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籍初传日本与马之渊源关系考

古代日本何时开始自觉地去学习汉文化和汉字?日本古文献<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中两则记录马与汉籍的故事,为我们还原了汉文化圈形成的一个基本模式--汉文化之早期传播往往是与实用技术结合在一起的,与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实用汉文典籍与其所记录的先进技术一起首先进入了中国的周边区域,让没有文字的周边民族产生了对汉字文明的憧憬;随后以<论语>为嚆矢,中国古代的思想也迅速地在这些周边地区得到深入传播,渐次形成了一个以汉籍为载体的汉文化圈.     

简繁之争根源、实质探析

汉字本质上是记录汉语的工具,是符号。简化字不影响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和传播。繁体字文化的保护不是只有通过全民使用繁体字才能做到。在简体字使用了半个世纪的今天恢复繁体字,不现实也不可能。这场繁简之争启发我们要注重对民众进行语言文字基础知识的普及教育。     

唐代吐蕃内侵与河陇语言地理格局的演替

河陇地区,历史上是我国西北地区三大语系的绾结地带,因此不同民族语言之间相互接触与混化的情况司空见惯,但语言演变的具体形式如何,却并不清楚。清理吐蕃内侵所导致的语言地图变化可以发现,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在拥有不同语言的民族政权发生更迭时,会导致该地域民众语言的演变。这种演变的动力在于民众语言与官方语言之间的差异与不同,而演变的方向是民众语言向官方语言看齐。其原因在于官方语言政策的强制性,但演变的速度取决于民众语言的人群规模以及二者之间文化比较优势的大小。     

民族地区推广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的回顾和展望

本文在大量文献考证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民族地区推广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进行了全面回顾和展望。文章提出民族地区推广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四条路径，它们是：一、坚持“语同音”，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成为民族地区的教育教学语言、行政交流语言、新闻传播语言、经济商贸语言，文章指出要充分发挥学校的基础阵地作用，党政机关的带头作用，新闻媒体的示范作用，公共服务行业的窗口作用。二、坚持“书同文”，使国家通用文字成为民族地区教材、教学、教研文字、公文文字、媒体文字、经济商贸文字。在新的时代，在逐步完成民族地区通用语言推广普及的基础上，民族地区的“书同文”，集中体现在对国家通用文字-规范汉字的推广普及上，这是攻坚克难之战，掌握了通用语言，就解决了“语盲”问题，但学会通用文字-规范汉字，就解决了“文盲”问题，从“听说”到“读写”，可以分阶段进行，但齐头并进，效果更佳。三、坚持“根同源”，在民族地区传播五十六个民族交往、交流与交融的光辉历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而为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打下扎实的心理基础；要将推普工作与解决群众生产生活实际困难和工作需要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紧密结合，因地制宜，进一步增强推普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四、坚持“心同向”，在民族地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打下扎实的思想基础。文章最后指出：民族地区的推普成果必须得到巩固，要防止各种主客观因素干扰而导致通用语言文字掌握之后又被闲置和遗忘，因此，民族地区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工作必须常抓不懈，要通过发展民族经济、实现乡村振兴、强化交往交流交融、促进文明团结进步等步骤给予保障，促成良性互动。     

仿古领域语言文字规范和传统习惯的矛盾--论公祭鼎和长沙古街的语言文字应用

仿古领域语言文字应用应该遵守语言法律，坚持现代规范，和谐处理应用文字和书法艺术的关系。南京大屠杀公祭鼎上的文字虽然规范，但是语言不规范；长沙太平街等历史文化古街的文字不规范，建议尽量不用古代汉字或者在古代汉字旁用现代规范汉字做辅助展示。今后，应该研究相应对策以更好地处理仿古领域语言文字规范与传统习惯的关系。     

汉字对日本文字产生的影响

日本古代没有自己的文字,公元285年,汉字、汉籍从朝鲜传到了日本,结束了日本无文字的历史。在以后的五百年中,汉字成了日本的通用文字。随着汉字在日本的普及,日本开始用汉字来注日本语的音,经过一系列的简化,形成了注读日本语音的注音符号——片假名。而后又创造了平假名,从而形成了日语片假名和平假名两大系统。这两套字母都是从汉字脱胎而成,但它标志着在公元八、九世纪日本已有了自己本民族的文字。日本文字的产生和汉字在日本的传播有着直接的关系。     

中国古代通用语言文字教材研究

中国古代通用语言文字教材是指中国古代王朝国家确立的官方语言文字所使用的教材。这些教材是王朝国家对包括官民在内的所有民众进行通用语言文字和通用文化教育的“一课之本”,是王朝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集中体现,是王朝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威研究成果。同时,这些教材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观的高度结晶,是中华民族百科全书式的知识谱系,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遗传密码和高清图谱,体现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生生不息的历史脉动和以文化人的教育历程。中国古代通用语言文字教材可以分为六类：文字类、韵书类、百科类、诗文类、典籍类、伦理类。中国历代中央王朝正是通过这六类教材实现书同文、语同音、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的大一统格局。     

