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体源流辨》驳议——与李伯敬同志商榷

李伯敬同志《赋体源流辨》一文对于班固“赋者古诗之流也”的赋源于诗说提出异议,认为后来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把赋说成“六义附庸”、宋祝尧说“汉兴,赋家专取诗中赋之一义以为赋”以及直到晚近流行的赋体源于诗六义说,都沿袭班固,这两种说法都不正确。李文首先引范文澜同志在《文心雕龙·诠赋》注解中一段话作为依据。范注驳斥赋体源于诗六义说是很有力的。但并没有就     

《汉志·诗赋略》分类义例新论

本文清理了清代以来《汉志·诗赋略》分类研究最有影响的观点,从题材内容、形式体制、学术源流方面进行探讨。认为:《诗赋略》分类义例出自汉代主流意识的诗学思想,前三种赋可视为风体之赋、雅体之赋、颁体之赋,杂赋一种,附录而已。这是因为赋为“古诗之流”,要“侧隐古诗之义”,因而取法孔子删诗正乐,使“《雅》《颁》各得其所。”这就是班固《两都赋序》论述“孝成之世”向、歆父子校理诗赋“稽之上古则如彼”,给予我们的启示。     

赋体源流辨

“赋者,古诗之流也。”自班固首创这种赋体源流说以来,历代辞赋评论家大多沿袭班固的说法。刘勰在其《文心雕龙·诠赋》中说:“赋自诗出,分歧异派”,把赋看作“六义附庸”。宋人祝尧说:“汉兴,赋家专取诗中赋之一义以为赋。”清人程廷祚也说:“赋与骚虽异体,而皆原于诗。”直至晚近,仍有些论著坚持这种说法。如有个辞赋的选注本说:“《诗·大序》说《诗》有风、赋、比、兴、雅、颂六义,赋即其中之一。到了后来,它成为一种独     

汉魏六朝赋断论

关于赋的渊源,是目前赋学研究中争论最多的问题。传统的方法是,认为赋源于《诗》,赋的美刺讽谏的宗旨出自《诗经》的传统。“赋者,古诗之流也”。(班国《两都赋序》)“赋自《诗》出,分歧异派。”(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就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为封建社会历代赋论家所宗,这还     

略论赋与诗的关系

谈到赋与诗的关系,我们首先就会想到班固《两都赋序》所说的“赋者,古诗之流也”这句话,它是我们现在所见到关于诗、赋关系的最早的定义式的表述。但诗究竟怎样流为赋,班固在后面说得比较含混,又与他在《汉书·艺文志》中的论述不一致,因而后人在发挥这句话时就表现出理解上的歧异。有人把它坐实为赋是诗的六义之一,有人认为是指赋继承诗的美刺的传统,有人则联系《汉志》,认为赋是诗之“不歌而诵者”。     

荀子《赋篇》的真伪问题及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荀子《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五篇）的真伪问题，现在提出来讨论，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对于汉赋这一文学体裁的源流分析，关系到能否对它作出正确恰当的评价。目前学术界较为一致的观点，是把《赋篇》作为赋体的渊源来分析的，从而承认前人所说荀子是“以赋名篇”的创始人。实际上，大多数学人在作出这一论断的时候，皆出自于“聊备一说”的学术研究心态，《赋篇》的特点与谜语毫无二致，何以能称之为“赋”，其间原因却不去细究。《赋篇》的体裁能否作为“赋”来评判？《赋篇》的内容是否荀子…     

走出俳优——论《两都赋》的赋史意义

西汉赋体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曾遭遇“作赋乃俳,见视如倡”的伦理危机.《两都赋》的出现,不仅提出“赋者,古诗之流也”的观点,高标诗为赋源,诗赋同用,从理论上为赋体正名,同时也以成功的创作实践解决了长期以来积累的诸多现实问题,确立了崭新的创作立场、原则与方法,为东汉后期辞赋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龚克昌教授《汉赋讲稿》英译本序

赋是汉代主要的文学表现形式，但汉赋在中国却一直被学术界所忽视，尤其在１９４９年至７０年代，几乎成为学术研究的禁区。龚克昌教授是最早真正对汉赋进行认真的学术研究的学者之一，《汉赋讲稿》就是他１９８８年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讲学期间的讲稿。《汉赋讲稿》既有对汉赋在总体上的全部评价，又有对汉代具体赋家及赋作的独到见解。尽管《汉赋讲稿》只是龚克昌汉赋研究成果的一部分，但从中却可以看出他的开创精神和“深远的洞察力”，以及“对赋及汉朝文明坦然自若的热诚”     

