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改革背景下的中国计划生育新去向

结合实践对机构改革背景下的中国计划生育未来走向进行了探讨。认为:中国人口形势的根本性变化、计划生育负效应逐渐显现、法外职能拓展过度及职能交叉与计划生育工作特色渐失、自我封闭和思想僵化、未对变化了的人口形势适时作出政策回应是导致人口计生部门被撤并的主要原因。人口计生部门多对突然降临的机构改革缺少必要的心理准备,思想上出现一时混乱实属必然。伴随着机构改革,人口计生工作被弱化、卫生与计生冲突不可避免。而计划生育政策调整以及伴随而来的历史遗留问题的消解是国家卫生计生委与国家发改委将面临的无法回避的新问题。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反思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施三十多年,整体上取得了较好的人口控制效果,基本达到了政策的预期目标。但学界关于计划生育政策得失的争论与调整的呼吁也愈演愈烈。梳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形成的背景、过程、内容、法规及配套政策,综观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如何评判,可以发现对于计划生育政策,正反两方的观点分歧在于对人口规律和中国未来人口形势的认识不同。坚持政策从严或维持现行政策,是以人口数量与经济社会发展为论据基础的;建议适度放宽政策,是以人为本、调整人口结构与提高人口素质为出发点的;后者更符合我国人口政策实践的实际状况与人口发展的需要。在低生育水平下,尽快调整完善中国的现行计划生育政策非常必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复杂而严峻的人口形势。     

惠农政策与计划生育政策协调问题研究

授利、造福、方便于民的惠农政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但目前出现了普惠性惠农政策在关联影响尤其是利益导向上不利于基本国策——计划生育政策的现象。根据和谐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从政策过程理论角度分析。未建立有效的政策协调机制是这一现象的主要成因。为此,本文以计划生育为例提出了建立基本国策协调机制的三务路径,并明确在当前形势下,既需要建立以"以和为贵兼顾优先优惠"为特征的基本国策协调机制,也需要计划生育部门与时俱进地调整人口政策的内容、导向和手段,通过有为有位实现三个转变。     

计划生育制度法治化路径及合宪性转型研究

在我国宪法框架内,"计划生育"是作为生育权限制的制度形式,其对于人口的调控应适应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计划的需要。"计划生育"重构于比较法学中的"生育控制"理念,生育权的自由属性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度匹配,阐释了生育控制的必要性与所应保有的制度底线。中国计划生育制度的实践表明,其调控方式经历纯粹的政策主导,再到形式法治的治理,最终迈进实质法治范畴。而要彻底实现实质的法治,必须对"计划"作出清晰的内涵判断,以实现政策工具和法律机制的无缝衔接。藉由计划生育制度宪法条款的全面实施来完成计划生育制度的转型:即由人口调控的经济主义单轨制转型至兼顾社会发展中社会主体权利实现的双轨制,才是未来计划生育制度调整的宪法正道。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演变的社会学分析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断随时局的变化而更迭,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计划生育政策的酝酿与艰难起步时期、计划生育政策成为基本国策及强硬实施时期、计划生育政策的放宽与二孩新政时期。20世纪90年代之前,计划生育政策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将中国的出生率在短期内强制性地压了下来,遏制了人口激增的趋势,同时缓解了人口与资源的矛盾。然而,这种迅速的人口转变也导致了人口政策老龄化、家庭结构不稳定、家庭功能式微、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调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各个时期的计划生育政策产生的社会效应是不一样的,制定符合国情的计划生育政策和营造政策实施的社会环境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人口老化与社会政策:中国人的“家”与养老研究

家文化、孝文化是中国传统养老方式的支柱。在比较研究中,Jia(家),family,home,household以及house/housing的涵义交叠但并不完全重合,造成养老研究中相关术语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中西方养老模式同样既有明显差别又有潜在共同之处。中国家庭及其赡养功能的演变受到人口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巨大影响,"4-2-1"家庭结构将转变为"4-2-2"家庭结构,这有利于未来家庭养老,但对于当前"婴儿潮"加"独生子女父母"这代人的养老,却是雪上加霜。家庭养老、养儿防老的功能日益减弱,仍然是一些政策与研究的基础。相比之下,西方的居家养老更强调老年人的独立生活与社会支持,而政府责任也并未随着福利国家的衰落以及社区照顾向家庭照顾转变而被忽视。必须跳出对家庭养老的历史缅怀或未来憧憬,切实解决这代老年人"不敢老"的紧迫问题,尊重他们非传统的养老意识和国际主流趋势,大力发展机构养老并探索中国特色的"寻家之路"。要真正地重视社区养老、机构养老、国家的责任、社会服务的提供和老年社会工作专业的作用等,把各种养老设施营造成老年人的新"家"。非常时期针对"潮独"问题发展社会养老,这是当前积极开展老年社会政策研究的一个必然思路。而中国总体公共政策由"经济国家"向"后经济国家"的转变,为沿着这一方向发展提供了历史条件。最后,社会政策研究还要注意所谓"社会福利不可逆"的现象,以免这一有针对性的养老政策在将来过时并造成国家负担过重。     

浅议计划生育国策

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既是我国政府面临着人口增长过快给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压力而作出的必然选择，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建国后的二十余年在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上出现失误的深刻反思。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三十多年来，不仅使我国的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根本性的转变，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人口素质的提高，而且还有效地节约了资源、保护了环境。同时，我们对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而带来的一些问题，也应当给予高度重视和妥善解决。     

“经济新常态”下的计划生育转型发展

原先以控制人口增长为主要工作目标的中国计划生育管理已经完成历史使命,计划生育工作必须转向生殖健康服务,成为人民群众所需要的公共服务,这才是计划生育发展的出路与新路。机构改革为计划生育工作转型提供了历史机遇,计划生育工作转型的新思路包括计划生育服务公共化、生育政策科学合理化、技术服务对象需求化、生殖健康内容全程化、管理工作形式多样化等。     

从中国的人口现状看现行的生育政策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人口进入了低生育水平条件下的"后人口转变"时期。然而,人口转变的完成,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也不等于人口压力的减轻,更不能说人口与计划生育使命的结束。相反,低生育水平条件下的人口问题更为复杂化、多元化和隐蔽化。面对新的社会发展和人口变动,我们应适时调整现行的生育政策。     

人口新政下的计划生育工作转型

我国计划生育工作要实现转型,需要转变思想观念,以人为本,尊重个人生育权,肯定生育的积极意义,建立正确的生育价值观并将主要的计划生育工作目标从传统的控制人口转变为促进人人享有生殖健康。政府需要及时修整计划生育相关法律法规,逐步放宽生育政策,做到立法尊重民意、保障人权,赋予地方生育立法上更多自主权。此外,政府需要及时精简计划生育工作机构,促进相关工作人员分流转型,合理节约成本,有效利用经费,提高工作质量并简政放权,充分发挥承担计划生育工作的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而非政府组织也需要适应新环境,满足群众计划生育与生殖健康需求,维护群众生育权利,实现独立性、专业性和公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