指出,网络舆论是上网者随意、随感而发的话语;其中带有＂良知＂及成见且带有情绪化倾向。而网络公众舆论要求参与批判讨论并赋予了公共精神和批判性的含义。这有助于网络公共领域建设和适宜发展。     

"多数的暴政"与"舆论的宗教"——托克维尔的公众舆论观念

19世纪思想家托克维尔的学说近年来受到国外政治学、社会学和舆论学界广泛的关注。基于对公众心态的深刻洞察力,托克维尔提出了“多数的暴政”与“舆论的宗教”概念。他一方面指出极端的平等反而会带来极端的专制,一方面希望从民主社会的内部发掘自由。针对公众舆论问题,他从政治与社会两个层面进行了思考。西方自由主义基本沿循了他政治层面的思路,但是他在社会层面的观点则一直被忽视。托克维尔所预言的庸众社会已成事实,值此之际,他的思想遗产更值得我们反思。     

基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信任与信心”舆论引导策略实证研究

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共同关注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舆论引导,营造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的舆论氛围。立足国家层面,将疫情期间的新闻策略归纳为三种典型策略框架——建构大国形象（强信心）、筑建共同体文化（暖人心）、建立公正机制（聚民心）,并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对三大典型策略的主流新闻,人群的反应均倾向于比较积极的情绪,认可程度及信心倾向较高;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的人员、收入稳定人群、26～45岁的中青年对国家拥有更强的信心。     

汉代官方舆论收集机制

两汉政府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重视民意,形成了一套以规谏机制为核心的舆论信息收集系统,包括天子求言与百官进谏、朝议、吏民上书、使者采风、倾听民意等制度,既吸收了由所谓“进善之旌”、“敢谏之鼓”、“瞽史诵诗”、“工诵箴谏”、“大夫进谋”、“士传民语”等构成的古制的合理性内核,又摆脱了古制富于理想色彩、适合小国寡民的局限性。它以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的崭新背景为平台,以现实政治实践为基础,因而更具可操作性,为两汉统治集团及时掌握行政信息、正确决策提供了依据,同时也反映了汉代民众的积极政治参与意识。但是这一系统在运转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专制制度本身又是限制甚至阻碍这一系统正常运转的主要因素,因此汉代下情上达之途仍然不够通畅。     

媒介融合下的华文网络媒体舆论传播研究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与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促进了华文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本文阐释了媒体融合下的华文网络媒体发展状况,界定和分析了华文网络媒体的概念和研究,剖析了华文网络媒体的舆论构建、舆论特征,对华文网络媒体未来的发展趋向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基于文本挖掘的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研究

基于网络爬取的方法,对近几年的121条有关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典型案例进行可视化分析,对词云图、语义网络分析、LDA主题模型的特征分析进行语义挖掘。挖掘出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治理中的突出问题,了解阻碍网络舆情防控与治理之因。文章提出了构建网络舆情预警机制、建立网络舆论治理机制、健全传播者和接受者引导与培育机制、完善网络舆情法制与追责机制、优化网络舆情的多元联动共治机制。以期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舆情有效监管,整治网络谣言乱象,较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     

基于自组织机制的互联网舆情治理

互联网时代,我国网络空间舆情的防控和治理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但是,互联网本质是一个自组织系统。以互联网舆情的自组织演化为视角,运用AMOS和SPSS软件对政府行为、媒体行为、意见领袖行为、网民行为和网络舆情发展进行实证调研,并对网络舆情的主体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政府行为、媒体行为、意见领袖行为均对网民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政府倡导的舆论导向、媒体之间的协作关系、意见领袖的舆论观点、网民以及第三方力量的介入都将影响网络舆情的传播与演化。基于我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舆情防控经验,自组织视角下的网络舆情治理需要重视意见领袖的作用、强化媒体协作关系、保持舆情要素的非线性作用、注重引领网络道德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