赋源诸说新析

关于汉赋文体之源,两千多年来,诸如“古诗之流”说、源于楚辞说、出于纵横家言、出于俳词说、源于隐语说、不歌而诵说等等,可谓讨论者日盛、观点日多,认识却并未日趋清晰。原因在于,凡此种种于赋体之形成似皆有所相涉,又皆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弊,其实质是只看到了赋在思想或形式某一个方面对前代文学或艺术形式的继承。任何一种文体的产生都离不开前代文学的浸染,而这种浸染,往往非只一方面、非只一源所能涵盖。     

汉赋起源新论

关于汉赋的起源问题,历来众说纷纭,或谓源于<诗>,或谓源于<楚辞>,或谓多源.我们认为,"赋者古诗之流"的说法,不过是汉人以经学眼光所作的赋学批评而已,事实上不是<诗>影响了赋,而是赋<诗>风气促成了汉赋的产生,这也是赋之得名的主要原因.<楚辞>原是楚文化熏染下的抒情诗,汉以后拟作甚多,加之又受汉赋影响,遂有骚体赋的出现,但在以屈原作品为主要代表的楚辞与汉大赋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至于汉赋多源说,实未揭示汉赋产生的源头究在何处.细案史料,汉赋直接源于战国纵横家的游说进谏之辞.从春秋时期公卿士大夫在特定的政治、外交场合赋<诗>言志,到战国时期士人的隐语讽谏和游说进谏,再到汉初枚乘的<七发>,汉赋的萌发、演进之迹皦然分明.     

由《天问》看楚辞对汉赋的影响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云：“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刘熙载《艺概·赋概》云：“骚为赋之祖。”他们都看到了汉赋之艺术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楚辞特别是《离骚》的影响。后代学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也多以《离骚》为例进行分析，对《天问》一篇则涉及不多，而实际上《天问》中的某些特征亦鲜明地显示了由楚辞到汉赋过渡的痕迹。一、“赋家之心”作为赋诗意义上的“赋”，最早当见于《国语》，“赋”本有诵诗之意，即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谓“不歌而诵谓之赋”。“赋”…     

关于汉赋同经学联系的一点探索——从扬雄否定大赋谈起

<正> 赋正式形成于汉代也兴盛于汉代,这似乎不存在什么异议了。《汉书·艺文志》于“六艺”、“诸子”之外,昭然别立“诗赋”一门,可看出汉人对辞赋的特予重视;《汉书·艺文志》收列“歌诗”314首(包括“乐府”),而赋为900余篇,后者数量约为前者两倍之多,更表明了汉人作赋的热情和踊跃。《文心雕龙·诠赋》篇称:赋之于汉“蔚成大国”;又说:“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余首。”(按班固已有类似的话)看来都并非夸大之辞。然而,使人困惑不解的是,正当汉赋发展大骋其势、成绩可观之际,却猝然响起了否定赋作     

汉赋研究史述略

2 0 0 0多年来的汉赋研究可以划分为五个时期 :两汉是汉赋研究的奠基期。这时期的汉赋研究虽然零碎 ,不成系统 ,但涉及面很广 ,内容很丰富。其中尤以颂美讽谏说最为突出 ,体现出汉人经世致用的汉赋观和文学观。魏晋南北朝是汉赋研究的第一个高潮 ,涌现出许多评赋、集赋、注赋的著作 ,凸现出《文选》与《文心雕龙》两座并峙的高峰。这时期的学者对汉赋的艺术美有了肯定性的认识和评价。唐宋元是汉赋研究的延续期 ,赋论观点无太大进展 ,但也出现了李善《文选注》与祝尧《古赋辨体》两部影响深远的力作。明清及近代是汉赋研究的总结期 (第二个高潮 ) ,汉赋的整理分类与评析论述都代表了古代汉赋研究的最高水平。现当代是汉赋研究的转型与鼎盛时期。 2 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研究出现了新思想、新方法、新气象 ,但直到八九十年代才真正走上科学的道路 ,涌现出大批深入、细致、系统的汉赋研究专著。总之 ,每一时期的汉赋研究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而人们的汉赋观也在历史的推进中渐趋完善和系统。     

汉赋研究的新收获——评介龚克著《汉赋研究》

<正> 龚克昌同志著《汉赋研究》,新近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作者二十余年来有关汉赋研究的心血结晶。尤可珍视的是,这也是建国以来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深入论述汉赋的专著。在中国文学史上,历来对汉赋毁誉不一。在汉赋风靡文坛的当时,踵武司马相如的大赋家扬雄就反戈一击,把作赋挖苦成“壮夫不为”的“童子雕虫篆刻”。此后汉赋命途多舛,对它的研究,既显冷落,又观点岐异,比起     

