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代际差异的视角

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展开,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涌进城市,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农民工。收入既是农民工进城打工的首要目标,也是他们在城市能够长久立足的主要依靠,更是事关农民增收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大问题。研究影响农民工收入的主要因素,揭示其中的政策含义,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限于资料,农民工收入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很有限。     

性别视角的农民工收入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苏省1012名农民工的问卷调查

根据江苏省1012名农民工的问卷调查资料,从性别视角对其进行了统计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女农民工月收入、每小时工资、收入层次分布均低于男农民工;女农民工月收入不存在代际差异和文化程度差异;第一代农民工月收入存在性别差异;从事相同职业的农民工月收入存在性别差异。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影响女农民工每小时收入的主要有工作、生活负担和社会因素,农民工自身因素仅对男农民工收入有影响。     

农民工法治观念代际差异现状分析——基于对山西籍农民工的调查

通过法治认知、法治情感、法治意志三个维度的对比分析,新、老两代农民工在对法的运行过程、法的信服程度和对法律至上权威性的评价方面趋于一致;新生代农民工在对法律条文、法定权利义务和法的作用的认知上,在对法律知识的需求、获取、运用特别是维权的途径和方式上,以及在法与其他规范冲突时和明知不合法时的行为选择上普遍优于老一代农民工,但仍有不少新生代农民工在尊法、守法和用法意识上同样呈现出老一代农民工所具有的实用性、功利性和非自觉性等特点。上述代际差异特征应当在推进城乡法治建设和法治社会建设的过程中予以充分考虑并采取针对性措施。     

“民工荒”背景下农民工择业稳定性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代际差异视角

利用10省(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基于代际差异视角,运用泊松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民工择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新老生代农民工择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性:即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常联系朋友数、兄弟姐妹数、有亲戚在政府部门工作、工作经验、工资收入及工资制度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择业稳定性有显著影响;而年龄、婚姻状况、风险意识、话费支出、常联系朋友数、工作经验以及工资制度是影响老生代农民工择业稳定性的主要因素。     

代际差异视角下住房因素对农民工迁移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河北省的实证分析

住房作为农民工在城市居住的物理空间和生活交往的社会空间,对其迁移意愿有着重要的影响。根据CLDS 2016年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分析河北省地级市的农民工个体、经济和住房三个层次的影响因素对其迁移意愿的影响作用,并验证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迁移意愿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人口特征、经济层面、住房支出和住房满意度等住房因素对农民工迁移意愿有显著影响。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间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不完全相同,且表现出较大的代际差异性。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代际差异分析——基于全国31个省2711位农民工的调查

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过程,同时也是农民身份转化的过程。就现实而言,在此过程中身处城市的农民工在就业、住房、教育以及社保等诸多方面面临着各种困境。为了较为真实、全面地认知我国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特征,通过大量实证数据分析可知:不同代际农民工的市民化特征既有共性(例如心理认同、社会保障等方面),又存差异(例如住房、择业以及社会关系等方面)。基于此,政府应在就业质量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社区参与与融入等方面,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合理有效地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身份的转变,从根本上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代际差异视角下的农民工社会融入研究

中国农民工群体内部已经出现明显的代际差异。利用对大连市1011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比较了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和心理三个层面的社会融入状况。研究发现,两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整体偏低,他们的社会融入过程呈现出一定的代际差异。第一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以经济融入为重点,而由于自身定位问题,经济融入未必能带动其他层面的融入;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和心理层面的融入程度要好于第一代农民工,然而相当比例的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着身份认同模糊、未来发展不明的边缘化倾向。针对这些研究发现,提出了促进农民工向上流动的相关建议。     

比较心理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基于收入和阶层定位的双重视角

构建比较内容-比较理论-比较维度-心理机制的分析框架,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和省级匹配统计年鉴数据,运用有序Logit回归模型,实证研究收入和阶层定位比较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民工幸福感受到收入和阶层定位在横向和期望值两个比较维度的影响,即相对剥夺与隧道效应心理机制是新时代农民工幸福感的重要来源;而收入和阶层定位纵向比较却与农民工幸福感无显著关联.新时代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需要关注农民工不同社会比较心理机制的演变逻辑,促进农民工在精神层面的市民化.     

“全球化”语境下：自由民族主义的悖论与可能

民族国家的国际参与形式和多元文化生态提示着当下“全球化”态势下的世界真实,表现出普遍与特殊的焦虑。以自由民族主义为政治认同建构起来的共同体,既保持社会的公共价值和普世要求,维护个人自决,以及不同文化和谐共生及其自由发展;同时又强调民族的自决权利,明确有着自身历史与文化传统、疆域边界的政治共同体的重要性,以及个人能力及个性在明确的政治社会（民族国家）中的最大发挥和发展。自由民族主义为“全球化”图景下文化多元的理想,贡献了一个希望。     

