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王堆帛书《要》篇“观其德义”的易学内涵

根据帛书《要》篇,“观其德义”是孔子易学的核心观点之一,孔子并由.此将《周易》由卜筮之书转变为德义之书.“德义”为析言,在帛书《易传》中有多层含义.孔子“观其德义”的目的,是在“巫史《易》”之上建立起“君子《易》”的传统.这个“君子《易》”,在追求道德性认知和成就的同时,还积极地吸纳了阴阳哲学的观念;而阴阳哲学反过来为其提供了广阔的宇宙论背景和深度.在《要》篇中,卦爻辞是孔子“观其德义”的出发点及阐释的重心,由此亦与“巫史《易》”的解说进路区别开来.此外,君子“观其德义”还包含了“成德于己”和“施教于民”两个方面,前者以“君子”为理想人格,后者需要统治者保持谦谨之德.     

《周易》“观”的哲学内涵及美学意义

《周易》“观”具有丰富的哲学内涵,其通过观“天地”、观“生”、见“情”、观“会通”以及观“卦”等方式,达到明察、教化、颐养、建制和通情等目的。《周易》“观”是中国历史上诸多“观”之见解的滥觞,直接启发了“观物取象”的审美方式,构建了中国艺术独特的“重象写意”传统,对中国乐、诗、画等领域的文艺创作理念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对中国美学有原初性的指导意义。     

《老》《庄》《易》中“象”的哲学体系及文化影响

中国文化具有历史悠久的“尚象”传统,而《老子》的“象”论则是中国古代关于“象”问题最初的哲学探讨.《老子》中的“象”作为“有无相生”的“意象”呈现,同时沟通着“道”“器”二元,并以其为中介建构起关于世界存在的“形—象—道”的本体论结构.这一结构经由《庄子》和《易传》的继承与发展,又衍生出“象一罔—玄”的认识论结构和“言—象—意”的语言学结构.《老》《庄》《易》有关“象”的哲学体系,作为中华传统“尚象”思维的反映,对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选》例主《诗》教”说辨正

“《文选》例主《诗》教”说,由近代刘咸炘提出,其认为《文选》是在狭义之“文”的基础上,遵从《诗》教的选集,其中文体可分为词赋之体和告语之体两大类.词赋之体直接源出《诗》教,告语之体乃《诗》教之流衍.《文选》的编排,应以《诗》教为根本标准.此说吸取了前代目录学的有益成分,体现出对汉代以来狭义之“文”的信服,并继承了章学诚开阔的学术源流观,具有重要价值.但其过分看重《诗》教的影响,亦有偏颇之处.     

《稻草人》和“现实主义童话”

童话集《稻草人》应不应该称作“现实主义童话”？“现实主义童话”这一命题有何存在价值？这是本文关注的重点。笔者试图通过文本考察,具体分析两种极端评价的偏颇;并通过对20年代至30年代童话观演变的辨析,指出童话集《稻草人》被演绎成“现实主义童话”是一种缺乏历史分析的理论粗疏,而“现实主义童话”这一个命题本身也因理论阐释的欠缺而日益失去魁力。     

湘行“构象”与沈从文的生命观——《湘行书简》到《湘行散记》中的水手形象

《湘行书简》可谓《湘行散记》的创作“底本”,二者在内容上具有衍生关系,却分别有着“即时记事”和“延时创作”的不同写作特征.《散记》中呈现了临对不定性命运“固执”担当、求取生存的边地水手形象,却与最初“书简”的陈说颇具差异,体现出能动的建构性.《湘行书简》记存了沈从文还乡途中对湘西生命由怜悯到敬、爱的情感更变过程,《散记》中的边地水手则是这一过程中逐渐孕生的生命观影响下的文本“构象”.“构象”过程体现出沈从文希望以原乡生命力补济现代文明的文明本位与现实关切.他的生命观可以被视作一个以“命运”、“意志”为边际二维的复调、动态的“连续统”.     

