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梁启超的开明专制思想

资产阶级革命派与立宪派在实现民主进程方面，有急进与缓进之别。1906年梁启超著文《开明专制论》，根据中国过渡时代的情况，强调新旧政体转换过程中必须要有过渡阶段，即“开明专制”阶段。“开明专制”思想是对中国近代政治民主化起步的可贵探索，它弥补了革命派民主共和思想之不足，在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有着不可取代的意义和价值。     

近代中国“六族共和”论

在近代中国,“六族共和”并非只有一个版本,其出现源于对“五族共和”的批判.尽管它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五族共和”的弊端,但以温和中良的共和主义为指导,无疑为民族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条可能的路径.     

论辛亥革命的政治基础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统治,革命“胜利”了,却没有建立起资产阶级专政.同盟会政纲即三民主义,对辛亥革命起了巨大作用,但推动革命发展和规定革命结局的主要是反满为号召的民族主义.这正是辛亥革命的政治基础,并决定性的影响了辛亥革命的政局.可以说,近代中国民族思想远比民权、民生思想发达。因此,辛亥革命没有从民主主义的高度爆发,而由民族主义发动;共和之被承认很大程度上是换取和平结束革命的后果,在内容上更多的是取义于“五族共和”,而非“民主共和”.这深刻地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实际.     

西塞罗“人民”“共和”思想的哲学考察及其意义研究

在继承和批判古希腊政治哲学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古罗马“王制”和“共和”的发展历史，西塞罗提出了一套以自然法理论为基础，以正义观念为原则，以基于权利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共同体为内容，以“混合制”政治制度为形式的“人民”至上“共和”思想，目的是为人类社会构建一个真正理想的“共和国”,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指明方向。在西方政治哲学从传统转变到现代的复杂发展过程中，西塞罗的“人民”“共和”思想对后来基督教神正论的产生和近代的社会契约论等政治哲学理论的提出，乃至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然，西塞罗的政治哲学思想并非完美无缺，其对于“理想”社会的追求，多少带有“乌托邦”的性质，如对为什么“混合制”是最好的，它是如何可能的?“人民”的内涵外延是什么?“人民”至上需要什么限制条件等关键问题缺少有效论证等。这些正是后来者应加强研究的。     

梁启超民初时期的宪政思想与保卫共和制度的斗争

梁启超保卫共和制度的斗争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居何种地位,主要应由其对中国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以及梁与同时代政治家的比较中来确定. 中国社会当时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这是判定保卫共和之举的历史意义的基本参照物. 民国初年,中国的社会状况是否如同人们通常所言:资产阶级共和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了呢?从广义上说,诚然如此;从严格意义上说,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辛亥革命推翻“大清”天下,结束了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但是,民主政治并未一蹴而就,共和制度也远非坚如磐石. 资产阶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这是辛亥革命的领导力     

民初国体政体理论脉络下的“共和”争议

清季以降的流行认知中,共和兼具“民为主”与“民主之”的双重意涵,但若细究源于欧美日本的国体政体学说,共和是否必然与帝制对立以及代表民权,实颇有争议。民初尝试共和,因缘派系政治、权力竞争和政见立场的差异,各方各派纷纷援引国体政体学理争辩共和是否主权在民、如何实践主权在民等问题,衍生多歧共和言说,表征着共和的待定与悬浮。洪宪帝制运动期间,帝制派借用区分君主、共和与专制、立宪为国体政体两个范畴的观念,制造共和国体与立宪政体的紧张关系,巧言变国体为君主可置换立宪政体,实则既不敢明言尊君权的真实意图,也无法说清君主国体之下的立宪政体如何实现民权。由此可见,君主政治已难以自证正当性,共和主权在民的原理是近代中国政治不可逆转的趋向。经过轮番的共和争辩,有识之士认识到共和未必与民权对等,主张明确定义并慎用共和概念。随后Democracy观念的引入,正好弥补共和概念模糊含混的方面,凸显中国共和政治的民主任务,因而顺势取代共和,成为中国思想政治新的关键概念。     

