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朴”即“性恶”——由《庄》观《荀》的新辩护

荀子以“本始材朴”言性,实际是因袭了道家的修辞传统,因为以“朴”喻性主要是道家文本特别是《庄子》中的典范譬喻。但道家对人性之“朴”抱有美好想象,因此推崇性朴、贬低教化,这又是荀子不能接受的立场。所以他对人性的论述,虽然名义上针对孟子,却在思想的客观呈现上与道家的性朴观念尖锐对立。尤其是,荀子对人性恶的主张可被视为对“本始材朴”之性做出了与道家截然相反的判断。因此在荀子眼中,性朴并非中性,而是本能地趋向于恶,也即性朴与性恶是可兼容的。那么将荀子刻画为性朴论者,以瓦解其作为性恶论者的传统形象,这种名为“性朴论”的流行解释就很难成功。     

荀子“性恶”论原义

在荀子,其所谓"性恶",既不是说"人之所以为人者"是恶的,也不是说人的自然情欲本身就是恶。其真正的含义是:人的自然情欲本身无所谓善恶,但不受节制的自然情欲必然导致恶。此即荀子所谓的"性恶"。正因为如此,所以在荀子这里,一方面,人们并不必因为"性恶"而放弃对礼义道德的追求,因为"性恶"并没有剥夺人们向善的能力;另一方面,对于耳目口腹等自然欲望,人们可以有一个更为积极和健康的态度,道德并不要求人们"去欲"和"寡欲",人们所要做的仅仅是立定心志,把住方向,使情欲的实现始终是在人类共同的生活规范———礼义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性恶论”还是“知天”?——荀子礼学根源的重新考察

性恶论如何称得上是荀子礼学的根源,这是一个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如果将礼仅仅纠缠于"性恶"这个层面,那么荀子的礼学将会沦落为一种单纯治世的规制,丧失从人类如何存在的深层维度来思考礼。"知天"而非性恶论才是荀子礼学的思想基础。     

荀子人性论的再考察

荀子的人性论以性恶最为著名,但性恶并非荀子所谓人性的全部内涵。荀子认为人性中还有非恶而又非善的一面存在。荀子的人性概念是一个多层次的意义结构,它的最一般的意义是指人生而就具有的本能;它的第二层意义是二元的,由恶的情欲之性和无所谓善恶的知能之性构成。认识荀子的人性论,必须把握其性概念的这一意义结构特点。     

荀子“天生人成”的性恶论与康德的“根本恶”

“人之所生而有”的欲、知、辨、能等,作为“本始材朴”,既可能意味着人向善的原初禀赋,又可能指示了人趋恶的自然倾向。但若因此断定荀子既非性善论者也非性恶论者,而只能是持一种“中间状态”的性朴论者,却极易招致荀子丧失确定性和稳定性的危险。荀子的逻辑是,人生而具有某些天性,但这些天性究竟是善的还是恶的,却并不能归因于天,而只能是出于人自身的创造。若一个人无力创造,即无法“具”其“朴”“资”,那便是荀子所谓的“性恶”,康德称之为“根本恶”。至于人如何“具”,一方面,“俄而”间的“决”与“断”成为生死关头,另一方面,“长久”的“积”和“渐”又事关重大。前者涉及自由任性问题,后者必重圣王师法。以自由任性为基础,圣王师法也就跟权威专制或浪漫主义的人治遐想等清楚区别开来了,这有利于荀子思想的现代转化。     

论朱子学视角下的恶之无根

因人心之危，一念之差极易朝人欲放纵；气质之遮蔽在一定程度上亦使得天理不能直遂、朗然地充分展现，可能导致人更容易为恶。前者是从发动机制上来说，后者是从影响因素上来说。然人心并不等于人欲，气质之恶是可变可化的，两者均非恶之根源，并不必然导出恶。而察人欲之所出，会发现恶是出于己私做坏了的欲，为受欲望牵引而反善性、后天旁逸斜出者，恶实为一有原因却无根据的物事。又，恶虽无伤于本体之善，但私欲长一分，天理便消一分，人终需加克治之功以去恶存善。     