不能趋从唐太宗的《圣教序》“校改”《西游记》——《西游记》整理札记之一

小说之创演不能趋同于正史纪实,这是常识.作为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之所以能名扬海内外,正是可贵的说家创演的结果.《连云港日报》刊出的《港城七旬老人校改<西游记>》,文中要对《西游记》中引文“圣教序”按照史实《圣教序》来“校改”,显然是有违小说创作规律的,对这样违背学术常识的作为却大书特书,有煞风景.小说创作与正史纪实是两个不同向度,不仅是小说作者吴承恩不会在《西游记》中照抄《圣教序》,许多小说名著都与史实有诸多相悖之处,正是这些小说家可贵的创演才使得文艺作品具有了超脱史实的艺术魅力.     

《圣经·旧约·雅歌》的“园”意识——兼与《玉台新咏》的比较研究

《圣经·雅歌》是古希伯来人的抒情歌谣，其中的“园”意识表达了希伯来人的贞洁观，贞洁观与希伯来人的洁净观念一脉相承。犹太人在宗教和日常生活中十分重视洁净观念并恪守洁净戒律。中国诗歌总集《玉台新咏》中的“闺”表达了相似的贞洁观念。但是，对于女性身体，两个民族却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态度。     

《三里湾》对农村“集体”的想象及其局限

从历史和文献来看,1949-1966 年中国农村集体主义革命中的“集体”,其形态与意义都是被逐步想象和建构起来的.《三里湾》依托于“社员”、工分和“户”等层面,揭示了其时三里湾的农民正在开始走向现代性的社会.但是,赵树理和《三里湾》的卓越之处更在于,经由“民间传统”、口头语言以及与农民群众“共事”等问题,“集体”概念的内涵被给予了孤绝而幽深的辩难.赵树理是谨慎的,他执着地坚持“有多少写多少”,这使得“三里湾”同时也留下了复杂的历史遗响.     

略论“檄”的特点及《文选》文体分类的缺陷——以《文选》所选檄文为例

本文主要论述了”檄”这种文体的产生、发展,结合《文心雕龙》阐释其特点与功用,以《文选》所选檄文为例,略谈《文选》与《文心雕龙》檄移观的差别,以及《文选》文体混淆之弊.     

从《红楼梦》中“风月宝鉴”看“白骨观”的影响与作用

《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故事已经深入人心，“风月宝鉴”就是借用了佛学白骨观的思想，它源自佛学思想，而作为佛学经典的《俱舍论》，则十分形象地传达了“风月宝鉴”里面蕴含的深刻的思想。《俱舍论》第六品详细介绍了“白骨观”(《俱舍论》用的是“骨锁观”)的修法和作用，专门用来对治各类贪欲的方法。今天，这种方法对我们依然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士绅阶层的近代蜕变——试论《呐喊》、《彷徨》的一个重要主题

既有研究多顺应阶级话语,以“地主”和“地主阶级”来指称《呐喊》、《彷徨》中的统治者人物形象,而遮蔽了在其时社会形态和权力结构中他们本有的“士绅”身份.《呐喊》、《彷徨》生动展现了传统中国士绅阶层的特征,进而深刻反映了这一阶层在近现代社会剧变中分化、蜕变的复杂历程.从传统“士绅”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历程,已经构成《呐喊》、《彷徨》的一个重要主题.在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视野下,系统地梳理和分析这一人物谱系还是一个有待深入的课题.     

《管子》与《淮南子》农业生态观之比较

《管子》与《淮南子》都蕴含丰富的农业生态思想,而且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历史联系。强调农业生产的政治性,坚持“农本”理念,是《管子》与《淮南子》农业生态观的理论前提;在此基础上,二者论农都凸显出天人关系的特殊性,主张天、地、人相和谐的生态发展;二者都反对人类对自然生态的过度干扰和影响,深刻反思人类农业活动的现实的局限性。与《淮南子》相较,《管子》农业观在生态意蕴上缺乏更为浓厚的黄老道家气息,且其农本立场受到“重商”思想的一定影响,但《管子》所主张天、地、人相和谐的“三度”农业生态观对前者影响深远,成为其农业生态思想得以承继与融会的重要资源。     