在"民主"与"共和"之间——关于现代西方政制模式的一项逻辑分析

对当今世界的许多人来说,用“民主”一词冠名现代西方政治体系,已经成为某种日常言语习惯。但这种用法并不恰当。严格地讲,现代西方国家的治理结构,既混杂了若干“非民主”的成分,更安装了一些“防民主”甚至“反民主”的部件。因此,出具一个简单的“民主”标签,不仅会误读现代西方政制模式,而且会淤塞思考大国善治问题的理论通路。事实上,今天被一并归于“民主”名下的文明政治成就,有许多来自别的政治传统,譬如“共和”。所以,应正本清源,在逻辑意涵和实践效能两方面给“民主”减负,重申“民主—共和”的互补型关系,而不能听任政治言说变成“民主”的单声道。     

"革命"、"共和":清民之际政治中坚概念的形成

辛亥革命导致近代中国政治话语系统的深刻变更 ,典型的表现便是“革命”与“共和”两词汇从古典义向现代义转换。“革命”的古典义是变革天命 ,指改朝换代 ;“共和”的古典义是“相与和而共政事”,指贵族分享国家管理权。 1 9、2 0世纪之交 ,随着社会变革的推进和西方文化的传入 ,二词内涵发生异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 ,承袭“汤武革命 ,顺天应人”、“相与和而共政事”的传统话语 ,又汲纳来自英、法的社会革命论与来自法、美的共和主义思想 ,赋予“革命”、“共和”以现代义 ,与世界义接轨。而日本人幕末、明治时期借用汉字旧词“革命”与“共和”意译西方术语“revolution”与“republicanism”,被流亡日本的中国政治家及留学生传输回中国。这两个挟带西学内涵的汉字词为方兴未艾的中国近代革命—共和运动所采纳 ,成了辛亥革命乃至整个中国近代的中坚概念。“革命”与“共和”经历“中国创制的古典词—传入日本并发生演变—近代日本借以意译西方术语—从日本逆输入中国”这样一个跨国度、跨文化的传播过程 ,其间还发生改良派与革命派对两概念不同诠释的论战 ,其结果是现代义、世界义的“革命”与“共和”概念在中国逐渐普及。然而 ,现代义、世界义的“革命”与“共和”理念在中国被正确理解、健全     

我国现行宪法的共和思想研究

研究我国宪法的共和思想不仅对发展我国的宪法科学理论,而且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共和的词义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是指历史年号,而在西方国家历史上主要是指国家政体.共和政体相对君主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是最稳定、最好、最值得实行的政体.共和中有民主,但共和中的民主是受节制的民主.目前我国基本上实现了不同阶级、不同政党、不同民族、不同经济制度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共和.不同阶级的共和表现在代议制民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权组织形式上;不同政党的共和表现在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中;不同民族的共和表现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方面;不同所有制的共和表现在我国“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方面;不同社会制度的共和表现在“一国两制”方面.     

梁启超与护国运动

梁启超在护国运动时期,反对袁世凯称帝是历史事实,应该肯定.为什么反袁称帝,主要是当时他的政治态度有了很大转变.他敏锐地觉察到:辛亥革命以后,推翻了君主国体,建立了共和国体,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如果再言复辟君主制度是行不通的.梁虽曾保过“皇”,但是,这个时候的“皇”他却不保了.梁启超的这个政治表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浅论“你”与“您”

社会语言学将理想的语言模式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本文以R.Brown和A.Gilman的著名理论为出发点,以话剧对白及调查问卷为依据,对现代汉语中第二人称单数的使用规律作了初步的探讨。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苹果”和“桔子”——《周渔的喊叫》和《周渔的火车》对比解读

从小说《周渔的喊叫》到电影《周渔的火车》,我们应从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化的不同受众,以及文字和图象媒介产生的不同艺术形式来阐释两者的区别。     

"夙敌"与"世友"——德、法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探源

德国或法国在某个历史时间段会更加现代一点,但从整体上讲,正是这种相互交替发展的进步才使得两国相互学习互补,使两国间没有一边倒的倾斜现象.这就形成了德法两国巨大优势和两国关系紧密的秘密所在.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