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财税体制下的地方经济发展

新财税体制下的地方经济发展湖北省枝江县县长王道本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是中央加强宏观调控，调动地方理财聚财积极性的重要举措。分税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分税、分权、分征、分管，财政与事权实行真正的统一。如何适应分税制改革，加快地方经济发展，增强地方财政实力，...     

分税制与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

分税制与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石佳能１９９４年１月１日起实行的分税制，重塑了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格局：分税制按税种将收入划分为中央财政固定收入、地方财政固定收入和中央地方财政共享收入，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三种。按照事权把各项支...     

试论分税制下的地方财源建设

本文分析了分税财政体制对地方财政经济的影响和分税制下地方财源建设的新特点，提出了分税制下地方财源建设的思路与对策．     

财政分权与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

财政分权是中国分税制改革后的一项基本财政制度安排,决定着财政资源配置的效率。基于2002—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算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的效率,并分析财政分权体制对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不高,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都对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有显著负向效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此项结论仍成立;分地区考察发现,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对抑制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的效率更明显,而在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则不显著;无论是在财政收入方程还是在财政支出方程中,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受教育水平提升都能有效促进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对外开放程度和政府规模越高,则越有损于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在财政收入方程中,人口密度增加能有效促进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在财政支出方程中,城镇化率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对医疗卫生支出效率有显著影响。     

地方财政运行：区域差异与应对之策

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和财政运行状况区域差异特征明显,突出表现在财政收支规模与结构、财政收支缺口与财政自给率等方面,进而直接导致各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的差异。这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不完善、区域间转移支付制度不合理等因素密切相关。基于此,提出促进地区间财政相对均衡,进而实现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建议:推行政府层级的扁平化改革,确保地方政府尤其是中西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完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适度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完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扶持。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供给不足的成因解析与对策——基于分税制改革的视角

从财政分权所导致的财政体制变革入手,依据新古典经济学的优化理论,深入剖析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非合理性的内在机理与动因.认为实行分税制改革后,我国转移支付制度的功能就在于平抑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等公共品供给方面的财权与事权非对称格局,并能够支持地方财政对社会保障类公共品的财力供给.然而,现行的与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的转移支付制度,却使得贫困地区(农村)的地方政府支出呈现出非合理性的结构,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供给不足.基于此,有必要对现行转移支付制度的目标导向、模式及政府间的事权分配进行调整,从而为提高农村社会保障供给与实现城乡间社会保障均等化,以及构建和谐社会打下必要的财政基础.     

中国地方经济发展法治环境及其制度载体

法治环境对宏观资源配置和微观投资者决策都产生重大影响,不同国家或者不同地区间法治环境的差异直接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实证研究表明,在采用单一体制的我国,不同地方区域经济发展法治环境存在明显差异,这些差异主要通过"被直接赋予法律效力"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与"未被直接赋予法律效力"的各级地方政府发布的影响资源配置的规范性文件两种制度载体来体现。这些各级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虽未被直接赋予法律效力,却在实践中实质影响着涉经济类法律制度的实际运行结果。将这些规范性文件纳入地方经济发展法治环境考察范围,不但不违背法治环境考察本意,而且恰恰是发现中国各地方经济发展法治环境差异的重要渊源。研究上述两种地方制度对企业市场决策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从而通过优化地方法治环境助力地方经济发展,这既响应了中央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实现依法治国的号召,也有利于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和提升地方公共福利水平。     

论深化财政体制改革

我国十年来的财政体制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比重皆下降过多,削弱了中央财政调控能力;“诸侯经济”逐渐形成,盲目生产,重复建设;中央与地方财政职责不明,相互挤占,影响财政体制稳定;以基数法核定收支,缺乏科学性等。财政体制改革的远期目标是,建立在分税基础上,以中央财政为主导、地方财政独立的分级财政。改革的近期对策是,调整和完善各种包干办法,提高中央财政调控能力;改基数核定法为因素核定法,消除地区间的“苦乐不均”,以及进行分税制试点。     

