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的建交条约——《中日修好条规》

学术界对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十分重视 ,但对近代中国的平等条约却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 1871年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是由中日双方自愿商定 ,权利义务对等 ,明确规定互不侵犯领土 ,互不干涉内政的平等条约。《中日修好条规》不仅是中日关系史上的第一个条约 ,而且也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的建交条约。《中日修好条规》昭示后人 :对外平等交往是历史的必然和发展的前提 ;强权和武力解决不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问题 ;强大的国力及和平诚信的理念比条约的平等性更重要     

外交文本修辞的背后——中日《修好条规》考论

中日《修好条规》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平等的建交条约,但实际上条规的草拟和签订过程却一波三折,背后隐藏着种种博弈。通过对中日《修好条规》长达一年之久的缔约过程中的草案和条约正式文本的考察,可以看到在文本修辞背后,中日双方展开了一场国际政治和文化斗争。     

夹缝求存: 在日中国人研究 (1858—1871)

1858 年日本与欧美诸国先后缔结修好通商条约, 大体构建了日本与西方列强之间的近代条约 体系。 由此直到 1871 年 《中日修好条规》 签订, 在日中国人一直以 “无条约国民” 的身份生活在开港后的 日本。 为了寻求出路, 他们往往通过借用欧美商馆名义或受雇于欧美商馆等形式获得合法的居留和贸易权 利, 因身份而受到多重限制和双重管理是当时在日中国人所面临的现实处境。 通过对这一时段在日中国人的 生存状况及其管理问题的历史考察, 既可加深对日本华侨所处的历史环境及其历史作用的理解, 也可为深入 研究近代中日关系提供线索。     

中日1871年立约述评

18 71年的《中日修好条规》是中日两国在近代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在订约及交涉过程中 ,李鸿章等人吸取过去与欧洲各国立约的经验教训 ,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精神面貌 ,反对日本政府提出的于我不利的要求 ,积极维护国家利益。但传统儒家思想依然是李鸿章等人的主体思想 ,因而 1871年立约未能改变晚清外交局势     

近代中日关系的开端——从一八七一年《中日修好条规》谈起

中日两国不仅是一衣带水的近邻,而且在历史上关系十分密切,利害攸关.两千多年来官方和民间的友好往来,渊源流长.近代中日关系,是从一八七一年中日两国签订《修好条规》开始的.因此,本文拟对这个条规的性质及其特点略抒己见,请同志们指正.一中日两国在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先后被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武力敲开了封建的"闭关"、"锁国"的大门,带着殖民的枷锁跨入近代历史的门槛.共同的历史命运,本应使中日两国友好相助,共同抗敌,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但历史的发展并非如此.在中国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日本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被迫先后和     

试论《中日修好条规》的不平等性

学术界对于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是否平等的问题存有争议,其根源在于采用了国际关系史和国际法两种不同的标准。该约的签订程序按国际法的标准是平等的,但其内容按国际法的标准则存在着领事裁判权等不平等的方面。其签订目的和效果按国际关系史的标准看,是日本用修约的方式为日后"合法"入侵朝鲜所做的准备。     

19世纪中叶中国人的东渡和横滨华人社会的形成

1858年7月美国逼迫日本与其签署了《日米修好通商条约》,横滨从此向欧美敞开了门户。中国人几乎在开港的同时出现在横滨。最活跃的是中国的买办,他们充当欧美人与日本人通商的中介。1870年日本与清政府签订了《日清修好条规》,中国人获得了领事裁判权,这加速了在横滨的中国人社会的形成,从而使中国人最终摆脱了欧美人附庸的社会地位。      

从条约体系的建构看中国近代史的分期

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与西方列强先后签订了五百多个不平等条约。随着近代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签订,近代中国社会开始在条约体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运行。《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运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整个条约体系建构中重要的支撑点,亦成为中国近代史分期的主要标志。     

论近代中国的准条约与国际私法

近代中国的准条约指作为国际法主体的中国国家与作为私主体的外国法人等签订的,以关乎国计民生的借款、铁路、电信、矿物等为主要内容的合同或章程。准条约不是条约却类似条约,形成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准条约属于国内法上的协议,不是中国国际私法的渊源。其规范的法律关系主要限于经济范畴,是涉外民商事关系的一部分,因而关涉国际私法。准条约在国际私法中具有特殊性:兼具公法与私法性;国家在准条约中的民商事主体地位具有特殊的不平等性;适用的法律主要为国内法。国际私法是近代废约运动中的重要理论依据,把准条约归入国际私法范畴,折射出近代中国的政治及外交生态。     