荀子性恶论中的哲学蕴涵及积极意义

与孟子倡导人性善背道而驰 ,同为儒家代表的荀子主张人性本恶、善是人为 ,开启了先秦乃至中国传统哲学中人性论研究的新视野。荀子的性恶学说不仅蕴涵深刻的哲学底蕴 ,而且拥有性善说所无法比拟的现实性的优长之处 ,因此 ,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从先天的自然本性而言 ,人性是恶的 ,善来自于后天的人为。因此 ,不能坐等人性的自行完美 ,必须用后天的人为节制和理顺先天不足的人性。这是性恶论所引发的必然结论。事实正是如此。从性恶的认识出发 ,荀子极力呼吁对人性的后天修养和人为 ,并提出了两条改造人性的现实途径 :一是学习…     

儒家性朴论思想史发微:从先秦到西汉

人们习惯于以荀子为性恶论的代表,但实际上他是性朴论的代表,性恶论为荀子后学所持。刘向编《荀子》时把《性恶》夹在显然属于非荀子作品的《子道》和《法行》之间,这一历史细节非常重要。孔子所谓"性相近,习相远"亦显示出性朴论的取向。性朴论与性恶论尖锐冲突,无法协调。主张"性者,天质之朴"的董仲舒,是西汉性朴论的最重要代表。在他之前的贾谊和与他同时的韩婴也持性朴论。引入"性朴论"这一概念研究中国人性论史,可以产生很多新的、富有启发性的看法,同时也可澄清历史上的一些误解。     

以欲解性,以恶解欲":由天道及人道--论荀子反诸"性善"而合乎德性的"性恶论

荀子之“性恶论”既是一个相对于人的自然状态的事实判断,又是一个关乎人性善恶的价值判断,荀子正是以告子实然主义人性论发端、明确而自觉地站在儒家德性论的传统的立场上批判了孟子那种流于言辞、陷于浮夸的“性善论”的德性论,以“性恶”的人性论为儒家的德性论传统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以欲解性、以恶解欲”,由合于告子的自然之欲求到反于告子的对自然之欲的批判到合于儒家德性论传统的礼乐教化、圣人之礼,都反映出荀子力图在新的高度上重建儒家的德性哲学,并且试图建构与儒家德性理论相匹配的社会政治礼法制度。     

也谈荀子的人性论

周炽成博士“荀子：性朴论者，非性恶论者”一文（载《光明日报》2007年3f120日第11版。以下简称周文），提出两个相互联系的新见：第一，推断《性恶》篇非荀子所作；第二，     

“性伪之分”与“性伪之合”——荀子人性论的内在矛盾

荀子言性恶,主张通过“化性起伪”来实现人性由恶向善的转化.学界多认定荀子人性论是主张人性本恶的.荀子在《性恶》篇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一观点后,提出了“性伪之分”学说,由此可见,荀子在此所言之性是“恶”的“性”,但《荀子》篇中也有“性伪之合”的论述,此处的“性”并未被认定为“恶”的“性”,由此可见,若认定荀子认为人性本恶是不妥当的.笔者认为荀子受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认为“性”一方面是符合“天道”的“自然天性”,另一方面是落实到“人道”的“社会性”.荀子人性论中的矛盾之处也因此彰显.     

荀子心论辨析

荀子的心论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建立在认知能力基础上的认知心。此心虽具有认知礼义之能,却并不必然认知礼义之道。荀子强调通过"虚壹而静"以"解蔽"的工夫进而知"道",展现了心作为"神明之主"的主宰性。二是表现为喜怒哀乐爱恶欲等的情感心。从心之情感欲望出发,荀子提出性恶说和化性起伪,并强调通过礼义师法等的教化来"养心"。     

儒家性朴论:以孔子、荀子、董仲舒为中心

在儒家中持性朴论的典型代表是荀子和董仲舒,孔子也倾向于此论.《荀子》一书中的《礼论》、《劝学》、《荣辱》、《儒效》等都表明了人性朴,而《性恶》应该是荀子后学所作.董仲舒在继承荀子性朴论的基础上凸显了性中善的潜质,但不认可孟子的性善论.根据性朴论,人性不能说是善的,也不能说是恶的,而是中性的,故它不同于性善论,也不同于性恶论.性朴论也异于性有善有恶论和性无善无恶论.司马迁、董仲舒、韩婴等西汉中期的人未读过《性恶》,对我们推断它的产生时间很有帮助.     

