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兰亭集会到竟陵八友－东晋南朝家族诗人群与“唯美”诗学的蜕变

本文探讨家族诗人群体活动对于东晋南朝诗学的作用和意义,从一个新的角度研究这一特定时期诗学的发展规律.认为诗歌创作从东晋玄言诗、晋宋山水诗,到齐梁永明体、宫体诗的嬗变,和南渡家族诗人群体自然山水美的发现、才华的竞赛、追求诗歌的审美娱乐作用的精神息息相关.     

诗与经验：从胡适到九叶诗人的诗学探索

经验与诗歌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诗学问题。从胡适到九叶诗人袁可嘉、唐湜等都对这一诗学问题进行了探讨。文章简要地追溯了这一探索过程,认为＂诗的经验主义＂并不必然导致写实主义和平庸化,它与＂经验说＂都是对诗歌创作规律的揭示,都丰富了现代新诗理论。     

“中兴四大诗人”名称来历考

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并称“中兴四大诗人”。但是“中兴四大诗人”这一名称的确立,却是经历了一番曲折,最终形成文学史现在的面貌。它首先由南宋诗人杨万里提出,尤袤紧随其后,由方回最终确立,其指称的诗人群体也经历了“尤萧范陆”到“萧杨范陆”再到“尤杨范陆”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形成原因也是论文考察的对象。     

论张载诗歌及关中理学诗人群体

张载"苦心力索"的学术气象,表现出希腊式的不断求索的知性精神.其诗中充溢着的观念、道德和理致可以和他的生活及其他著述互相参证.张载对历史、文化的思索及其人生考量在其《八翁吟》等诗歌中有鲜明的呈现.而其《古东府》的写作是被规定了具体内容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反映,它与庙堂空间的表演仪式相联系.张载具有北方文人的乐府观念,他选择古体杂言句式创作《古东府》,是想以北方文学的慷慨声韵改变六朝以来南风熏染出的"卒卑"意调,以北方的拙重深厚、质直贞刚革除南方的绮艳清举与浮浅鄙俗.张载及其弟子蓝田吕氏和李复等形成了一个关中理学诗人群体.这个群体诗歌创作的着眼点落实在性情和德器上,具有尚理致、尚实用的特点.     

从春秋贵族诗人群体构成形态看诗歌创作方式的转变

西周时代的"献诗""采诗"制度是以服务于礼乐制度为目的的,而春秋时期这种制度则由服务于"辨妖祥"的宗教目的逐步转变为服务于"听于民"的政治目的。与这一转变相伴而生的就是由诗、乐、舞三因素合一逐渐向诗与乐、舞二因素脱离的转变,使诗歌完全通过自己的语言符号所代表的语义发挥其社会政治功能,诗歌创作方式随之开始由集体创作逐渐转化为个人创作。正是贵族诗人群体构成形态的多元化,促进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方式的重要变革。     

“鲲鹏”：由原型神话到现代革命诗学具象——论毛泽东权威意志的精神涵义

毛泽东的诗语和他的政治学说在审美理想和实践风范上有着难以分剖的内在联系。他的诗语不仅形象、灵动和优美、雄强地展示着他政治美学的内涵,而且更深刻地透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内涵。“鲲鹏”这一诗化美学具象作为毛泽东权威意志的诗学基调,始终雄劲灵动地贯穿在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线索之中。在毛泽东理性和情感世界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鲲鹏”这一艺术美学具象,所蕴含的有关中国革命和革命文学全新的审美经验和感受,是准确进入和把握毛泽东乃至中国革命的情感史和理性史的一把神奇的钥匙。     

从“文化诗学”到“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童庆炳教授访谈

访谈主要针对文艺理论界目前存在的问题及以后的发展趋向作出了独到的见解。童先生认为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面对的不是文学文本,而是社会文本,应正确并科学地使用西方的文化理论研究来解决中国的现实社会问题。基于此观点,应从中国传统的文史理论和西方人类学者的思考中吸收优秀成果,提倡"文化诗学"。     

伪中庸文化背景下的群体意志及个体价值重塑

中庸文化对中华文明影响深远,然而在其流传过程中却异化出伪中庸文化并对国人思想及行为方式产生误导。文章将以心理学的视角,运用组织行为学关于权威影响、个体认知、群体意识、群体规范、群体压力、从众及其克服及个体独立性建设等理论,从价值观和方法论两个角度对伪中庸文化背景下群体意志进行探讨,并提出通过个体价值重塑减弱甚至消除伪中庸文化的影响的方法。     

个体和群体的理性与非理性选择

本文认为,考察人类的选择行为,应当区分个体和群体的理性和非理性选择,而界定理性或非理性选择,应当以主体是否进行理性思考和发挥认知为判断依据。文章在梗概比较主流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的选择理论的基础上,通过解析个体的风险态度,对个体选择行为进行了分析,并根据“大数定律”解说了金融市场和非金融市场中的群体选择行为。     

