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与义与南宋初期的相党之争

北宋王朝的灭亡并没有使得党争随之消失,反而以新的形式继续影响着南宋小朝廷的政局.陈与义在绍兴初年出任参知政事,经历了赵鼎相党与张浚相党之间的争斗.在党争中显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他虽然属于张浚一派,政治上他倾向于张浚之主战,但在学术上他却是主赵鼎所支持的“元祐学术”.这是现实斗争的需要所采取的一些策略或措施.党争的痕迹投射到他的诗词创作上就是创作数量锐减,内容上出了更多禅宗随缘任运的东西.     

“变法”与“斗法”： 解读清末地方司法独立制度构建中的权力争斗

解读“司法独立”不能只囿于宪政理论下的一种理念与原则,它也实际地被表达为政治权力调整中一种具体制度与事件运动。在清末地方司法独立制度构建中,清廷与督抚,在共同认同立宪的背景下,为何对待司法独立问题却旨趣相反？属于督抚之列的袁世凯提倡司法独立,难道不怕自己固有的权力被削弱吗？以当局者的阶层意识与角色扮演来分析这些疑团,发现一种“权力争斗”而非“权力对抗”的倾向不利于司法独立建构。     

发现真实的乡村——论阎连科乡土小说中的苦难与权力书写

将阎连科的乡土小说放置于乡土中国文学书写的整体视野中,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对其苦难与权力书写的独特性进行深入探析,可以发现,尽管他仍以乡土大地上“世袭”的问题——苦难与权力作为最重要的书写主题,但是其对“疼痛的身体”的原生呈现,对反抗苦难的独特思考,对权力运作的个人反思,对乡村境况的极端化、粗鄙化摹写等都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传统乡土书写的格局,呈现出个人化的面貌。     

试论我国人民的权力主体地位

试论我国人民的权力主体地位张德荣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它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是宪法明文规定了的。但在这个问题上，国外有人借口“人权”问题，指责我国人民“现在连许多起码应该有的权利都没有得到”，国内的少数“公仆”视手中的权力为己有，以权谋私。因此，以...     

晚清清流与同光政局

清流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一种传统。作为封建统治面临危机之时出现的一股试图“起蔽振衰”的舆论力量，清流的出现往往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时也会对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等诸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晚清清流也是如此。它是在同光年间民族危机严重、封建政治腐败、统治集团斗争激烈的历史条件下兴起的，其纠举弹劾、图谋变革的言行也给同光两朝的内政外交带来了相当的影响。     

“替天行道”剖析

在以赵宋王朝为总代表的地主阶级内部狗咬狗的争斗中,饿狗宋江被“在朝”的“地狗”暂时咬出了行列。这个“无处容身”的地主阶级的忠实走狗,为了“权时避难”,俟久后“朝廷招安”,再“尽忠竭力报国”,不得不上了被他认为“造恶甚多”、“误犯大罪”的梁山。宋江上梁山后,为了向地主阶级的头子——皇帝老官表白他“忠心不贰”,不仅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而且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替天行道”的政治口号。     

权力监约机制研究

权力腐败乃不绝于史的一大政治顽疾。人类长期与之争斗的经验性总结之一就是权力监督制约理念之确立和相应机制之设置。在近现代社会 ,人民主权是权力监约的法理基础。人民主权在实现过程中表现为自治权和他治权两大形态 ,其中 ,自治权对他治权的作用构成了权力监约机制的核心。在我国正在展开的政治改革中 ,权力监约机制应贯彻变单向集中型为网络分散型的创新取向 ,方能有效地遏制权力腐败     

