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翻译文学与《聊斋志异》中的瘟疫与灾害母题

在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母题演进的历程中,有些原型母题的意蕴并非本土生成,而是与相异的其他东方民族之间通过文化互动、文学交流植入而来,从毗邻的印度文学翻译传译过来的成分占有很大比重。在清代蒲松龄所撰《聊斋志异》中便有许多故事内存着经由汉译佛经传来并融汇于我国文化、再现于文学叙事的印度母题,例如小说情节中时常出现的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疾病、灾害,即为实例。     

《聊斋志异·夜叉国》的佛经渊源及中外民族融合内蕴

佛经故事中的夜叉,写出了儿子伴随人类父亲与夜叉母亲生活,有了爱美向善之心,逐渐向先进、强势文化靠拢的成长过程。蒲松龄笔下的海外"夜叉",是有等级关系的社会组织。他们能与中原来的徐郎聚处如家人,颇具人性人情。基于"华夷之辨"观念看待海外"异类",蒲松龄也把南洋群岛土著居民"意识形态形象"化了,这也是蒲松龄不能完全超越的创作心理定格。     

“情人身上特征”母题与个人隐私权——《聊斋志异·霍生》的佛经故事溯源

关注唯有夫妻才能知道的对方身体隐秘特征,由此构成故事的情节核心,此在中古汉译佛经故事中早已出现。春秋时代也不是没有尊重个人隐私意识的。但到了汉代“乡里清议”,察举选官后,伦理社会舆论干预个体言行逐渐得到强化,个体的尊严只有被群体伦理认同,才成其为尊严,这必然带来对个人隐私权的忽视甚至蔑视。明代之后市民阶层因“知觉剥夺”、娱乐较少而尤其喜欢窥视窥听,构成了“情人身上特征”母题滋长、接受传播复制的审美动因。《聊斋志异》却以此母题揭示了一个针砭世俗恶俗的话题,从而对该母题的思想内蕴进行了创新。     

《聊斋志异》"乱离之后巧相认"故事及其渊源

<聊斋志异>"乱离巧相认"故事类型,触及父子、夫妻、情侣、兄弟等多数人伦关系,带有明清易代的时代特征和作者偏好,社会原因是造成多数离别的根本原因,带有控诉现实不平的思想意义.重逢之"巧"构成动因,多得于当事人善良品格,"巧"是个体伦理行为派生的一个直接结果,而这又成为一种对于行善者进行"社会酬赏"必不可少的手段.<聊斋>母题与文人抒情文学离别模式不同:偏重在因社会变故,带来的普通人的人生苦难,人伦情感;不是一味地诉说苦难带来的个体身心创伤,而是展示人生苦难终归过去,善良无辜终获幸福欢乐的过程和结局.     

《史记》与《聊斋志异》

司马迁的《史记》对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产生了很大影响。文章从褒贬精神,人物故事、行文笔法、语言风格等几个方面,对其进行了讨论。     

《聊斋志异·八大王》的西域传说源流及文化意义

<聊斋志异·八大王>写的鳖宝故事与动物报恩母题、佛经龙女报恩母题和"胡人识宝"母题有密切联系,鳖宝具有聚宝和发现宝物功能.中国古人对于鳖宝的信奉以及宝贝观念的形成,深受印度民间风俗及西域外科医术、佛经海洋聚宝观念等的影响.     

近年《聊斋志异》比较研究综述

《聊斋志异》比较研究近年来状况活跃,在文言小说内部的比较、与白话小说的比较、新角度新方法的运用、与国外小说比较等方面,成果丰硕。这些成果为人们准确理解和把握《聊斋志异》提供了新的视野与角度。     

文化视野下的《聊斋志异》科第观

从文化的角度,即从个体科场失意的心理与士子普遍的科举心态的层面上,从选贤用能与个体的怀才不遇层面上,从儒家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八股取士的层面上,从公平竞争的科举选拔制度与试官腐败的层面上,辩证、历史与客观地审视蒲松龄的作品《聊斋志异》所表现出的科第观,重新解读《聊斋志异》的科第观所带给我们的启示。     

从佛经的时间观看《聊斋志异》叙事时间构建

永恒和不可逆反是时间的特性。基于人们时间认识上的感悟，叙事时间一直是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本文依据中国古代的朴素自然时间观和汉译佛经的幻化时间观，探讨《聊斋志异》中幻化时间构建的写作特色。     

《聊斋志异·禽侠》及禽鸟报仇故事中印源流

与<聊斋志异·禽侠>故事最接近的类型,即飞禽代同类向侵害者报仇,这一类型可溯至南朝<异苑>,唐代这一类型的复仇目标集中到蛇.在许多民族的民间故事里,飞禽都作为一个公正的、坚持正义、清算罪恶的角色.禽类报仇,也是印度民间和佛经故事喜爱的一个类型,印度故事侧重受害一方运用智慧,中国故事则侧重"求助",表现出的弱者心理更明显.禽鸟复仇,乃是蒲松龄有意为之的抒发侠义情怀之笔.     

