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地方法治”概念及其特点

“地方法治“的涵义是实施“地方法治”的前提。“地方法治”是国家一级地方行政区域在遵循法治全国统一的前提下,在宪法、法律授予的权力范围内,根据法治的原则和精神,根据本行政区域的特点,依法开展地方性立法、促进司法公正,依法行政,推动法治建设进程的系列目标、活动、状态和过程,具有整体性、地方性等特点。     

从实践理性到理性实践： 比较、比较法与法治实践

从个体人生和人类活动同为经历与试错过程这一人类学观察入手,可推导出比较法对于人类法治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就法律而言,不同族群的法律制度、组织、行为和观念等必然主要依赖并体现各自族群的经历与试错;比较法可以从他者的经历与试错中吸取经验教训,克服自身的局限,因而有助于促进人类活动从实践理性到理性实践的发展进程,与美国实践主义等主流哲学思潮不谋而合。而在比较法学领域,部门比较法最能体现从实践理性到理性实践这一重要特征,亟须得到构建和加强,从而实质性地推动法治的建立。我国法治实践也同样呈现出从实践理性到理性实践的发展趋势,而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兴起与使命正是推动法治中国实践的理性化。     

数字经济的地方法治试验:理论阐释与实践路径

数字经济的异军突起,给作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重要依托的法治秩序带来了挑战,也产生了全新的法治需求。面对新出现的“治理赤字”,如何提供优质的“法治产品”,构建有助于数字经济发展与治理的法治秩序,成为当务之急。但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生事物,高度依赖科技创新,处于不断创新、发展与变化之中,具有创新性、跨界性、虚拟性以及平台性等典型特征,由中央层面进行统一的法治供给面临诸多现实困难,也无法有效激活地方数字经济创新与发展的动力。为此,中央通过《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实施方案》,选择在部分地方进行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与治理的试验,鼓励试验区加强体制机制创新和地方性法规探索。此背景下,数字经济领域的法治建设,除了由中央统一推动诸如《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基础性法律制度的供给外,地方政府以法治试验的方式接入部分法治供给在理论层面何以可能,在实践层面是否具有现实基础、面临那些挑战以及如何克服,便成为不得不重视的问题。基于此,文章借助逻辑推理和实证分析方法,对数字经济领域地方法治试验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路径进行了探索。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地方法治试验,是一种有效回应数字经济法治需求的经验性治理方式。其...     

中国地方经济发展法治环境及其制度载体

法治环境对宏观资源配置和微观投资者决策都产生重大影响,不同国家或者不同地区间法治环境的差异直接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实证研究表明,在采用单一体制的我国,不同地方区域经济发展法治环境存在明显差异,这些差异主要通过"被直接赋予法律效力"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与"未被直接赋予法律效力"的各级地方政府发布的影响资源配置的规范性文件两种制度载体来体现。这些各级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虽未被直接赋予法律效力,却在实践中实质影响着涉经济类法律制度的实际运行结果。将这些规范性文件纳入地方经济发展法治环境考察范围,不但不违背法治环境考察本意,而且恰恰是发现中国各地方经济发展法治环境差异的重要渊源。研究上述两种地方制度对企业市场决策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从而通过优化地方法治环境助力地方经济发展,这既响应了中央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实现依法治国的号召,也有利于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和提升地方公共福利水平。     

中国法治发展道路与中国法治实践学派

中国有自己的法治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在对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的传承中走出来的,是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法治实践的探索中走出来的。中国法治实践是中国法治理论最重要的源泉,中国法治发展道路必将催生中国法治实践学派。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旨在从学术流派的角度对中国法治发展道路和中国法治理论进行理论概括和学术阐述。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梳理中国法律发展历史,总结当代中国法治发展实践,在国际视野下开拓创新中国法治发展道路,为人类法治建设走出一条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功之路。     

地方法治进程评价体系研究

建立地方法治进程评价体系是推进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工具。对地方法治进程评价存在主观评测与客观评价两种路径。通过综合国内外相关理论与实践,并根据中国的法治实践,设计了一套测量我国地方法治进程的指标体系,用于评价地方法治化进程。     

地方法治进程评价体系研究

建立地方法治进程评价体系是推进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举措。目前我国地方法治进程评价存在主观评测与客观评价两种路径。综合国内外相关理论与实践,并根据中国的法治实践,文中设计了一套测量我国地方法治进程的指标体系,用于评价地方法治化进程。     

以法治实践培育公共理性————兼论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现实意义

公共理性是一种公共化的思维方式和合作共治的公民能力,对于转型期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公共理性是理性的公共化,是一种使“理性”步入“合理性”的观念,其基本要素包含主体的平等性和目标的公共性。对于法治的建设与发展,公共理性是其必然内涵和重要基础,因为公共理性可以测量法治社会的水平,公共理性与法治社会密不可分。公共理性的形成在实践上说就是一个公权与私权不断沟通的过程,而司法透明指数、电子政府发展指数和余杭法治指数等一系列法治实践在公权与私权层面对公共理性的培育都具有现实作用。因而,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提出初衷和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着眼于转型的中国社会,经由法治实践培育出普遍的公共理性,整合力量以共建法治社会。     

地方政府数据化治理的法治进路研究

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涌现,社会运行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逐步实现数据化.数据化治理有效提高了地方政府的现代化治理进程,但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法律冲突不容忽视.为促进创新型治理模式的深度发展,国家出台了相应的规章制度对其进行规制,但囿于数据化本身的复杂性与创新性,各地方政府如何应对治理过程中产生的难题仍处于探索式实验阶段.面对这一挑战,我国应在充分借鉴域外关于数据化治理法律规制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在法治思维的引导下,建构符合法律原则、满足各地方化差异的数据化治理法律规制体系,深入探讨规制的深层理据和价值,积极推进改革和创新,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型.     