论监督权与重大事项决定权之间的关系

目前我国各级人大及常委会依据宪法和法律所享有的重大事项决定权与监督权并不是在法理上完全独立的宪法和法律职权，而是依据宪法和法律规定所享有的“集合性的国家权力”的具体权能内容，因此，重大事项决定权与监督权各自的正当性依据是相互统一的，相互之间的权能区分主要在于各自的事权内涵不同。在处理人大与“一府两院”的关系过程中，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的监督权与重大事项决定权应当具有同等的法律拘束力，应当将这两种权力作为各级人大及常委会所行使的“集合性的国家权力”的重要权能内容，以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依据宪法和法律所享有的宪法和法律职权的性质来正确地构建国家权力机关与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审判机关和国家检察机关之间的宪法和法律关系，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国家权力的建构理论。     

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谈宗白华对尼采思想的吸收与转化

宗白华的文艺批评及美学理论受到了尼采思想的根本性的影响。宗白华援引尼采的超人精神鼓励中国的青年过“奋斗”与“创造”的生活；又以尼采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作为理论骨架建构出了“中国艺术意境”;还以尼采的权力意志理论作为自己进行文化批评的基础和原则，试图发现和重建“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宗白华虽对尼采思想不乏赞许，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尼采的思想照单全收，他不同意的地方，依然对其进行批评。     

礼在当下有什么用

射箭的成败关键在于能否调整好自己。 有一次我到山东讲课，正逢当地举办一次“射礼”活动，《礼记》的射礼从根本上赋予自古以来作为狩猎、争斗技术的弓射以灵魂。     

论晚清的前期清流

大约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即晚清光绪初年,出现了一批标榜风节、纠弹时政的士大夫。“几几乎有宋元祐之风,一时遂有清流党之目。”此派在中法战争结束后瓦解。为与以后的清流(帝党一部分)相区别,我们称其为前期清流。(以下简称清流)据载,“当时清流横甚”,说明他们曾对政局有过相当影响。以下对清流出现的背景,它的政治主张,它与各派的关系以及它的衰落作一概述。     

论盖约·马略的政治形象

本文就马略是“古罗马民主派政治家”这一论断持否定态度。马略在其早年是一位缘权贵的依附者；叛主之后，他几度出任罗马执政官，乃是北非朱古达战争和意大利北方战争所造就。在改革上，仅局限于军事，而无整体的全方位的政治建树。在萨尔宁事件上，暴露出他是一个两面派，最终例向了元老贵族。他挑起了与苏拉的争斗，给罗马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马略不是民主派政治家，更谈不上他是民主派的领袖；其形象是一个政治上无定见的朝秦暮楚的人物。     

美国国会的两重困境及其根源

美国国会乃至所有的资产阶级议会，都面临着无法摆脱的两重困境。它们作为民意代表机构自诩的全社会代表性和实际上的狭隘代表性的矛盾：作为政府权力机关其地位对于行政机关的虚弱性以及对所担负职能的难以胜任的矛盾，这两重困境的根源深深植于资产阶级国家的两重性质中，即资产阶级国家是“社会权力”，又是“阶级权力”，但其实质不过是以“社会权力”为表现形式的“阶级权力”。     

治国方略与制度设计: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思考

任何一种制度设计，都有其特定的人性预设作为逻辑前提，从而构成了“法治”与“德治”两种不同的政治范式与治国方略。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既不能是西方法治模式的简单移植，更不能是古代德治模式的原型重现，而应是法治与德治“两极互补”式的制度安排。依法治国必须依法治权，其重心则是依法治官；以德治国必须以德治官，其重点则是官德建设。在制度设计上，以“经济人”假定为基础来约束权力的利己冲动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但在价值导向上，则不能对公职人员的“经济人”行为予以肯定或提倡。从民主理论对“公共人”的价值定位和社会期待上看，公职人员作为“公共人”在应然性上必须符合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价值标准。     

论当代语境下视觉形象的权力逻辑

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曾借助对公开行刑与“全景敞视监狱”的描述,展现了视觉形象与权力之间长期保持的两种关系——“形象作为权力的中介”和“形象作为权力的对象”。在两种模式的基础上,在充溢着后现代气质的时代背景下,一种新的“形象一权力”模式正愈发彰显：视觉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占据主导地位、统摄主体的权力核心。然而,形象在“解构与建构”、“断裂性与连续性”、“去深度与寻求深度”等方面所根深蒂固的悖论又暗示了形象同语言文字之间难以消解的强大张力,从而提醒我们去关注二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内在关联。     