《聊斋志异》默认值图式英译探析

古文《聊斋志异》行文简练,由于英汉两种语言间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因此含有大量默认值图式.这些默认值图式大致可以分为四类：语法默认值、语义默认值、语气默认值和文化默认值图式.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注意还原原文的生活体验,并默认值图式显化处理.默认值图式显化原则包括语法填充原则、语义填充原则、语气词填充原则以及文化填充原则.     

聊斋爱莲说

《聊斋志异》的创作，正当明末清初。此时社会上性爱风气正炽，特别是对女子三寸金莲的迷恋到了痴狂的程度。本文引用西方汉学家高罗佩和性学家霭理士的理论，联系《金瓶梅》等性爱小说中对三寸金莲的描写，对《聊斋志异》中的以红绣鞋占卦、把绣鞋作为信誓物、两段对三寸金莲的集中描写、一段关于金莲杯的描写、男子偷捏女人小脚、以绣鞋作女子性器官触摸欣赏等描述进行分析研究，论证金莲癖的普遍存在与蒲松龄的爱莲情结。     

论《聊斋志异》中的“士人从商”

蒲松龄在《聊斋》中积极鼓励士人“弃儒从商” ,但他仍持“右儒左商”的态度 ,“从商”的目的仅仅是士人为了摆脱自身的穷困 ,尔后重新实现“儒业”的理想。蒲松龄主张儒商在经商活动中不失“儒家品德” ,这无疑寄托着作者的理想。《聊斋》中对“儒商”的致富过程叙述过于简略 ,看不到“儒家品德”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这是作者毕生投身举业而缺乏商业活动经历的缘故     

浅析《聊斋志异》中“情痴”形象的审美情趣

在<聊斋志异>的爱情作品中,作者塑造了一大批"情痴"形象.这些"情痴"志痴情笃,行为放荡不羁,蔑视权贵,敢于同封建礼教和传统道德观念作斗争,热烈而诚挚地追求建立在"知己之爱"基础上的自主婚姻.作者赋予了"情痴"以崇高的审美情趣,使他们成为后世爱情故事的典范.     

高人一等 高在何处——试析《聊斋志异》写鬼的艺术手法

我国自魏国以至唐宋,写鬼故事之风不绝,<聊斋志异>是这种爱好的继续.人们或为追求恐怖关的享受,或为满足寻找慰藉的愿望,创造了一个鬼神世界,把本来是子虚乌有的事表现得活灵活现,使千万读者为之感动俯仰,而蒲松龄以<聊斋志异>表明,他是这些创造者中最杰出的一个,他把鬼神世界的故事推向极致.他既可用鬼故事写各种世情、人情和爱情,又可借抨击鬼世界来鞭挞人世,笔之所到,自然天成,如水成纹,就像日常生活一样合情合理,证明"高人一等"的评论决非虚誉.     

《聊斋志异》经济思想新论--小说母题与作者思想新创性的关系

《聊斋志异》于金银变化母题的新创表现在：讽刺相信梦兆者自取祸，渲染可变金银的灵物，提出长辈给小辈遗产的时机问题，以及磨难、侠义所激发的青年发奋立业问题。同前后若干同类型故事相比，蒲松龄借助佛经故事的母题河床，却赋予了众多同类作品没有、或阐发不足的可贵思想。     

《聊斋》中的道士形象与蒲松龄的游仙思想

道士是《聊斋》中的特殊群体,他们往来于仙道与人世,既沾着神道的灵光,又隐身茫茫人海。文章试就《聊斋》中出世的自度型与游戏人间的入世型道士探讨蒲松龄的游仙思想。蒲松龄对飞升的想往使他在某种程度上把道教作为精神上的归依。然而就人生态度而言,蒲松龄又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强调干预现实生活,积极营造生活的和谐。     

《夷坚志》与小说《西游记》--也论孙悟空的原型

小说史的撰述对<夷坚志>的地位及重要性过于低估,它的小说题材除了为"三言两拍"等话本所取外,还直接影响到了明代白话长篇小说的创作,尤以<西游记>中孙悟空的人物形象最为显著.<猴将军>中的妖猴是孙悟空的原型之一.<夷坚志>中众多小说都可能在具体情节上影响到<西游记>的成书过程.     

古代柳文学的民俗文化内蕴及佛经文化渊源

柳的人格化,起初是与文人的理想企盼联系起来.筑堤防汛的实践体验深化了民间对柳的植物神崇拜,甚或出现了柳神(植物神)与水神(动物神)斗以护民的传说.植柳,不只是为美化环境,亦有实用目的.柳传说在很大程度上充实了柳文化中的神秘崇拜部分,为柳文化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而佛教文化的传入为柳崇拜的中国化,起到了难得的催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