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生育将是逆水行舟

中国的低生育率现状对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将产生负面的影响。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比较的基础上,认为中国的生育意愿处于极低的水平并简要分析了背后的原因。提出中国未来生育率的三重下行压力和导致生育率难以回升的三个恶性循环链条。最后比较了东亚各国和地区以及伊朗的人口形势变化、人口政策的改变轨迹和目前的鼓励措施。在此基础上,认为中国未来提升生育率,维持人口可持续发展的任务将极其艰巨。     

“经济新常态”与中国人口政策的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人口红利的释放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从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的发展历程来看,人口红利也同样是"东亚奇迹"的重要原因之一。人口红利体现在劳动力供给充足、国民储蓄率稳步提高、年轻人比例较高、劳动力配置效率较好四个方面,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我国即将进入人口负债期,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和老龄化形势推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的增长受到抑制,取消计划生育政策,转向鼓励生育已经迫在眉睫。     

中国人口发展:现状、趋势与思考

中国正处在超低生育率早已形成、人口增长接近尾声、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人口迁移流动更加活跃、城市化快速发展、出生人口性别比高位回落与婚姻挤压效果加速显现时期,中国未来人口发展将进入持续超低生育率、人口即将负增长、劳动力短缺将愈演愈烈、社保基金亏空将迅速扩大、城市扩张与城市收缩并存、人口对资源环境压力将持续减轻与计生机构迅速弱化乃至消失的新阶段。转变人口发展理念、调整生育政策、变革社会保障制度、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是中国人口发展的必然选择。     

人口问题能“以日为鉴”

就人口出生率之低和老龄化程度之高,中国已经类似于发达国家,比发达国家还突出;而就人口总数和增长的绝对数,中国又类似于发展中国家,比发展中国家还突出。从前一个指标来看,中国应该完全放开计划生育;而从后一个指标来看,中国还应该严格执行计划生育。节制还是鼓励生育,参考指标既是人口总数更是出生率所显示的人口发展趋势。如果把这两个指标中和平衡,我们在理论思维上应该是"在两极之中把握中庸之道"。对比中日两国的人口问题可以看出,日本并非比中国更有能力负担较多的人口,中国并非相比较日本总是劳动力过剩,中国目前的低生育率和日本一样导致老龄化,中国人口的自我约束机制并不弱于日本,在当今中国人口出生率大为降低并呈加速下滑和老龄化急剧上升趋势的情况下,人口问题应当"以日为鉴",及时调整人口生育的政策法律。     

中国现在还需要限制生育吗?

一个国家最佳的生育率是保持在世代更替水平附近,这样有利于保持合理的人口结构,也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目标。当今中国无论是生育率还是生育意愿都远低于更替水平。因此,中国应该适当鼓励生育以便把生育率提高到更替水平附近。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育率过高时,政府要采取措施降低生育率,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然而,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育率过低时,政府要采取措施鼓励生育,却几乎没有什么效果。     

生育文化、生育制度与生育率——兼论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的可能效果

随着中国少子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如何促使生育率回升至适度水平成为政府和学界重点关注的议题,其中以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为代表的鼓励型生育制度和以“多子多福”为核心的传统生育文化被寄予厚望,希望借此帮助中国摆脱“低生育率陷阱”。然而,研究发现：中华文化圈国家或地区的生育率远低于其他国家与地区,而海外华人则是所在国生育率最低的族群之一,传统生育文化在现代社会已然发生了嬗变,对促使低生育率回升的作用已十分有限,取而代之的是“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甚至不婚不育”的现代生育文化,并形塑起一种内生性的低生育率机制。与此同时,欧洲和东亚国家通过构建鼓励型生育制度后依然深陷低生育率陷阱,无法有效刺激低生育率回升至适度水平。中国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的预期效果同样不容乐观,而生育文化、生育制度和生育率之间存在着十分复杂的互构关系,亟需从结构性和内生性的“文化—制度”视角去重新审视我国生育率转变的形成机制。     

鼓励“全面二孩”:中国中长期人口发展的战略选择——基于“全面二孩”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

全面放开二胎到底会产生怎样的人口学后果?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人口学界和社会学界一直争论不休。"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一年的实际效果表明,虽然符合"全面二孩"政策标准的目标人群规模庞大,但发生实际二孩生育行为的潜在人群规模却相对有限。仅仅允许全面生育二孩不仅不足以使生育率回升并稳定在更替水平附近,而且有限的人口增量对我国应对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的作用也将十分有限,只有鼓励全面生育二孩才是应对之策。长远看来,鼓励全面生育二孩将会是中国中长期人口发展必然的战略选择。     

