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符号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作为承载着特定意义的文化符号存在的,只有在动态的传播过程中才能保持其文化活力。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纵向传播以及横向传播中都面临着逐渐萎缩的局面,而且在传播过程中其原生的文化意义也遭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这与通过传播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促进多元文化对话的目标背道而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公共资源范围,因此它的传播应更多地选择公益性传播模式,产业化的传播模式也应避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掠夺式开发。     

跨文化传播与国家软实力提升

在全球文化的选择与互动过程中,明显存在着严重的交流媒介编码失误和交流媒介译码误读问题,这严重制约着跨文化有效传播。造成跨文化传播冲突的主要原因是高度语境文化和低度语境文化的差异;文化是软实力的载体,挖掘传统文化的软实力之源,增强跨文化传播的传导能力,从而消除误解与偏见,以达到文化的理解与认同,向世界推介中华文化,提升中国文化的吸引力与影响力,增强国家软实力。     

论全球化语境下儒家思想的对外传播——问题与策略

日益深入的全球化趋势对我国文化建设和对外文化传播提出了新的要求。对外文化传播离不开系统的儒家经典的翻译与传播。目前,儒家经典现有译本存在许多误译和曲译现象,需要有效的重译工作;儒家经典译本也存在传播力量严重不足的问题,在西方社会的影响十分有限。针对这些问题,需要制定未来儒家经典翻译与传播的系统规划,方能为在国际上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做出应有贡献。     

论词的传播与词的文化特性

词的传播方式与传播空间的变化,直接影响着词的文化功能。词史上,词的两种基本传播形态的发展、变迁及其相互交织,引起了词的文化功能相应的彼此消长与变迁。由于口头传播与文本传播并存的格局,从北宋晚期一直延续到元初的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对词的文化特性的认识亦存在着矛盾与对立。在词的生产与传播的技术层面,存在着重文辞与重音律的矛盾;在词的文化功能层面,则存在着雅与俗的矛盾与对立。词史上对柳苏词的不同评价则为这种矛盾的集中体现。     

我国农村文化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目前,我国农村文化建设面临着发展机遇,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既是内容,又是保障。因此,必须把文化建设纳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规划,确立农民在新农村文化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更新农村文化活动的内容,激活农村文化市场。     

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捍卫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兼谈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

世纪之交,社会主义中国在前进中面临诸多严峻的问题.面对多元化、全球化的挑战和西方国家的文化渗透,如何促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健康有序地发展,是思想文化界所共同关注的问题.鉴于文化对人以及社会的深刻而持久的影响,文章认为,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在多种文化并存的环境中,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捍卫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而作为社会大众思想文化生活中一种重要的存在力量,大众传媒尤其要增强政治意识,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在新的社会价值体系构建过程中,起到引导和促进作用;此外,还要重视因特网上的跨文化传播,积极主动地向世界传播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声音,争取国际社会广泛的理解和认同.     

寻找徽州文化的话语权

近年来，我市在打造旅游大市、文化大市的过程中。为寻求文化传播，作了很多努力，也想了不少招术，但依然面临着很大的困惑。     

试论小众传播与新媒介文化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新媒体的出现,当今一个传播形式的新特点就是,由传统的"大众传播"向"小众传播"转移深入,同时也就产生了与以往媒介文化有所不同的新媒介文化。对于当前的新媒介文化形成、发展和演变的机制极其规律的探索,必将成为当代文化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跨文化广告传播中的文化认同

广告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艺术符号和文化传播形式,在跨文化广告的传播过程中,文化认同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金六福＂＂轩尼诗＂等广告为例,从文化认同与跨文化广告传播、文化认同与广告策划和文化认同与广告传播方式等视角分析了跨文化广告传播中的文化认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传播路径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重要载体,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延续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其传播路径和方式也被赋予了更多可能性。在数字时代背景下,深度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传承路径和方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助力。     

技术对文化的影响新论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带来文化振兴的同时，也会产生众多的负面效应。在文化生产方面，技术能够抢占文化产业发展的制高点，使传统文化获得品牌化的表现形式等，但也会扼杀文化的审美向路。在文化消费方面，技术加速了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消费的转向，使以文本为主的文化消费转向视觉化的文化消费，文化消费呈现出地域差别，排他性消费与非排他性消费的区分成为可能，但也会对文化消费产生各种消极作用。在文化传播方面，技术的进步使文化传播手段不断更新，文化传播呈现出速度快、范围广、容量大的特点，但也会给文化传播带来复杂的消极因素。     