民族自治地方和谐社会构建的制度困境及其法治路径——《民族自治地方社会和谐法治保障若干问题研究》评介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实现民族平等的宪法性制度保障机制。通过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来保障少数民族人权的实现,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现代法治的生成机制

现代法治的要义在于建立一个自由而有序的和谐社会,实现国家的有效治理。作为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法治的生成不仅需要有良好而完备的法制,而且还需要相应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条件作为基础。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必然是一个持续、渐进的动态过程,是多种生成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世界法治国家法治实践的历史表明,文化驱动机制、利益协调机制、权利救济机制和权力监控机制对法治的生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自由型法治抑或效能型法治？——中国变法时代的法治选择

法治并非只能与自由主义相结合,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现阶段的目的来看,中国的法治类型是一种效能型法治,其目的在于更有效地增强国家能力以实现民族复兴. 这一目的从隐到显地体现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四中全会的重要文件之中. 从清末民初,即中国变法时代的开始,就已预示了未来中国在变法运动中的法治之路不是自由型法治,而是效能型法治. 这是因为中国的变法运动对国家能力的需要远远大于对个人自由的需要. 当实现富强中国的目标之后,中国特色法治文明的未来发展则应当走效能与自由相结合的道路.     

论闽南文化特质对地区法治建设的影响

闽南文化具有许多独特性：体现海洋性文化特质,充满拼搏、包容精神;具有＂崇儒＂特色,显得保守、封闭;民间信仰体系发达、多元;华侨文化发达。这些地区文化特质对于闽南地区的法治建设来说具有双重作用,需区别不同的情况进行扬弃处理,发挥海洋性文化和信仰发达的优势,努力克服传统文化带来的封闭性、保守性。     

完美法治

描述并批判三种不完善的法治概念的通行表述:法治即对抗政府强制性威权之盾(戴西的观点);法治即更高正义法规则之治;法治即规则之治或规则之法.尝试给出了法治概念更"全面"的说明:两种不完美的法治模式(高压法治和法外法治)和"完美法治",即法律作为自发行动之终极动因.完美法治要求法律的存在或法律的概念要与作为自觉行为根本动因的法律以及法治的状况共同存在相一致.每种观点的核心原则将予以介绍、评议,进而适用到国际环境中.     

法治的价值

法治的价值是社会价值,它不以个体为对象却又能使每一个人分享。这种超越个体的社会价值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维护发展不可或缺的稳定,保障个体权利、促进社会公平,有助于提升社会道德的整体面貌。如果说价值是善,法治就是大善。是故,价值哲学在价值问题研究中,除了关注个体价值,还应关注社会价值。     

法治现代化论

通过研究法治的基本品格和法治现代化的主要特征 ,论证我国政府的法治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 ,也是我国法治现代化的重要里程碑     

法治中国：中国法治的高级形态

十八大提出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一系列理论命题,由此催生了法治建设的热潮。 作为中国法治建设的一种特殊形态,法治中国的概念具有其特定的语境和面向。 对法治中国概念的剖析应当以中国法治建设为观照,并予以适当地超越与创新。 与此同时,法治中国的建设要注意法治社会的构建以及避免可能发生的法治大跃进思想、法治话语泛化以及法治建设主导力量与法治内涵之间的悖论。     

国家治理的法治路径——从财税法治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谈起

国家治理与法治在主体、目标、方式方面存在共同性决定了治理术意义上的法治在国家治理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财税法治作为法治的主要内容在国家治理中更是有重要担当。具体到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中央与地方关系,财税法治通过有效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界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法制化,维护中央权威的同时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但同时应当注意到法治作用的局限性,国家治理需要多种规范的共同作用,是法律道德宗教等共同的事业。     

理性回归：约束地方政府经济调控行为的法治径路

地方政府的经济调控行为是我国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依照现行中央与地方的分权体制,地方政府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事权,在追求本地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因其主观偏好而发生经济调控行为的短期性倾向。文章提出,应通过立法监控、程序监控和司法监督,即通过法治约束达到地方政府经济调控行为实现理性回归。     

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依法治国是现代各国的大势所趋。古往今来 ,法律和道德都是治国者用来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 ,都是维护社会秩序不可缺少的社会规范。法治和德治两大治国方略的有机结合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相辅相成关系。道德是人类一切行为的终极评判标准。法律应当以完善道德为目的 ,以最基本的道德标准为基础。我国在建设法治社会的征途上 ,应当同时注重道德建设 ,以“法主德辅”为一般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