中国式分权与环境污染——基于空气质量的省级实证研究

在当前工业化和城市化高速发展时期,我国的环境形势严峻。我国的环境问题是由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导致的,而这种发展模式又源于中国式分权下的政府行为。利用1994—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可检验中国式分权对我国空气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式分权体制下,经济发展仍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分权提高了环境库茨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简称EKC)转折点所要求的平均收入水平。支出责任过度下放会导致空气质量恶化,而充足的财政自主权能够抑制空气污染。此外,中国式分权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因此,合理划分政府间事权、提高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度、将环境质量纳入官员考核机制、激励地方政府间良性竞争和科学发展,是改善地方环境质量、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必要举措。     

建立可持续财政分权体制的主要原则与对策考虑

政府间关系主要是指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与划分,以及由事权划分而产生的财权划分、财政转移支付、财政管理体制等方面,而其中最主要的则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和划分问题。众所周知,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调整离不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能的划分,政府职能的有效行使和转变以及各级政府间的税收结构包括税制改革和调整都离不开政府间职能的界定,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建立同样要依赖于政府间职能的科学界定。显然,政府间职能界定与划分是财税理论研究和财税管理中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府间财权配置的科学依据,也是科学建立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条件,更是有效制定财政政策和预算管理体制的关键问题。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中,激励问题十分重要。在我国,中央政府为了管理全国事务而制定全国性法律、法规和政策,但中央政府缺乏执行自己政策的工具,执行工作则几乎全部依靠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与执行相分离的体制下,从中央政府到基层政府漫长的执行控制与监督链条,可能使执行效率不断衰减。因此,必须有一套激励约束机制,督促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府的法律与政令。中央应该怎样对地方政府进行激励,使地方政府的效用达到Pareto最优,是众多经济学家一直关注的论题。基于政府间职能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本文认为,有必要根据我国政府间财政体制结构的特点,用机制设计理论对政府间职能关系进行研究。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莱昂尼德.赫维奇、埃里克.马斯金和罗杰.迈尔森等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在创立和发展"机制设计理论"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该理论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在于,将高度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之解决大为简化。因此,将机制设计理论引入政府间关系的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思路。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中央政府面对的是一个由各级地方政府组成的行政体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着非对称信息的博弈行为以及动态调整的关系。中央政府是委托人,将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执行;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比中央政府拥有更多的信息,两者的行为相互影响。所以政府间最优关系问题也是一个激励机制的设计问题,它关系到如何诱使地方政府揭示私人信息和在非对称信息的情况下如何设计最优职能关系。职能分配的核心是利益分配问题,也即各方主体能否达成协议的问题。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从理论上为解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多主体利益协调问题提供了技术可行性。近百年来,我国在现代公共财政建设过程中于划分政府间财政关系方面时常遇到难以破解的"困境"问题。不过,按照"机制设计理论"的基本原理,摆脱这种困境,从而实现可持续的财政分权体制目标是可能的。为此,南开大学张志超教授组织一些青年学人围绕这个问题发表书面见解,以期对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优化有所裨益。     

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成因及对策

在概括分析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基础上,认为公共服务领域的财力、人力和物力资源配置失衡以及较低的财税体制调控能力,是造成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断崖式落差,阻碍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原因。缩小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必须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厘清中央与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关系,完善中央对地方收入划分与财力调节体制,完善跨区投资税收分享机制与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加强京津冀财政协同合作与公共服务项目合作。     

论中国近代国地财政划分制度的演变

将中国国家财政划分为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是中国财政制度现代化的明显标志之一。从晚清开始 ,中国仿效西制酝酿、试行划分国地财政 ,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才确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制度 ,并在推行中取得一定成效 ,使中央财政由割裂渐趋统一 ,使地方财政由混乱渐趋规范 ,并带动了预算制的推行 ,从而使现代财政体制在中国基本确立。同时 ,这一制度也明显地体现出中国特有的政权结构和政治体制中央集权特色 ,由此而使制度本身带有难以克服的弊端 ,如财权与事权不相适应 ,地方越权行为严重等 ,从而产生一系列负效应。     