稳定低生育水平战略决策的回顾与前瞻

我国提出计划生育政策和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战略决策有深刻的历史背景,是对我国国情的理性判断.而当前我国的人口问题已不同于实行计划生育以前的人口问题,除了人口数量依然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外,人口质量、结构、流动迁移等问题比以前更为复杂多样,也需要得到充分关注.如果不能把低生育水平稳定住,各种人口问题会变得更加严峻,因此,稳定低生育水平是我国在人口问题上重大战略决策的继续和完善,是理性的选择.通过节约人口投资、推动城乡改革、提高我国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缓解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为提升两代人的人力资本创造条件.稳定低生育率能促进生产力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实现社会的和谐进步.此外,稳定低生育率还为我国庞大的人口转化为丰富的人力资源创造条件.虽然继续稳定低生育率也必将伴随一些负面影响,但总的来说对我国今后经济社会发展利大于弊.生育水平并不是越低越好,根据人口发展的特点,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总和生育率(TFR)稳定在1.8左右在一个时期内是较优的选择.     

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影响的述评与思考

计划生育政策降低了生育率,推动了人口的迅速转型,产生了巨大的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然而,低生育率造成的人口结构问题,正对中国经济产生消极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对计划生育政策提出的背景和具体内容进行简要回顾,并总结和分析人口结构问题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最后,为使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产生积极作用,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方向提出了相应建议.     

生育率转变与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经济效应评估——以四川省为例

生育率的变化引起人口再生产的变化,进而影响人口的规模和结构的变动,最终会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形成重大影响。因此,准确评估生育率转变与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经济效应,对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战略"极为重要。利用人口—经济动态均衡模型,通过情景模仿可研究由计划生育政策所引发的四川省人口生育率急剧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经济效应。研究发现:1982—2011年间,四川省生育率的快速下降为经济起飞和迅速增长创造了积极的条件。如果没有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四川省人口规模将比有计划生育条件下多出1635—4020万人,这对资本快速积累、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力负担减轻以及GDP的增长是极为不利的;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人口结构变动对四川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为突出,比无计划生育条件下(比较方案一)多贡献了2.76%。但同时,由"低生育陷阱"所带来的人口老龄化风险、人口结构风险,将对四川省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科学研判人口形势 积极应对人口挑战

对中国生育水平的基本判断: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的10年间,全国平均总和生育率应该在1. 65左右,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总和生育率有所上升;低生育率是一种全球趋势;中国生育率走低的因素仍在强化;"自主生育"应该是计划生育政策继续调整的方向;中国人口总量在2028年达到峰值,然后开始下降,到21世纪末接近10亿。劳动年龄人口的素质和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比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大。应对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下降的战略重点应该是充分挖掘人口素质红利,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劳动力质量、人力资本提升替代和应对劳动力数量的下降,用质量换数量。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是人口未来发展的确定性趋势,在整个21世纪都不会逆转。人口发展战略对老龄化问     

人口结构变化、老龄化趋势及延迟退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检验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预测人口总量及其结构的走势和老龄化的未来趋势,分析人口总量及其结构,尤其是老龄化趋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占比增加、人口抚养比下降会促进经济增长,在对经济增长的回归中人口结构的解释力不及劳动力数量,但在预测未来时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力更大。第二,总人口会在低方案情况下已步入下降通道,如果总和生育率不快速提升的话,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在近50年将持续加深。第三,延迟退休可以减少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冲击;提高生育率可以减缓老龄化程度,但在短期会抑制经济增长。延迟退休方案增加劳动人口越多,越能促进经济增长,延迟退休实施的力度越大,法定退休年龄越大,对老龄化的缓冲程度越大。如果男女每年延迟退休递增1年,分别最终延迟到70岁和65岁,在一些年份甚至可以完全抵消老龄化的抑制作用。     

中国新时期的计划生育与改革开放

新中国在人口政策上走过一段弯路,错过了解决人口问题的最佳时机,20世纪80年代初不得不采取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强制性的节制生育与改革开放不但是同步实施的,也是互为因果的。计划生育通过降低生育率减缓了人口增长速度,减轻了人口压迫生产力的现象特别是人口对资源的压力,减少了人口抚养负担并提供了一段较长的人口红利期,使全体民众都能分享到改革开放的成果,为改革的持续深化提供了不竭的动力;计划生育还通过减少贫困人口,改善医疗、住房、教育和营养等水平,极大地增强了人力资本投资,为我国加快现代化步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科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强制性地控制生育率,也使我国提前进入了人口老龄化阶段,并在一定程度上引致了人口出生性别比的提高。     

