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之际的兵制与地方秩序——以错役制度为中心

曹魏有士兵不得在家人居住地区服役之规定,或可称为错役制度。文章旨在梳理错役制度在魏晋之际的变迁,并以之为切入,尝试探索不同群体对地方秩序之构想。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神仙观念的嬗变

从《世说新语》及相关材料中可以看出,在神仙道教的形成过程中,神仙观念从一种文人的理想王国或理想人格,变而为文人对自身现实利益和欲望的反观和指认,从而呈现出士人思想观念与精神人格形成的社会化轨迹。     

审美意识的现代转型

古典主义是在人与对象的第一次分化,即人与自然历史分化的基础上出现的;浪漫主义则是在人与对象的第二次分化,即人与社会历史分化的基础上出现的。因而由前者向后者的发展集中地体现了人类审美意识的现代转型。与古典主义不同,浪漫主义不是以客体为原则,而是以主体为支点。但是,作为主体性原则的审美意识,浪漫主义还只是强调主体的普遍性,继之而出现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则进一步强调了主体的特殊性和个别性。从这一意义上讲,浪漫主义不仅构成了古代艺术的历史终结,而且构成了现代艺术的逻辑起点     

意识结构与审美意识

人类意识结构包括三种意识层次:无意识、非自觉意识和自觉意识;三种意识水平:感性意识、知性意识和超越性意识。审美意识属于超越性的非自觉意识。在这种定位中,审美意识的自由性质得到揭示,这就是说,审美意识具有充分的意象性和超越性。     

器量和魏晋士风

器量这个评判人物的范畴大行于魏晋,一方面源于把人自身视为独立的价值存在,另一方面也注意到器量在实践中所起的作用.由此决定了自觉追求器量成为魏晋士风中的一个突出特点.     

审美意识历史变迁的基本特征

本文从宏观的角度把人类审美意识的生成、演变看作是一个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文章以“环境与发展”、“普遍与差异”、“渐进与突变”三对范畴揭示了这一历史过程的动态性及其与人类生活的相关性。     

论先秦审美意识的发端

从宏观的角度考察 ,山顶洞人粗陋的装饰品的出现 ,不仅将我国工艺美术的源头上溯到旧石器时代后期 ;而且昭示出山顶洞人之原始宗教观念 ,以及原始初民爱美、追求美时 ,那由朦胧而逐渐清晰起来的历史足迹。     

"魏晋风度"的时代意义

魏晋风度以其独特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而受到广泛重视,有关的评价见仁见智,甚至针锋相对.但不论如何看待和评价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魏晋风度,皆不可否认其对中国文人及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魏晋风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且其时代意义能够跨越时空引起广泛的共鸣.     

转换与过渡——20世纪80年代工笔人物画的审美意识嬗变

20世纪80年代的工笔人物画呈现出转换与过渡的双重性质。这种转换性体现在审美意识疏离了与政治的关系,创作上突破了单一的模式,作品的视点落驻在平凡和普通的事物之中,画家们以真实的情感和质朴的态度面对艺术创作。过渡性体现在审美意识出现多元化的倾向,工笔人物画家开始追求绘画的本体性,与此同时强化了画家本人的自我表现意识。     

现代文学表现主义的审美意识阐释

现代文学表现主义在历史和文化的现代语境中,受到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多重话语的影响,其审美意识不仅存在跨语际交流的先在障碍,而且传统和意识形态的先验性也使文学在自律与他律之间摇摆不定。反映、创造现实的维度上如何界定表现主义、现实主义成为现代文学理论与实践思考的重点。     

简论魏晋鼎革之际的司马孚

司马孚既是一个曹魏老臣,也是魏晋易代之际司马家族中的主要成员。司马孚一生心向魏室,在每一任上,皆体现出“内弘道义,外阐忠贞”的性格。虽然高平陵之变后,特殊的环境使他陷入矛盾和痛苦中,但他的所作所为可以证明,在司马家族中,他还是称得上“魏之纯臣”的。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尚药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尚药局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东汉的尝药监、曹魏和西晋的尚药监还不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北魏太和新官制在门下省创设了尚药局,这是一个专门为皇帝提供医疗服务的机关。隋炀帝大业三年(607)改革官制时,将尚药局划归新设立的殿内省,最终完成了皇家医疗事务与国家医疗事务分离的过程。尚药局的创设是北魏后期进行官制改革的重要成果,它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发展过程中皇家事务与国家事务分离的趋势,同时也是顺应这种趋势进行改革的标志,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魏晋玄学与山水田园诗的生态取向