浅析《杰伊条约》与汉密尔顿的外交思想

1794年11月19日英美签订的<杰伊条约>,维持了两国18年的和平,为美国经济提供了关键的成长时间.历史发展证实,<杰伊条约>对美国来说是一次外交成就.汉密尔顿的外交思想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走出中日关系的困境——兼论对日新思维

中日关系面临建交以来的严峻考验,而地缘政治和不断加深的双边经贸往来,迫切需要新思路来破解"政冷经热"的局面。"对日新思维"虽然进行了一些积极探索,但没有给出具有说服力的、切实可行的策略。应当根据日本国民对于历史的不同认识,针对不同群体采取不同措施,加强信息沟通以摆脱目前中日互动的"囚徒困境"。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条约观演变研究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不仅被迫与英法美俄签订城下之盟,还要面对德国、比利时、葡萄牙等国来华请订商约,中外不平等条约关系进一步扩大。在议立和修订条约的过程中,清政府逐渐深化条约认识、调整对外政策,条约观呈现从排斥“要盟”到严格信守、“羁縻驭夷”到条约体制、“惠及远人”到力挽利权的转变态势,商约观念亦随之萌生,由是表现出近代东西方国际秩序间的矛盾与交融,以及中国外交体制从传统向近代化的艰难转型。     

《池田倡言》与中日关系的发展

《池田倡言》是中日关系史上的一座丰碑。其理论基础是池田大作和平思想,包括生命尊严、非暴力、共生的思想和世界民族主义的理念。《池田倡言》反映了战后国际关系和中日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其基本内容是提倡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发展中日经济文化交流,还对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作了重要论述。《池田倡言》是富有远见、博识、勇气的倡言,成为中日关系发展的强大动力。不仅对于当时中日邦交正常化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现在和今后的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发展中日关系的新功能主义尝试

近几年的中日关系一直都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状态,但这并不是两国国内大部分人所愿意看到的。尽管中日两国政府都力图发展双边关系,但日本国内的政治右倾化是破坏中日关系的一股强劲力量。因此,要发展中日关系,首先应该遏制住日本国内破坏中日关系的观念和行为,然后按照新功能主义的理论开拓两国合作的技术领域;在一个领域的合作成功之后,转向其它领域的合作,最终建立一种有效的合作机制,从而使得两国关系进入良性运转的轨道。     

1945年-1972年日本学术界对中国革命的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1972年中日建交以前的这段时间中的日本学者对于中国的研究,尤其是对于中国革命的研究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一环.本文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1972年前后的日本学者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研究论著为线索,试图整理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对于新中国研究的基本脉络.     

中日社交语言文化差异之比较

人际交往始于称呼语。称呼语体现着交际者的身份、地位、彼此间的亲疏关系,以及相互尊重、友好、和谐的人际关系。由于中日民族风俗习惯各异,交际语言有很大的区别。中日交流中语言运用的恰当与否,对交际的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探索中日交际语言的异同,对了解丰富细腻的民族文化内涵、加强两国友好往来很有裨益。     

不平等概念与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法学上的平等指的是程序和条文上的平等,理想概念中的绝对平等是不存在的,我们判断中国近代史上的条约是否平等,依据的标准应该与国际法一致。条约的缔结是否有武力直接或间接的威胁,条约是否侵犯了中国的主权,约文是否对等,应是我们评判不平等条约的基本原则。由于近代条约的复杂多样,单凭几个原则是难以判定所有的条约的,对一些具体的问题还需要深入讨论。     

中日关系与东北亚一体化

中日关系的走向对东北亚地区的一体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目前中日关系面临许多问题，需要两国政府和人民冷静地对待和妥善地处理，应该在互信互让的基础上，从战略高度和长远眼光把握中日关系的方向，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一切问题，不断加强和深化各领域的互利合作，扩大共同利益，在有利于双方，也有利于多方的前提下，实现真正的友好，推动东北亚地区早日实现一体化。     

特权与人权冲突：《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现实困惑

1961年4月24日生效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竖起了外交史上一座耀眼的里程碑。它第一次系统地规定了外交人员在别国的特权，使得其人权得到保障。然而，公约生效以来却出现了许多违背其初衰的特权与人权冲突的事件。笔者拟通过对外交特权与人权冲突事件的思考，提出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案，旨在有利于更好地实现特权与人权的融合。     

台湾问题在中日关系中的历史演变及现实对策

台湾问题是当今影响和制约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梳理台湾问题对中日关系影响的历史轨迹,使我们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寻求现实的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