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法学实践风格的理论诠释————兼及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孕育

中国传统法学根植于法律实践中,它虽然不构建一种系统化的理论体系,但却具备明确的理论指向和思想旨趣。中国传统法学的理性基础不是科学理性,而是实践理性,因此传统法学不追求客观性的标准答案,而是探求解决问题的合理性路径。这种特质决定了传统法学的实践风格,这种实践面向包含了善的目的性追求与法律实践智慧。中国传统法学乃是当代中国实践法治观与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生成的思想文化前提。法治是一种行动,通过行动塑造法治,是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行动纲领。     

中国法治发展道路与中国法治实践学派

中国有自己的法治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在对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的传承中走出来的,是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法治实践的探索中走出来的。中国法治实践是中国法治理论最重要的源泉,中国法治发展道路必将催生中国法治实践学派。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旨在从学术流派的角度对中国法治发展道路和中国法治理论进行理论概括和学术阐述。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梳理中国法律发展历史,总结当代中国法治发展实践,在国际视野下开拓创新中国法治发展道路,为人类法治建设走出一条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功之路。     

中国法学实证研究客观性难题求解——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启示

以实证研究方法为特色的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日益受到关注。中国法学研究方法正处于转型之中,实证研究方法将成为法学研究的常规范式。一些学者对法学实证研究的客观性提出质疑。求解实证研究的客观性难题可以从马克斯·韦伯那里得到启发。韦伯对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研究具有代表性,认为人文社会科学可以做到“价值无涉”。韦伯主张的客观性以价值关联为前提,以客观可能性为基础,以对理想类型的应用和超越为实现路径。在法学研究中,运用指向客观性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具有必然性,这是由法学研究对象的广泛性以及法学对法律的批判功能决定的。法学实证研究并不排斥主流的规范研究,两者应互相补充,这也是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基本立场。中国法学实证研究要实现客观性,需要兼顾证实与证伪,注重文献的积累、理解的逻辑以及实践。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目标是要在韦伯方法论基础上实现创新和超越。     

论实验主义法治——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一种方法论进路

实验主义治理思想是当前新兴的治理理论,具有若干突出优势,对当前中国法治实践和理论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中国法治实践学派倡导实践、实证、实验的研究方法,提出实验主义法治新构想,即从实验主义治理理论出发,重新理解中国法治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建设提供新思路。中国现代治理实践中已存在实验主义倾向,当前地方治理自主性不断增长,使得中国具备构建实验主义法治模式的条件。实验主义法治以实践为核心,从目的、结构和方法三个层面重新审视中国法治实践。在目的上,以框架性目标取代理论独断;结构上,以网状结构突破层级体制;方法上,强调法治评估在实验主义框架中的核心位置,并促使其从绩效考核向路径实验转型。     

以法治实践培育公共理性————兼论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现实意义

公共理性是一种公共化的思维方式和合作共治的公民能力,对于转型期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公共理性是理性的公共化,是一种使“理性”步入“合理性”的观念,其基本要素包含主体的平等性和目标的公共性。对于法治的建设与发展,公共理性是其必然内涵和重要基础,因为公共理性可以测量法治社会的水平,公共理性与法治社会密不可分。公共理性的形成在实践上说就是一个公权与私权不断沟通的过程,而司法透明指数、电子政府发展指数和余杭法治指数等一系列法治实践在公权与私权层面对公共理性的培育都具有现实作用。因而,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提出初衷和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着眼于转型的中国社会,经由法治实践培育出普遍的公共理性,整合力量以共建法治社会。     

支撑中国法治的马克思主义法学——马克思主义法学探索之三

法治需要法学支撑才能建成,由此提示出法学支撑力。就法学对应性和法学承载力来看,中国法治建设必须由马克思主义法学加以引导。随着哲学实践化,马克思主义一经诞生就直面法治现实,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产生成为历史必然。必然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法学,被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加强,初步支撑中国法治建设并取得较大成就。因为中国法治建设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法学需要结合现实问题进而优化发展,最终为中国法治建设提供足够有效的法学支撑。     