1949年前浙江传统民俗生活中的信仰文化略记

1949年前，浙江传统民俗生活内容较为丰富，渗透着浓郁宗教信仰文化，显现有神灵仙怪身影。那些神灵仙怪分别隶属于佛教、道教以及民间宗教的神灵谱系，身份复杂、历史悠久。驱鬼避邪仪式折射出该地区传统民众对于生命平安、宁静祥和状态的追求。从那些纳吉迎福仪式，可以洞察该地区民众对于圆满、丰足生活的具体设想与期待。此外，那些占卜活动在该地区民众生活中曾是一种普遍、广泛的存在。总体来说，诸多宗教信仰文化曾深入浙江地区民众的生活，并对他们的精神世界产生过持续、深刻的影响。文章略记1949年前浙江传统民俗生活中的仙踪神影、避邪驱鬼仪式、纳吉迎福仪式、占卜活动，为进一步研究浙江地方民俗文化提供参考。对文中所记录的传统民俗，期望后来的研究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语势和文势对边疆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启示——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为例

语势是语言自然传承势力，可以从母语人口和词汇量两个方面对它进行量化。在边疆民族地区，民族语言因母语人口多而在村寨里具有较强语势；在乡镇、县城范围内，汉语方言(西南官话)作为区域通用语言，因使用人口多而拥有比民族语言更强的语势；从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来看，无论是使用人口还是词汇量，普通话都拥有民族语言或任何一种汉语方言无法比拟的强大语势，这种强语势承载着古往今来大量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本身就具有极强的向心力，加之使用人口多、通用度广，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交际工具和思维载体。文势是文本形成的传播势力，汉文文势以汉字为载体，汉字在中国乃至东南亚都具有强大的文势。新时代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需要语势和文势并重，使边疆少数民族群众充分认识到它们的价值和作用，转变少数民族的思想观念，增强他们学习的内生动力。同时借助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语势和文势，实现与内地的交往交流交融，构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健康和谐语言生活。     

汉籍初传日本与“马”之渊源关系考

汉字和汉籍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传入日本的？日本的先民们又为什么要主动去吸收这些在生活中并无多大实际作用的深奥的汉文化思想？这是过去东亚汉文化研究中一个至关重要却又未被深入研究的问题。从汉籍与“马”的传承关系出发对日中两国的史料进行钩沉后可以发现,生活在中国边缘的东亚各民族正是通过诸如《相马经》之类的实用书籍体会到汉字文明的博大精深,最终迈出了学习儒家经典、积极输入汉字文化思想的重要一步,从而使东亚地区形成了一个以汉字文化为主的文化圈。     

灵缇：丝绸之路上的猎犬及其文化交流意义

猎犬是古代狩猎活动中的重要工具，在人类狩猎史尤其是文化交流史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首先，在汉文、希腊文、波斯文、察合台文、阿拉伯文传世文献以及相关的考古出土资料中曾出现过不同品种的猎犬。其中，灵缇作为丝绸之路上各地皇室贵族最喜爱的猎犬之一，从埃及到中国、从非洲到亚洲的东传过程反映了丝绸之路沿线各地之间的交流状况，为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研究提供了重要案例。其次，目前所发现的画像石、壁画、金银器、绘画等资料展示了灵缇在中国古代皇室贵族狩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最后，以灵缇为代表的猎犬入贡中原不仅反映了古代中国的强盛与繁荣，也揭示了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内容的丰富性与广泛性。     

唐代“税抄”在龟兹的发行——以新发现的吐火罗B语词汇sau为中心

吐火罗语官私文书在数量上远逊于其他古代西域语言。然而仔细研究龟兹语(吐火罗B语)佛寺账簿等出土文书可以发现,唐代龟兹也广泛发行作为税收凭证的"抄",这个现象与已知西州、于阗等地情况是一致的。     

东亚语境中"汉字"词源考

日本学术界素有“汉字”一词由该国首创之说,最早文献为入唐僧最澄817年撰著的《照权实镜》。迄今为止,中国人或其他国家学者也未对此提出质疑。然而,早在8世纪初以前,唐僧义净的《梵语千字文》已使用“汉字”一词,时间比日本早百年以上,因此推断最澄所用“汉字”概念源自中国而非其独创。此外,在中国书法史上,“汉字”相对于魏晋以后流行的草书、行书、楷书等,指称“汉代之隶书”。然而,梵汉对译实践中产生的“汉字”及中国文字书写形体流变过程中萌生的“汉字”,均限于特殊语境及历史时期,并未演化成代指“中国文字”的泛称。清末赴日的中国官绅接触到日本语境中与“假名”对应的“汉字”概念并将之引入国内,创造出一个涵盖东亚的“汉字”新概念。     