荀子论“义”

荀子之思想经常因为"性恶论"的理论而被人误解,本文打算通过对"义"这一概念的阐述来重新认识荀子。通过指出"义"与"性"、"礼"的关系的分疏,笔者试图指出,虽然荀子与法家共享一个"性恶"的前提,但荀子的"义"不必然被单纯地看作是一种中立的"分",从而与法家的"势"有着天壤之别。     

荀子性恶论的多维解读

在传统思想研究中,荀子是以性恶论而与孟子、老庄一同构成了中国古典人性论。其实,深入阅读荀子读本,笔者发现荀子对人性的评判较为复杂。传统性恶论远不能揭示荀子人性论思想的丰富性和多元性。笔者现从荀子之“性”的中性色彩、荀子对人之“恶”的真实解释、荀子人性论中的向善和知善、人和环境的互动四个层面予以展开论述苟子的人性论思想。     

从人性论看黑格尔的道德哲学批判——基于与苟子性恶伦理思想比较的另一种解读

黑格尔关于人性恶的伦理思想,在思辨中克服了或善或恶的二律悖反的思维模式,统一于道德主体自由的自在自为的发展之中,其实质是抑恶扬善,是实现人之至善道德目的过程中的方式和手段,是善自身辩证中的否定因素。恶,作为伦理精神,贯穿于黑格尔伦理思想体系的始终,奠定了黑格尔道德哲学体系的基础,并与荀子的性恶论有某些相通之处。     

人性假设与政府建构——中西政府建构传统的人性基础之比较研究

中国传统人性论中最具代表性的孟子的“性善说”与荀子的“性恶说”殊途同归,铺就了通向人治和无限政府的道路。西方文化中浓厚的幽暗意识和悠久的性恶论传统却促成了现代西方的法治文明和有限政府模式。性恶假设抑或性善假设都是在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中求解人性。人兼有善恶的两重性,当代中国的政府建构必须兼备制恶与扬善的双重功能,克服传统政治中扬善有余而制恶不足的缺陷。制恶是扬善的前提和基础,扬善是制恶的目的和归宿。两者不可颠倒、不可偏废。     

心与礼义：荀子道德哲学的构建

荀子因其性恶论而饱受后世儒家诟病。然而荀子之学既不可能也不应该仅是一性恶论可以含涉完全的。在性恶的前提下寻求礼义之统的建立,从而实现化性起伪才是其学的根本所在,这里的礼义之统是从道德规范这个角度来认识的。在荀子看来而要实现这个目的,求助于人性显然是不可能,因此只能依赖于心的功能。在《荀子》一书中,心之涵义较为复杂,而在礼义之统的建立过程中,起作用的只是理性能力之心。理性能力之心又可以进一步分为认知之心和思虑之心。     

荀子伦理学的理论特色——从“国家理由”的视角说起

在先秦儒家中,荀子第一次明确地为政治国家的存在提出了逻辑清晰的辩护,而将"礼义"赋予"国家理由"的形式,使其获得"权力"与"道德"的双重身份,则构成了我们理解荀子伦理学之理论特色的不二途径。在荀子,国家是以"圣王"和"礼义"来表现的,礼义所具有的止争去乱的功能以及规范行为的性质,其实质是以"国家理由"的形式出现的;国家之所以必须并且必然,乃是因为其深深地根植于人的性恶的天性之中,而荀子所说的人性的"恶",并不是在特定的伦理或道德意义上的恶,而应当被理解为政治意义上的"偏险悖乱"。如果说以"圣王"和"礼义"为代表的政治国家,其创立之初意原在遏制人之性恶的话,荀子似乎对此一政治国家抱持了过分的道德期许,远未及严肃思考政治国家本身可能就是一种恶。     

荀子的人文管理哲学诠释

儒学是一种与科学管理哲学相映辉的人文管理哲学。荀子作为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他在人文管理思想上不同于孔孟 ,他以“人性恶”为基础 ,在管理的组织观、控制观、价值观、原则观、人才观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人文管理模式 ,对历代社会管理产生了深远影响。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以古为鉴 ,为当代管理寻获一些启示。　　一、“人性恶”的管理人性观荀子认为人性生来就是恶的 ,但可以通过后天的教育去恶变善 ,即“人之性恶 ,其善者伪” (《荀子·性恶》,下引《荀子》只注篇名 )。他明确区分了先天的“性”与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