在生态视域中,魏晋玄学思潮经过对儒家、道家学说中所蕴涵生态思想的体认和吸纳后,进一步加深和拓展了文艺生态思想的学理内涵,形成了有别于传统的生态精神以及主体心灵与自然合拍而心融神释的生态效应.深受玄学浸染的作家们在回归自然的自觉中使早期山水田园诗创作的生态取向得到确立,其审美及创作中呈现的自然的玄化、情化特征无疑也提升了自然生态的文化品格,增强了自然山水审美的人文意蕴,其创作所呈现崭新的人文和自然生态品质及面貌对后代生态诗学产生深远影响.     

对魏晋士族制度的历史考察--兼评陈寅恪的士族说

本文作者从魏晋士族制度的起讫时间、中正评士的标准及其变化、士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以及士族制度的瓦解原因等方面对魏晋士族制度发展的全过程进行了历史考察,并认为近年学界讨论魏晋士族制度时所依陈寅恪先生提出的标准,即门第和婚宦,是值得商榷的.而其后学申论其说就更是错误的.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四季”诗

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创作获得巨大发展。那时的中国,一年四季,四季分明,不同季节具有不同的气候特点、物候特征。众多诗人感应着四季不同的物候变化,感物兴思,诗情勃发,创作了大量季节特点鲜明的四季诗。相较而言,春秋二季,气温变化最明显,物候变化最显著,人们的情思也最活跃,所以成为诗歌创作的丰收季节。而夏冬二季,气候炎热或冷寒,人们的思维活动受限,情思也就较为单一,诗歌创作也就稍逊许多。     

葛洪与魏晋玄学

玄学是一种崇尚老庄的哲学思潮,其中包含着浓厚的生命哲学和养生思想.玄学家在魏晋时期政治动荡的社会中,通过对虚伪名教的批评和对生命本真的关注,使养生之风盛行一时,也影响到道教的发展.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对神仙存在的论说,对得道成仙途径与方法的介绍,充满着玄学的清谈思辨和养生追求.本文将葛洪的道教思想放到与魏晋玄学的相互关系中来加以考察,以期展示葛洪通过借鉴魏晋玄学的养生思想推动了道教仙学的发展.     

论魏晋之风力

文章围绕钟嵘的“风力”批评概念,就建安、左思以及陶渊明诗歌的美学特征加以清理、分析,认为风力主要表现的是魏晋士人的英雄气与名士风,风力的流变反映出魏晋士风与诗风演进的大势。     

魏晋时期祭祀礼制与儒家教化

魏晋时期的祭天礼制,主要以郑玄的经学思想为基础。魏晋时期的宗庙祭祀主要承续两汉礼制,在围绕孝和礼,私和公的问题上,曹操从公的角度主张遵从礼,晋元帝从私的立场寻求孝,这有助于从儒家教化角度建构社会民风。魏晋时期民间层面的祭祀,随着佛道两教逐渐推广,新的神灵崇拜祭祀模式形成。     

魏晋诗歌中的距离审美

魏晋时期,人类对自然景物的观察视角开始从近距离平视慢慢向远距离俯视转变,这对当时诗歌的美学形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人类对时间的认识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丰富了诗歌的哲理内涵,这些转变,给诗坛带来了新奇的自然美和无限的哲理美。力图对这一现象作一简单描述,追其前源述其影响。     

春秋时期郑、宋、卫世族政治的历史变迁

春秋时期，郑、宋、卫三国基本上是因循旧制，任用公族执政。但由于历史传统、现实国情不同，三国的世族政治亦表现出了不同的特色。郑国世族形成较晚，“七穆”兴起后，郑国形成了卿大夫执政制，诸卿互相制衡、联合执政，使郑国国内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宋国政治的特点是君权较强，政权下移较缓，君权在与卿权的斗争中稍占上风。直至春秋末期，宋国政权才完全落入“戴氏”的手中。卫国在春秋早期社会矛盾的焦点是公室内部争夺君位的斗争。春秋中叶，卫国的世族势力壮大，公室与卿大夫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春秋晚期，卫国君位争夺与君卿斗争互相交织，内乱频仍。南氏乘机崛起，并在战国时夺取了政权。尽管春秋时期郑、宋、卫的政治各具特色，但其总的发展趋势是相同的，即经过公室与世族、世族之间的激烈斗争，列国最终均出现了“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政治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