区际交易拓展：对政府与市场分野的思考

我国分权化改革所产生的强劲经济增长势头使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政府权力赋予”的激励功能上，却忽视了“权力约束”对政府所能产生的市场维护和市场发展的合理激励。西方财政分权理论设定了要素跨区域流动的严格前提，实质上提出了一个分权激励与权力约束的对称性问题。本文针对我国地方政府扩展市场和分割市场的正反两种行为趋向，从制度视角分析了分权化体制对地方政府悖论行为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基于对体制纠错的思考对我国分权化体制的“分权激励与权力约束非对称”的制度安排缺陷进行了反思，在以西方财政分权理论中的政府权力约束为假定的条件下，从分权激励的逻辑推进上论证了政府权力约束的重要意义及实现政府权力约束的“依法行政”路径。     

新型“圆形监狱”——从福柯理论看网络空间的信息监控系统

科学技术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解放了人类,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科技的发展在给人类带来福音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负面效应,这在作为当代科技成果集中体现的计算机网络空间中尤为突出。“圆形监狱”一说作为一种以空间来象征权力的理想范例和极致模板首先由边沁提出,而后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进一步将其描述为全景敞视主义。不管从技术基础、监视模式、空间划分、权力等级等各个方面看,似乎与任何束缚、控制、权力、统治、规训无涉的新型社会空间——网络空间,却在本质上不啻另一种新型的全景敞视“圆形监狱”,实际上是处于一种无形却又无所不在的信息监控网络中,成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型统治和渗透手段。因此,传统社会空间中那种明显的、赤裸裸的权力与控制并没有凭空消失,而是以更加全面隐蔽而富有迷惑性的方式渗入网络空间中。这表明,随着现代性的进程,本身作为一种人工产物的网络科技,有可能脱离人的控制而走向未知的自主发展,成为后现代资本社会的新型统治手段而具有负面效应。     

王似帅蜀与南宋初年川陕军政

绍兴二年末，南宋中央宣布召回张浚，以王似出掌川陕宣抚司。张浚之所以被召还，除以往研究所强调的地方权力过分集中外，还在于他与朝廷在川陕战区攻守战略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王似具备丰富的地方大员任职经验，政治上又非张浚“私人”，加之其“镇重宽厚”“能坚守”的特质颇符合宋廷对川陕的收缩防御战略，这些都成为他继掌宣司的重要因素。王似帅蜀后，充分继承张浚遗留下的财政、军队人事格局；至于蜀口三大将的屯驻格局，则明显呈现战略收缩态势。     

从严复与李鸿章的关系论清浊流之争的教训

严复与李鸿章在外交事务上的分歧,正是清浊流的重要分界点。尽管严复从事的是洋务浊职,但是他的外交理念却倾向于沈葆桢、张之洞、陈宝琛等清流人物。即便如此,在如何建立对外强权政府的途径选择上,他与张之洞等清流也不完全一致。严复认为,只有变法以修明内政,使国民拥有自由的民权,才能造就对外自主的强权政府。从清浊流之争的教训可见严复独树一帜的思想,这对未来中国改革开放的走向不无借鉴作用。     

校园里的背叛者——对布尔迪厄《国家精英》相关问题的解读

布尔迪厄认为，作为“超出了常规的命运”的群体，“背叛者”在教育权力场域的争夺战中扮演着十分重要角色，但往往因为其所占的微小比例而被教育研究者忽视。作为两种不同类型的背叛者，“寻入歧途者”和“误入歧途者”在背叛方向上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差异，但在争夺权力资本方面却有着共同的目的。不同背叛者在教育场域的权力争夺战中所选择了不同的道路，采取了不同的策略。种种策略能取得一定的背叛效果，但无论是在存在论意义上，还是现实意义上，其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因而这种背叛也很不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