《宋元以来俗字谱》俗字类型考察

《宋元以来俗字谱》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刘复、李家瑞合编的一部断代俗文字编.该书俗字字形丰富,常见简体俗字、草体俗字、繁化俗字、部件移位字、书写变异字、古体俗字、音近借用字七种类型.其中简体俗字数量接近九成,这使得该书的俗字收录极为不均衡,并不能客观反映出那个时代俗字使用的实际情况,但在另一方面,这些丰富的简俗字形也成为该书最富有价值的内容.     

"民族文献"再思考

民族文献应以中国传统文献观丰富的理论为基石,以国家标准局对文献概念定义作准绳,以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实存状况为核心,结合民族学学科的具体特点,对民族"文"和"献"作区分又联系的诠释;民族文献是反映民族知识文化的一切载体。它以民族文化、知识、信息为内容,既包括文字文本,也涵盖非文字承载的实物图符、乡贤达能等。其特点主要是口头语言与文字书写互转,文物典章与贤才达能共存,历时性与现时性同在。     

于阗与北宋王朝的贸易路线初探

在宋代，以西夏占领河西走廊作为一个转折性标志，导致陆上丝绸之路贸易由盛而衰，贸易线路发生巨大改变。西夏占领河西走廊之前，于阗与北宋的贸易路线基本上沿袭了汉代的丝绸之路，经河西走廊，进入内地。西夏占领河西走廊之后，于阗及西域各国商队与宋朝进行陆上贸易改由“青海路”，取道青唐（今青海西宁）等吐蕃统治地区入陕西的路线，抵达北宋京师。     

利用异文从事汉语史研究应注意的三个问题

文献异文情况复杂，运用起来应特别审慎。利用异文从事汉语史研究应注意分辨异文的性质、真实性、来源这三个问题。出于不同原因形成的异文，其性质也有差异，可以分为校勘性异文、用字性异文和修辞性异文三类。校勘性异文应运用文献整理的方法和原则判别正误，用字性异文应主要运用文字学的理论和方法确定字际关系，修辞性异文应运用语言学（汉语史）的理论和方法探寻词与词、句与句之间的变化关系。利用异文时还必须注意异文项的真实性，从而保证作为论据的有效性。利用修辞性异文进行语言比较，必须确认异文的真实来源，只有建立真正的异文对应关系，才能进行有效的对比，避免无的放矢之弊。     

作为媒介的驿道:古代长安通西域的驿道考

在大量文献检索的基础上,系统考证了汉代至清末长安至西域的驿道建设与驿站分布情况。西域是西藏本土文化、中原儒家文化、印度佛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荟萃交流之地,“博望凿空”之后,长安通西域的驿道见证了各族人民迁徙流转、物品沟通互用、语言转换借取、日常生活彼此影响、信息沟通扩散的场景。长安通西域的驿道在中国多民族发展与融合以及中西文化交往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红楼梦与清初民族斗争管见

红楼梦全面反映了清初的民族斗争,即:应仕与反应仕、尊理学与反理学、“末世”与“盛世”、华夷有别与华夷无别的斗争。作品通过塑造鄙视功名的主人公形象,歌颂了不仕清的民族气节;通过反映劳动人民和广大妇女的悲剧,揭露了封建礼教“以理杀人”的本质和清朝的黑暗,批判了封建纲常思想,戳穿了清统治者的“盛世”谎言,打碎了反清的思想枷锁,宣传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反抗思想。后四十回的民族主义与前八十回是一致的。作品思想是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统一。     

关涉国家安全的语言战略实施中语言文字基础性建设问题

国家语言能力的提升如今已事关国家软硬实力特别是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和国家的安全,具有战略意义。然而首先要抓好基础性建设工作,具体而言,一是要不断提升国民个人的语言能力,二是要确保汉语健康而稳健地走向世界。要不断提高全民的语言能力和文化素养,中小学的语文课必须进行积极而稳妥的改革,改革的主要方向就是引导学生多读书,读好书,大量阅读,大声朗读,适度背诵,勤于写作,以便让学生积累丰富的汉语书面语的语感,也有助于学生接受并传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另外,汉语教学特别是汉语国际教育需要及时调整,要编写出具有普适性、高质量的汉语教材,培养本土汉语教师,并需以科研引航,做好汉语教学各方面的基础性研究,以确保汉语稳步而健康地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