城乡收入差距：基于农村大学生和农民工视角的分析

农村培养大学生进城导致农村资金和人才的＂双重流失＂,各种教育成本使得大多数农村家庭丧失了投资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减少了农业生产的资本投入量,影响农民收入;农民工进城实现劳动力由生产效率低的农业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非农部门转移,促进了经济增长,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其效果并没有如经济理论所预期的那么显著。其原因在于各种制度性壁垒和人力资本壁垒,抑制、阻碍了农民工在城乡之间自由的流动。所以,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应该不断改革和完善当前失衡的教育管理制度和农民工流动的各种制度性壁垒,以及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和能力。     

人力资本对农村迁移劳动力收入的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2005年吉林省进城务工人员抽样调查数据和2006年吉林省农村抽样调查数据,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和Heckman两步骤样本选择偏差方法,对人力资本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的分位数回归结果中,教育回报率有所不同,在25%分位数回归中的教育回报率最大(1.89%),而中位数回归中的最小(1.40%).在外出务工时间长的组,组内收入差距大于务工时间短的组.接受其他组织培训的组,组内收入差距比接受企业培训的组大.在进行了样本选择偏差修正之后,教育回报率上升到4.55%,所以在考察农村劳动力迁移收入问题时,不能忽视样本选择偏差的问题.     

农民工:中国工人阶级的新成员

"农民工"是我国社会转型的产物,也是向我国工人阶级过渡的新群体。无论从理论上还是现实生活中,"农民工"已经逐步成为我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有利于加速我国的产业化进程和农业结构调整。走出对"农民工"的认识误区,从宏观政策上提高农民工的地位和待遇,推动其向工人阶级的转化,这对于促进我国现代化的进程有着重要意义。     

农民工：城市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对象

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实行事实上的“城乡分治”。城市政府仅对自己的户籍人口负责,它所提供的社会保障、义务教育、住房支助等等都只针对城市市民。在高速城市化及其巨大的农民工阶层已经存在的背景下,政府的功能、机构、人员配备都还没有相应地作出调整,政府对农民工这一社会阶层的社会服务严重缺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府应该把农民工阶层定位为城市公共服务的重要对象,同时创新服务方式,帮助农民工阶层实现在城市的生存和发展。     

和谐社会视域下的"农二代"市民化研究

通过对“农二代”市民化主、客观条件的描述,认为“农二代”是农民工队伍中最有可能实现市民化的一个群体,但“农二代”在市民化道路上还存在着种种客观障碍。事实上,“农二代”市民化是构建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要素。结合“农二代”的主观意愿,提出了一些制度创新与政策改革的相关对策,以拆除阻碍其市民化的篱栅,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就业、收入和社会保险参与的影响

依据2005年吉林省进城务工人员调查数据,应用微观经济计量方法,分析人力资本对农民工进城务工就业、收入和参与社会保险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教育、培训、工作经验和技术等级对农民工就业倾向具有十分显著的影响;教育、培训、技术等级和工作经验对农民工的收入产生明显促进作用,其中接受高等教育、务工时间2年以上、接受一般培训或者具有技术等级的农民工比相应对照组农民工的收入高出20%、9.30%、11.49%和7.60%;教育、培训和技术等级对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接受高等教育、具有技术等级或者接受培训的进城务工人员参与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的发生比是相对应参照组进城务工人员的发生比的2倍左右。     

农民工工资的法律保障

当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比较严重,对这一问题应当从法律的角度来寻求解决的途径。应当明确,农民工也属于《劳动法》的保护范围。造成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法律成因有立法、执法、司法等多个方面,应采取多种法律对策以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非政府组织与农民工权益的维护——以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为个案

农民工权益的维护是一个复杂的公共政策问题,需要政府、企业、工会、非政府组织等的共同努力。文章通过对农民工非政府组织——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的考察,发现非政府组织主要通过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促进农民工的文化发展与休闲娱乐活动、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等方式来维护农民工的权益,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职能的不足。非政府组织不仅可以协助政府解决类似农民工等公共问题,而且也为我国的公共治理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融入与排斥的两难:农民工入城的困境分析

改革开放打破了城乡相对隔离的封闭状态,受到城乡差距"推拉力"牵引的农民大量离开农村涌入城市,在不断城市化的进程中,出现了"农民工"这一独特的社会现象.他们涌入城市,意在摆脱贫困,却无形中被纳入城市化进程中"边缘化"的困境.这种"边缘化"集中表现为身份的二重性以及精神世界的矛盾.究其深层原因,则是"农民工"力图摆脱贫困的主观能动性与城市生活的规则与其惯有方式对农民工心理上的排斥而造成的.因此,用合理的制度安排以帮助农民摆脱贫困,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良性心理互动是有利于农民工摆脱困境命运的出路.     

社会融入状况对农民工组织化的影响研究

对于大多数农民工来说,他们在打工地处于一种无组织化的状态,很多组织对农民工采取拒之门外的态度。从总体上说,农民工参加组织的状况不容乐观。当然,农民工参加组织的状况也存在较明显的内部差异,这种差异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社会融入状况对农民工参加组织有一定的影响。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层面的适应情况对农民工参加组织的影响是不同的,其中,经济层面的适应变量最能解释农民工参加组织的差异,其次是社会层面的适应变量,心理层面的适应变量对农民工参加组织差异的解释能力最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