从实践理性到理性实践： 比较、比较法与法治实践

从个体人生和人类活动同为经历与试错过程这一人类学观察入手,可推导出比较法对于人类法治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就法律而言,不同族群的法律制度、组织、行为和观念等必然主要依赖并体现各自族群的经历与试错;比较法可以从他者的经历与试错中吸取经验教训,克服自身的局限,因而有助于促进人类活动从实践理性到理性实践的发展进程,与美国实践主义等主流哲学思潮不谋而合。而在比较法学领域,部门比较法最能体现从实践理性到理性实践这一重要特征,亟须得到构建和加强,从而实质性地推动法治的建立。我国法治实践也同样呈现出从实践理性到理性实践的发展趋势,而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兴起与使命正是推动法治中国实践的理性化。     

从《管子》解码中国法治系谱

中国法治赓续于中华优秀传统法治文化,植根于中国法治的具体实践,形成了具有中国底色的法治系谱。《管子》是中国法治的早期理论渊源,体现了法家先驱管仲及稷下学派思想家对古典法治问题的思考,是解码中国法治系谱的重要文献。《管子》提出的“富民利农”理论具有显著的朴素唯物主义特征,为中国古典法治思想的展开提供了理论支撑。“德法共治”“国之四维”“以人为本”等古典法治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可资借鉴的法治本土资源。     

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哲学基础

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哲学基础是实践哲学。实践哲学在人类思想史上有着多样化的表现形态,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正是要挖掘多种实践哲学的思想元素,丰富自身的哲学内涵。实践是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核心概念,具有多样化的思想维度。它具有一种本体论的维度,并蕴含了“中介化”的实践论思维方式;它还具有道德的维度,同时体现了自由自觉的创造本性。实践概念蕴含了自身的世界观立场,实践世界观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克服了物质世界观的绝对性和教条化,在肯定普遍的同时高度强调了“个别”的本体论意义,这对形成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自主性理论至关重要。实践概念内在地包含了实践智慧,实践智慧是产生于普遍与具体之间的行动智慧,同时包含了智识、德性与能力等多重维度。关于法的实践哲学将引导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理论设计与实践谋划。     

传统与现代——中国近代法学界法治诉求略论

从近代开始的法治诉求,从思想到理论再到实践,对适合中国的法治道路进行了探索,但这种探索一开始就陷入了"中体西用"这种中学与西学二元对立的陷阱,出现了法治诉求中自我与他者的矛盾与困境.对于近代中国认识、接受西方法治的智识活动,法学界的一些思虑还未得到应有的疏理.正是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下,本文对近代中国法学界在接触、认识、效仿西方法治以建构法治中国时,如何认识、对待传统资源,进行梳理、反思.以希对我们走出一条自我化的法治道路有所裨益.     

也论"先秦和秦朝法治的现代省思"--兼与高鸿钧先生商榷

以先秦和秦朝法治为代表的某些中国传统法治资源和西方正义法治资源对中国现代法治具有建构意义.《先秦和秦朝法治的现代省思》一文富有探讨意义,该文在继承法治之中土传统时,遗神取貌;移植法治之西方资源时,买椟还珠;选择法治之实践路径时,南辕北辙.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正义是现代法治必不可少的灵魂.     

法治共识与法治中国

当下中国,选择法治、践行法治的价值正当性已获得执政者的高度认同。法治作为现代社会良善治理的方式,是提高治理能力、治理方式现代化的不二选择。对"法治是什么"这一恒久命题的追问与探索,使得法治理论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形态。然而过度分歧繁复的法治认识,难以形成指引实践的有效合力,以致无法从容应对法治建设中的困窘与纠结。要推进法治中国的事业,惟有秉持开放、包容的立场和态度,凝聚法治共识,方能终有所成。     