世界人口发展趋势和人口转变——理论与现实

人口转变理论是对人口转变过程的精炼概括。重点阐述三次人口转变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发展脉络,分析当前世界人口发展的阶段及趋势。结果表明,世界人口发展仍不平衡,人口总量在增长,但增速在下降;欧美生育水平较低,而非洲生育率始终居高不下;发达国家主要面临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主要面临贫困和人口过快增长的问题。比较中美两国人口发展的特征,发现二者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但美国作为移民国家,其老龄化问题相对更轻。中国应借鉴人口转变理论及发达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的经验,采取妥善措施应对人口问题。     

人口红利与家庭幸福感——论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和完善

计划生育政策自20世纪70年代施行以来,对我国的经济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宏观层面,计划生育所带来的低生育率既开启了中国"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但同时也开启了中国人口的老龄化进程。老龄化的过快发展将带来人口红利消失等一系列经济风险;微观层面,独生子女政策也带来失独家庭、中年空巢等新的社会现象,影响家庭幸福感。计划生育政策应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完善,逐步放开二胎政策,做好面对老龄化社会的准备是我们政策改进的方向。     

低生育率背景下对人口转变的再认识——基于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

无论是传统人口转变理论，还是“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及相关理论，虽能大致描述和解释过往历史特定时期或某些阶段的人口现象，但在理论解释力与发展进程之间的包容性上存在明显局限。生育率转变是人口转变的核心，并且它的转变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影响生育率的因素是多元而复杂的，这些因素在不同的自然状况和社会发展方式下尤其是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及相关社会制度变迁下不断发生更替和转换，共同推动着生育率转变。纵观世界人口经济发展历史，生育率转变经历了五个阶段：低自然生育力、无有效生育控制力和较高生育率阶段，自然生育力上升、低有效生育控制力和高生育率阶段，较高自然生育力、低有效生育控制力和较高生育率阶段，高自然生育力、高有效生育控制力和较低生育率阶段，自然生育力下降、极高有效生育控制力和低或极低生育率阶段。实际生育率是自然生育力和意愿生育率在有效生育控制力的调节作用下选择与平衡的结果，同时还受到人口容量约束下的节育行为影响。中国目前已经处于极低生育率阶段，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关键在于保护民族生育力，提高个体生育意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疆人口生育水平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六普"数据对新疆人口生育水平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相关分析,发现:新疆人口生育水平与少数民族人口比重、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执行情况、妇女受教育程度存在高度相关性,而经济发展水平与生育水平之间却是中度相关关系。这与目前有研究认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对经济较发达东部地区的生育率有显著影响,而对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作用不明显的结论相一致。     

换一种视角看我国人口数量与生育政策

从公共政策视角重新审视和思考人口数量和人口政策问题,认为:人口数量多少是一个相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问题,简单地从人均资源占有量和人均经济水平论证人口多是问题,折射出的是“人口数量决定论”;看不到长期低生育率所蕴含的人口未来发展的不良后果,把目前人口惯性增长说成“势头强劲”,是违背人口发展规律的;仅从人口数据出发决定微观家庭生育政策,是公共政策制定中典型的见数不见人的“技术主义”倾向,不符合现代社会公共政策制定的理念与程序;当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法治国家被确定为发展目标之后,公民生育权利就是不容忽视的问题,那种为国家利益牺牲个人和家庭利益的说辞丧失了逻辑的合理性.     

从中国的人口现状看现行的生育政策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人口进入了低生育水平条件下的"后人口转变"时期。然而,人口转变的完成,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也不等于人口压力的减轻,更不能说人口与计划生育使命的结束。相反,低生育水平条件下的人口问题更为复杂化、多元化和隐蔽化。面对新的社会发展和人口变动,我们应适时调整现行的生育政策。     

实行生育限制的理由已不复存在

2014年12月在复旦大学召开了"面向未来的中国人口研究暨第三次生育政策研讨会",会后根据与会者的共识形成了"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第三次建议"[1]。建议书的主题是:全面放开二孩生育,取消对公民的生育限制。认为在人口新常态下,生育限制的理由已经不存在。新的人口常态包括:生育水平长期走低、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人口城市化程度不断上升、人口流动日趋频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