文化帝国主义对中国文化传播的影响初探

“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曾经在西方产生重大的影响,而随着中国与世界交流日趋广泛,中国也同样面临着来自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威胁。在当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助其发达的传媒体系和文化产业对中国进行了多方面的文化入侵,这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但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传播并非像“魔弹”那样能够对受众一击即中,它的效果也是有限的。本文通过对文化帝国主义相关理论的梳理,结合传播学理论和社会实际分析了文化帝国主义对中国文化传播的影响。     

广播电视媒体应负先进文化的宣传使命

广播电视媒体是重要的新闻舆论机构与思想文化阵地,当前在经济全球化和西方文化虎视眈眈的背景下,广播电视媒体必须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大力加强和推动先进文化的传播,担当起传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历史使命。     

长征红色文化在青海班玛的传播及其现实价值探析

青海班玛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且是少数民族地区，因此，在传播长征文化的路径上形成了具有班玛特色的方式。笔者通过调研发现自红军长征离开班玛后，长征文化一直在班玛不间断地传播着，特别是寺院和民间团体的传播，这在其他长征经过的少数民族地区是少见的。探析长征红色文化在青海班玛的传播途径和现实价值对新时代长征文化的传播路径探索和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价值。     

从文化传播角度看孔子学院的意义

通过孔子学院在全世界迅速发展的案例,从文化传播的视角对孔子学院的文化传播关系及其建立、孔子学院的文化传播方式和途径、孔子学院文化传播的功能三个方面进行了理性的研究.研究得出,孔子学院在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的同时也是自身文化的一次发展成熟的过程,有利于提高中国的软实力,增加中国政府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也有利于政府在推行各种政策时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更多理解和支持,最终达到为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目的.     

数字化视野中的符号与文化传播

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符号呈现出两种角色,一是对应于物质的符号,一是在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就数字化的文化传播而言,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实现了文化传播的整体性,弱化了物质性,使传统的物质与符号关系让位于符号与意义的关系,物质与精神在数字化符号的基础上整合于意义之中。但数字化的符号对文化传播也有其无法完全精细化的局限,纯粹的技术手段无法解决问题,认识到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的真实与虚拟的双重特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数字化符号对文化传播的局限。     

奥运后我国对外文化传播试析

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已落幕一年了,＂奥运＂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标志,这一盛事为我国对外文化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它留给人们的思考,尤其是对外文化传播与交流的思索却与日俱增。如何客观地估量奥运后我国对外文化传播所面临的形势,认清对外文化传播的必要性,适时调整和转变对外文化传播的内容,并摸索出适合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对外文化传播实际情况的策略与途径,这是我国对外文化传播领域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实践路向

当前世界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思潮盛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文化殖民主义和媒介霸权主义，致使世界传播秩序重构加速，全球文化传播生态失衡加剧。但全球化是客观存在的发展趋势，多元共存、交流互鉴、和谐共生是未来文化发展的常态。因此，需要从文化传播的时代境遇出发，认真梳理当前我国对外文化传播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针对性地创新文化传播理念，建立与新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文化对话、文化整合和文化协同传播的长效机制，多举措、多路向开展对外文化传播，全面提升对外文化传播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舆论引导力，让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文化外交浅析

文化外交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围绕建设＂文化大国＂、＂文化强国＂这一新世纪战略使命,在对文化外交的战略意义保持高度理论自觉的同时,以理性、务实和自觉的态度,大力开展文化外交实践活动。虽然中国的文化外交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是其中也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只有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大力推进文化外交,才能彰显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进程中推动中华文明的复兴。     

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的传播性质及媒介特征分析

20世纪90年代后,以跨国文化工业公司为主体的世界传播政治经济新秩序成为世界文化传播体系的核心,全球性文化市场已经形成。在其语境下,好莱坞在中国一方面推介其新自由主义传播思想,同时利用文化帝国主义逻辑加强媒介控制力度,中国电影只有在充分认识国际文化传播的现状基础上,坚持"例外的新自由主义"及"新自由主义例外"的原则,超越支配/抵制二元模式,使中国电影传播逐渐融入世界电影传播体系,才能取得国际国内市场与文化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