分税制改革的宪政转型

1994年分税制改革极大改变了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乃至社会生态。超越财政而从宪政视角审视分税制,应从四个方面实现改革的宪政转型,即价值目标从财权转向人权,逻辑定位从分财转到分权,制度建设从法制转到法治,改革程序由民主替代集中。要实现分税制改革的完政转型,必须积极推进分税制财政体制入宪,确认地方税收立法权,建立完善的财政法律制度和健全的财政监督体系。     

精准扶贫进程中的事权与支出责任问题研究

从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视角审视我国精准扶贫进程发现,各扶贫主体职责范围尤其是精准扶贫交叉事权缺乏明确界定,将承担扶贫支出责任与履行扶贫事权混淆等同,在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以及中央与省及以下各层级政府两个维度,存在精准扶贫事权与支出责任不相适应问题。为确保我国精准扶贫战略实效,应处理好政府职能定位,在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横向层面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纵向层面,建立扶贫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政体制。     

城乡基础教育均等化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内在逻辑

城乡基础教育均等化是政府实现社会公正的标志之一,是政府以人为本施政理念的本质要求,也是政府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要求。然而,我国城乡基础教育服务不均等的状况仍十分严重,具体体现在生均经费、办学条件、师资水平等方面。现行地方政府间关系对城乡基础教育均等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地方政府间基础教育管理职责不清、事权与财权划分不匹配、转移支付制度不健全。为此,迫切需要理顺地方政府间关系,如明确各级政府间的事权、赋予地方财政一定的财权、建立完善的转移支付制度,推进城乡基础教育均等化。     

我国财政分权与政治激励下的农村公共财政

对比分析1993-2008中央、省、市、县乡政府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发展趋势,发现农村公共财政薄弱。同时,短期GDP和财政收入作为政治激励的主要指标,诱使地方政府官员把有限的农村财政资源投入“单程晋升锦标赛”中,更弱化了农村公共财政。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须求真务实,务求实效,完善财政分权与政治激励制度,加强农村公共财政：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加大农村公共财政投入;规范财权与事权,完善我国财政分权制度;规划功能区域,改革考核选拔激励制度。     

义务教育投入：中央与地方财力比较研究

我国义务教育投入的现状是中央财政投入比例偏低,地方财政投资比例偏大。在现行相对集权型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下,中央与地方政府财力比较结果显示,地方政府无法解决义务教育经费短缺问题,而中央政府扩大义务教育投资规模具有较大潜力。因此,将义务教育投资主体上移,实行与现行公共财政体制配套的相对集权型义务教育投资模式,是我国义务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     

双重权衡机制下地方财政决策及其风险

为研究地方政府的财政实际能力究竟是否存在一定的赤字，以及公共财政预算赤字决策等问题，将公共预算视作地方政府可通过财政征收力度来进行调控的内生变量，对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在加入地方非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后，发现地方财政实际能力并不存在赤字反而表现为盈余；与既往文献将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作为与政府行为无关的外生变量不同，地方政府在制定财政决策时需要同时考虑“公共财政预算总收入与公共财政预算净收入”的短期权衡和“经济增长竞争与财政收入”的长期权衡，使得地方政府在短期权衡中偏向于调节财政征收力度实现最优而非财政预算收入最大化，在长期权衡中偏向于持续调控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而保持公共财政预算赤字；双重权衡机制会扩大央地财政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央财政的长期稳健和削弱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增长的可持续性；应该进一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寻找到央地财政关系的新平衡点，以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和保障财政能够始终成为经济发展的重大推动力。     

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竞争的激励机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与经济体制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相适应,我国的财政体制也逐步由集权型向分权型演进。这种演进受到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的约束,由此形成了具有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二维属性的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它赋予了地方政府特有的双重激励即财政激励和政治激励,促使地方政府为促进经济增长而展开激烈的标尺竞争。本文试图对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竞争的激励机制给与理论和经验的系统解释,并揭示其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