我国城市法治发展的路径研究

城市是法治生成的主要场域,总结三十多年来我国城市法治发展的路径,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题中应有之义。在"细胞元式"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模式下,地方的主动性是城市法治发展的核心驱动。在发展过程中,一方面是在没有法律的情形下,各地展开"试点"工作,地方先行先试;另一方面是在国家法律与社会脱节的情况下,各地以"变通"为实践方式,地方做出突破性的探索。在法治建设中,受到体制因素、利益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影响,从而塑造出我国各个城市法治发展的多样性特征。     

西方法治思想的演进与法治社会的形成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共识。中国应当建立什么样的法治?或者说,法治的最终意义是什么?如何克服依法治国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西方价值法学的发展脉络及其对西方法治社会形成的影响应当成为中国法治建设的一面镜子。     

法治中国：中国法治的高级形态

十八大提出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一系列理论命题,由此催生了法治建设的热潮。 作为中国法治建设的一种特殊形态,法治中国的概念具有其特定的语境和面向。 对法治中国概念的剖析应当以中国法治建设为观照,并予以适当地超越与创新。 与此同时,法治中国的建设要注意法治社会的构建以及避免可能发生的法治大跃进思想、法治话语泛化以及法治建设主导力量与法治内涵之间的悖论。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演进历程、鲜明特征及现实启示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产生和发展于党领导人民推进我国法治事业的伟大实践中,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核心命题。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并善于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文本中进行论述。从党的十二大至二十大报告文本关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其演进历程经历了法制建设阶段、由法制向法治转型阶段、深化法治建设阶段和全面依法治国阶段,这其中蕴含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即鲜明的问题导向性、突出的创新发展性、显著的科学理论性和深邃的历史继承性。纵观其演进历程和鲜明特征,可以得出如下启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紧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这些启示为新时代新征程持续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经验参照和实践遵循。     

与时俱进的邓小平法治思想

法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晶,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历史选择。依法治国、建立法治国家是中国发展的方向。邓小平法治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提出与发展经历了一个历史的过程,是对毛泽东法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邓小平法治思想具有"法律的统治"的战略性和制度治理的法律化的特征。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将"依法治国"提升为党领导人民治理的基本方略,以新的理论和实践,对邓小平法治思想做了进一步的完善与创新,体现了邓小平法治思想的与时俱进性。     

法治中国建设需要“法治之理”

法治之理是以实现公平正义、权利自由、和谐秩序为目标,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和法律方法为手段的政治行为之理;它也是一种尊重法律规则和程序,理性运用和有效约制权力,并根据法律进行思维的法治意识形态。对于传统中国以权力为中心的政治行为方式来说,强化意识形态中的法治之理,属于观念层面的变革。在思维过程中讲究法治之理,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化的先决条件。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需要用法治之理打量中国,为中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提供符合实际的理论支撑,进而把发现问题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思维方式常态化。     

传统与现代性法治的纠结与整合 ——兼及法治思维的实践转向

传统不是历史的文本,而是从过去发展到今天依然在控制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实践元素。现代性法治的谋划存在于一个包含着重要传统元素的实践语境中,传统元素中的精华与糟粕都是现代性法治谋划不可逃离的文化语境。传统在现代性法治追寻中发生作用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在传统与现代性法治的较量与博弈中,双方较量的结果并不是先定的,而是由实践中多种元素的交互作用所决定的。正是在对传统与现代性法治纠结与整合的考量中,法治思维实践转向的意义获得了明确的阐释。实践论的法治思维不仅体现了辩证法的实践智慧,同时强调了偶然性及事件思维在法治实践中的重要价值,这是架构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法治理论的重要维度。     

论“法治中国”的价值目标

“法治中国”是实践“法治国家”具体的地理和空间平台,它使得“法治国家”的建设“脚踏实地”,它汇聚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各项具体价值要求,它在适用地域上呈现出“国家法治”与“地方法治”的特色.作为“法治中国”的整体化特征,必须先有“国家法治”,然后才可能出现“地方法治”,“地方法治”不能脱离“国家法治”而存在.在实践法治精神的过程中,任何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都没有特权,都必须按照统一的法治原则来制定法律、执行法律和遵守法律,“法治中国”正是从一个具体的主权国家概念的角度来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了“具体法治”的各项价值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