略论汉赋繁荣的社会背景

<正> 赋作为在先秦战国时代出现的一种新兴的文学样式,它的特点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所说的是“铺采摛文,体物写志”。而这一时期的荀子和宋玉是赋体文学的奠基者,所谓“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赋到了汉代成为最流行的文学样式,后人便把它同唐诗、宋词、元曲并列,称之为“汉赋”。而作为汉赋典型的则是那些专门以帝王贵族宫苑和田猎游宴为描写对象的所谓“汉     

赋文体渊源再论

自汉代迄今,研究者站在不同立场对赋体的渊源进行多层面探析,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遂导致结论千差万别。探求文学体裁的源流变迁,应回归文学文本和产生其文体的时空地域,这无疑已为主流学界所认同。汉赋虽全盛于两汉,但产生汉赋的时空背景更多来源于楚国。从文字学上厘清“赋”义的历史演变,认识“辞”“赋”两种不同文体的本质差异,还原文本、从文本出发考察赋体产生的直接来源无疑是认识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宋玉继承“屈辞”传统,但又推陈出新,开创了“屈辞宋赋”双峰并峙的文学新局。宋玉将“赋”义在战国时代广为应用的“赋诗言志”以及“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的传统融入于自己创新性的文学体裁“赋”,与“屈辞”言情不同,宋玉诸赋重在体物,此体一经宋玉发端,遂演进成为两汉文学主流范式。     

陶渊明《闲情赋》的评价问题

在现存陶渊明的诗文中,《闲情赋》是一篇思想和艺术都比较复杂的作品,引起后人颇多的争议。主编《文选》的萧统认为它蹈袭了汉赋“劝百讽一”、“卒无讽谏”的窠臼,视为陶集中的“白璧微瑕”。后来,赞同萧统意见的人甚至将它归于“丽以淫”的“词人之赋”,说它“轻薄淫亵,最误子弟”,是一篇包含“邪心”的“情赋”。另一些人不同意这种观点,首先起来发难的是苏武,他说:“渊明《闲情赋》,正所谓     

《文选》京都赋与汉代的空间意识

《昭明文选》选录先秦至六朝之赋五十六篇,分为十五门。而京都一门则作为开篇,包括班固《两都》、张衡《二京》《南都》和左思的《三都》。这些宏篇巨制的大赋都是赋家的登峰造极之作,汉赋“铺采摘文,体物写志”的典范。《三都》作者虽非汉人,但其生活在于魏晋之交。“思作赋时,吴蜀已平”,正是晋武帝统一天下的暂时繁荣时期,其时代氛围与两汉有某种程度相似之点。其赋作的思想意绪、风格体制,皆与班张之作先后一致,充分体现出汉赋特点。钱钟书先生论诗分唐宋时说:“余窃谓就诗论诗,正当本体裁以划时期,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吻合。”就风格体裁论,《三都》实为汉赋。     

《荀子·赋篇》包括荀卿不同时期两篇作品考

《荀子·赋篇》在文学史上首先以“赋”名篇,时间介于楚辞与汉赋之间,若干年来,引起了文学史家的注意。但是,一般的著作和论文只着眼于它的篇名进行概括的评说和笼统的比附,以说明楚辞的发展去向和汉赋的渊源,对几个根本的问题则鲜有涉及。因而,在阐述、揭示我国诗歌辞赋由春秋战国向汉代的发展轨迹方面,也就难免得出错误的结论。关于《荀子·赋篇》有三个问题必须弄清:一、它到底包括几篇?二、其中所含各部分是否都是“赋”?三、它们分别作于什么时期?或者说,它们是不是如有的人所笼统说的,都     

《文心雕龙》是一部文章学概论

近年来,随着文章学研究的深入开展,不少研究者对《文心雕龙》系一部文学理论专著的说法提出了异议。王运熙先生说:“从刘勰写作此书的宗旨来看,从全书的结构安排和重点来看,则应当说它是一部写作指导或文章作法,而不是文学概论一类的书。”(《文心雕龙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贺绥世先生说:“《文心雕龙》研究的不是单一的文学理论,而主要是文章学。”(《写作》1983年第二期)《文心雕龙》的研究对象虽包括诗、赋、乐府等文学作品,但大部分还是论、说、书、记等常用文章;《文心雕龙》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