中国转型的世界意义: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

转型国家的实践证明 ,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华盛顿共识”以及以新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后华盛顿共识”并不能解决转型国家的转型问题 ,理论界也正在寻求对“华盛顿共识”的超越 ,而中国转型理论与实践的成功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新的共识即“北京共识”是更适合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 ,应取代“华盛顿共识”并逐步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榜样。“北京共识”及其所代表的“中国模式”将造福于世界人民 ,成为当代经济发展的成功模式     

古代武侠小说对"剑术"的表现及其文化意蕴

“剑术”不是武术中的剑术套路,而是古代小说中一种特定的常见的文学表现内容,在古代小说对“剑术”描写中,“剑术”的运用主要靠剑;剑是有灵气、有意识的兵器;“剑术”还包括了种种神通和玄妙的法术。剑器被神化为“剑术”的过程中,不仅有社会文化心理因素,还有文学自身的继承和发展因素。同时,在剑器衍化为“剑术”的发展过程中,也有佛教与道教等宗教观念的贡献。可以说剑侠和“剑术”是中华民族社会、文化、思想的产物,是中华民族宣泄情感的一种“有意味”的表现形式。     

穆木天:从“现代”走向“现实”的诗人

穆木天20世纪二、三十年在代理论和创作上的转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从"现代"走向"现实"的一个特例。以穆木天生平、创作与理论主张为基础,可以看出穆木天的转变不但与其东北诗人的情感有关,而且,这种转变还包含着不同文化语境下诗人创作的权利。     

《周易》的假象寓意信古崇圣和卜筮迷信

假象寓意是《周易》主要的思维方式,其思维理数是:意象概念、直觉判断和比附推理;信古崇圣是《周易》主要的思维定势,这一定势是儒家文化造成的;对《周易》假象寓意、信古崇圣中包含的神秘主义的放大,是卜筮迷信越数千年而不绝的直接原因。     

古汉语妾称谓词的文化解读

中国曾在很长历史时期内实行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由此而出现了妾这样一个社会群体,形成了中国古代独特的“妾文化”。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中不同的称谓词能反映不同人的地位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古汉语妾称谓词反映了纳妾在古代是一种普遍现象,揭示了妾的来源和职能,体现出妾与妻的对立及妾的卑贱地位。     

从甲骨卜辞说到中国古代的“祲”“晕”观念

甲骨文字,依卜辞文例看,应当是名词。在卜辞记载里面,它与虹并见于天,应当和虹一样也是一种气象名称。这个字左半是示字别体,其右半一般释为殳,但殳的古义依《说文》来讲应当有杖和“积竹”两种解释。“积竹”就是后世所说的扫帚,殳与帚两者有相通之处。从殳之字亦可从帚。甲骨文中的这个字右半可以视为从帚。左右两旁相合,可以推测这个字就是“祲”字。至迟在周代,祲与晕就被视为一事。《周礼·春官》的相关记载可为明证。自秦汉以降,祲晕被完全视为妖异征兆,这是为王权观念的逐渐强化所决定的。     

杨亿：从“盛世符瑞”到西昆诗人

杨亿是宋初著名诗人,他作为“盛世符瑞”出现在北宋历史上。不同于一般的“神童”,杨亿把握住历史机遇．用自己的“神童”传奇资源和文学影响力,开创了大宋王朝新的文学时代。杨亿和他的馆阁同事们倡导的“西昆体”诗歌样式,迅速风靡了当时的大宋文坛,成为大宋王朝自己第一个流行文学样式．“两昆体”诗风的形成,顺应了南北文化融合的历史趋势,也体现了统一王朝的文化需求。     

由"以禅入诗"、"以禅喻诗"到"妙悟之说"--中国古代诗歌创作、批评史上一次创造双赢的沟通

本文论述由以禅入诗、以禅喻诗到妙悟之说,其间创造了中国古代诗歌与批评史上一次双赢的沟通。     

古希腊命运观念的现代阐释

"命运观念"是古希腊文学和哲学的核心概念。古希腊悲剧被称之为命运悲剧,它以神谕这一感性的意象形式抒写着命运的神秘可畏,以及人与命运冲突的悲剧必然性;在希腊哲学中,毕达哥拉斯的"数",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以及柏拉图的"理念",其实都是"命运"这一意象的哲学表达。现代基因理论从分子这一微观水平上较为科学地解释了什么是命运,基因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人类的现代命运。从古希腊文学的命运悲剧到现代基因理论对命运观念的科学阐释,西方文学似乎完成了一个有意味的循环。     

谈当代汉语的日源新词“达人”

在新时期产生的当代汉语新词之中,有一些是源自日语的借词。近几年在传媒尤其是互联网上开始出现的“达人”就是一例。此用法不同于汉语的固有意义,也难以在国内出版的各类辞典上找到与之吻合的释义。采用实例分析和汉日语的用法比较,其新意义可以得到厘清。“达人”是指经过长年的锻炼,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在某一领域非常专业,出类拔萃的人,褒义为主。其构词能力非常强,不断地被用来创造新词或临时性造词,而且其构成的新词多是偏正结构的名词性四字短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