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市流动人口家庭的居住方式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2003年厦门市流动人口婚姻家庭调查的数据资料,①描述了流动家庭中夫妻与孩子以及与双方父母同住或分居的不同居住方式,并建立相应的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对影响流动人口夫妻居住方式的因素进行了探析,结果表明:主干家庭中老人承担对孙辈的照料、家庭收入、性别和流动中形成婚姻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沿海发达地区农村离婚现象研究

珠三角农村地区经济发达,最近10年当地离婚现象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年轻夫妻是离婚主体,大部分离婚案例由女性主张。调查发现,当地农村离婚现象主要与以下因素有关:一是当地农村是全国农村的婚姻高地,外地女性大量流入,当地女性在婚姻市场进而在家庭权力结构、家庭矛盾中处于劣势地位;二是当地农民家庭缺乏明确的共同奋斗目标,使得夫妻之间难以形成紧密的相互依赖、协商、支持的关系,夫妻关系完全维系于情感;三是当地农村夫妻之间在经济、亲戚关系、交往圈子上相互独立,使得夫妻之间在家庭责任、义务方面去公共性,夫妻关系纽带不牢固;四是当地宗族观念重,中老年人掌握财产权,维系着传统家庭秩序和权力格局,这与年轻女性主体性伸张形成较大张力,容易导致婆(翁)媳矛盾,进而可能引发夫妻矛盾。这样,年轻女性在家庭中无法获得应有的地位和话语权,难以实现主体意志,因而在发生家庭矛盾或失去夫妻感情之后容易提出离婚,而年轻男子则因为容易再婚亦不畏惧离婚,从而导致当地离婚、再婚、复婚现象频仍。     

不同流动形式下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差异研究

家庭化流动已逐渐成为我国人口流动的主要模式.本文利用8个城市15998个样本,运用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发现,不同流动形式下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家人随同流动可以显著提高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影响非个体流动群体生活满意度的因素远多于个体流动群体,家庭消费率、居住社区和社会融入等因素成为影响不同流动群体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丈夫外出务工对半流动家庭婚姻关系的影响及其对策

我国实现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农民大规模地向城市流动寻找务工赚钱机会,形成了半流动家庭这样一种农村家庭新模式。但半流动家庭的夫妻长期两地分居,使家庭功能无法完全实现,对夫妻感情和家庭稳定产生很大影响,容易出现婚姻危机。我们应当正视问题,通过大力发展地方经济,提高流动人口的家庭化程度,加强道德与法律的宣传教育,制定更加灵活与人性化的政策,慎重处理半流动家庭离婚案件,建立多元化调处化解婚姻纠纷的联动机制等多种措施,稳定农民工的婚姻关系,以维护社会主义婚姻家庭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中国当代农村流动女性的婚姻模式及影响因素——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与打工地所结识的非同乡男性成婚的外出务工流动女性比例越来越高,成为当前中国伴随劳动力流动而产生并迅速扩大的新型婚姻模式.通过使用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流动专卷数据,研究农村流出女性的婚姻模式、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农村外出务工流动女性通婚圈正在迅速扩大,新型婚姻模式已经占一定比例,且新型婚姻与传统婚姻的模式匹配特征显著不同.新型婚姻模式家庭比传统婚姻模式具有更高的教育程度和更好的社会经济条件.教育程度的提高,促进了农村流出女性选择与外乡人成婚模式的比例,具有较好个人条件的农村流动女性更容易选择与外乡人成婚.     

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实证研究

社会是由家庭组成,女性又是家庭中重要的一员,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的提高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通过对文献的汇总整理,结合城市女性的实际情况,可构建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量表,包括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社会性别定位、家务分担情况、家庭重大事务决定权、个人事务自主权、经济地位和夫妻和谐等。利用问卷调查得到的数据,可进行人口特征的差异分析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学历、收入在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上存在显著差异;人口特征中的学历、社会性别定位、家务分担情况、家庭重大事务决定权、个人事务自主权、经济地位对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产生直接影响,夫妻和谐作为调节效应也对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产生影响。     

婚配年龄模式对个人主观福利的影响

在当前婚龄持续推迟和婚龄差扩大的背景下,使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14年数据描述了我国人口的初婚年龄模式和初婚年龄匹配模式在不同时期的变动情况,并研究了婚龄和夫妻年龄匹配情况同个体主观福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与在正常婚配年龄结婚的夫妻相比,早婚对夫妻双方主观幸福感和精神健康均有显著负面影响,晚婚影响则不显著;与正常的初婚年龄匹配模式(夫妻婚龄差范围为-1～4岁)相比,男性大于女性4岁以上会显著降低妻子的主观幸福感、对丈夫的精神健康也有不利影响。本文从生命历程视角下的婚姻成熟度和性别角色理论角度对这一结果进行了初步解释,并讨论了在婚姻模式变迁中该结果的社会意义。     

夫妻年龄差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

基于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夫妻年龄差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夫妻年龄差不仅显著影响女性生育意愿,且对于不同年龄段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结果显示：(1)在妻子比丈夫年长的婚配模式下,当妻子比丈夫年长5-9岁时,女性的生育意愿达到最高峰;(2)丈夫比妻子年长也能提升妻子的生育意愿,但随着夫妻年龄差距扩大,女性生育意愿显示出降低趋势,丈夫比妻子大1-4岁时的女性生育意愿强于夫妻年龄差10岁及以上的女性;(3)夫妻同岁对于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弱于妻大于夫的婚配模式,但对于90后女性而言,夫妻同岁模式下生育意愿反而更高;(4)结合代际差异进一步探究,“姐弟恋”模式有利于提升70后与80后女性的生育意愿,“女大三抱金砖”在70后、80后群体中得到应验。面对育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的社会现状,应淡化传统婚配观念影响,加强婚恋观与生育观宣传,同时满足高龄女性生育保障需求,释放生育潜能。     

中越跨国婚姻中的家庭内部关系研究——以中越边境金厂镇苗族为例

中越边境苗族跨国婚姻目前在边境区域范围内广泛存在,因婚姻双方未在中方民政部门登记,故被称为“跨境非法婚姻”。目前国内外很多学者对这一现象有较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跨国婚姻的成因、跨国婚姻引发的户口、家庭、子女、认同、社会治安等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解决对策等三大方面。”[1]夫妻双方是家庭中的主体,本文从夫妻自我“主位”的角度来探讨跨国婚姻所组成的家庭中的各种关系,包括婚姻缔结过程、跨境婚姻的独特性和未来走向等方面。     

我国“80后”的婚姻质量与幸福感——基于性别视角的研究

青年群体的婚姻推迟乃至不婚主义已经成为影响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潜在风险。“80后”已婚群体婚姻质量与幸福感的关系,将成为“90后”对待婚姻的重要参照,影响适龄青年群体婚育。分析了“80后”群体婚姻状况和幸福感之间的性别差异,发现：婚姻满意度越高、婚姻调适度越好,个体幸福感越高;个体资本对“80后”男性和女性的婚姻质量均具有弥补效应;家庭资本对“80后”男性婚姻质量具有更强的弥补效应。“80后”群体的幸福感与婚姻质量密切相关,各级政府应根据两性在婚姻中的不同角色和特质,及时出台促进婚姻稳定和家庭友好型的政策,切实提高“80后”群体的婚姻质量和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