近代日本学人的中国观察——以小林爱雄的《中国印象记》为中心

在近代日本学人的中国认知谱系中,小林爱雄对中国的观察和论述颇显特色。在其《中国印象记》中"残酷现实与美好梦幻"的概括反映了他对中国的总体认知。然而倘若仅用"蔑视中国论和侵略中国论"来统括小林爱雄的中国观,虽不乏简明,但却无法完整映射出其中国认识话语背后的深层意涵和潜在逻辑。事实上,小林以"文明论"为底色的中国观,既显现出了他"中国文明停滞论"的论调,亦遁涵着"西方文明中心论"的文明进化史观。     

《诗经》“交韵”论

阐述《诗经》“交韵”的定义、类型及其辨认原则，论述先秦的用韵观及《诗经》的用韵和章句特点是“交韵”产生的内外条件。最后指出后世诗歌亦有“交韵”用例，时至今日，还当予以继承、借鉴。     

“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回指重现视角下的中国典籍《菜根谭》“顶针”辞格探析

本文在现代语言学而不是传统修辞学的基础上,探讨了回指重现视角下的《菜根谭》“顶针”辞格,追溯了在形式主义、功能主义和二者融合互补的学派发展背景下,回指研究由唯形式论、语用认知观到回指重现观的发展轨迹.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充分说明了“顶针”辞格的回指重现观则更具解释力和说服力,回指重现视角下的《菜根谭》“顶针”辞格研究注重从“形”向“神”的转化与飞跃,这种由表层向深层的根本性转化因而具有其本质的动态意义.重现观作为综合可取的客观标准,对“顶针”辞格研究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它强调了“顶针”辞格是一种社会产物,而不是一种语言能力;强调对主体思想的提炼和创新空间的延展,具有很强的张力和动态潜能.回指重现视角下的“顶针”辞格无论从形式和内容而言,皆为完美无缺,其精湛的创意形式和丰厚的思想内容相映成趣,其精巧简练的结构和聚焦的主题概念相契融合,能够与读者的审美心理和认知心理相吻合,因而,能够产生绝佳的读者反应和社会效果.     

《论语》和《庄子》中的颜回与子贡

在《论语》里,颜回与子贡都接触到了“性与天道”的问题,但为学之方和人生境界不同,颜回“尊德性”而子贡“道问学”。《庄子》全书抑子贡而扬颜回,对“性与天道”进行了深度阐释。在穷达生死的问题上,庄子肯定了孔颜乐处,但引入气化论而远离了儒家正命论。在人性和历史问题上,庄子反思了人类的异化,他重建人性的理想与儒家相似,但其人性预设及反性复情、无为而治的政治观与儒家的扩充四端说及伦理教化观又有明显不同。     

论魏源“《诗》与《春秋》一义”说

[提要]魏源从今文经学的立场出发,提出并系统论证了“《诗》与《春秋》一义”。依魏源,《诗经》与《春秋》均经过孔子编排,其中都寓有孔子之微言大义。这些微言大义是孔子基于素王的身份作出的,既有对“夷狄盛而中国微”之现实的回应,又有对“变周之文用夏之忠”之理想的建构。魏源“《诗》与《春秋》一义”说的提出,与道光年间四夷窥伺日深、中国失道民散的现实相关。魏氏意在通过存三代以上之心,行“师夷长技以制夷”之事,扶中国大厦于将倾。     

论《周易》休闲哲学的三个维度

文章从三个维度讨论《周易》的休闲哲学:从本体论的维度出发的“得休忘闲观”是《周易》休闲哲学的形上之思;着眼于功夫论的“执休用闲观”体现为《周易》休闲哲学的日常生活方式;而生存论的《周易》休闲哲学则破体用,破形上与形下之区别,谓之本然状态的“休闲正命观”。《周易》休闲哲学的这三个维度同时也是中国休闲哲学的普适维度。通过这三个维度来探讨《周易》的休闲哲学,不仅对于把握《周易》哲学之底蕴,而且对于洞悉中国休闲哲学之奥秘与发展脉络都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