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笼罩下的个人写作——在韩国外国语大学的讲演

"乌托邦"在这里有两层意义,一是我个人写作的"乌托邦",另一个是中国历史与现实的"鸟托邦".前者是指我通过写作实现梦想和希冀,在小说中创造自己的理想之物;后者是指我们从一个"乌托邦"醒来又跌入了另一个"乌托邦".而我的写作,我的语言、结构、叙述、故事、人物、形式,还有我对现实的认识等等,正是笼罩在这两种"乌托邦"下的个人书写.     

经典乌托邦小说的特点与乌托邦思想的流变

以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为代表的经典乌托邦小说是思想内涵高于艺术探求的理念小说.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修道院生活方式和城市化进程是这类小说的重要生成背景.莫尔描写的公有制社会美景既充满创意,也引发了歧义.后人的相关思考和探索不仅促成了各种新类别乌托邦文学作品的产生,而且引出了"世俗乌托邦"、"异托邦"、"恶托邦"、"反乌托邦"等众多流变概念.     

解读劳伦斯的“精神贵族”论

劳伦斯看穿了资本主义"民主",因而批判资产阶级的惺惺作态;他认为无产阶级愚昧低级,因而亦不寄希望于无产阶级解决社会矛盾.他为病入膏肓的社会开出了"精神贵族"统治的药方,并希望在乌托邦"拉那尼姆"实现此理想.     

厄秀拉·勒·魁恩《被放逐者》的乌托邦世界

美国当代女作家厄秀拉·勒·魁恩的<被放逐者>是一部女权主义乌托邦作品.首先,从"含混"的乌托邦角度,在女权主义、生态主义主流意识的乌托邦社会中,再现了理想主义和人性的冲突、默许的政治权力与个体的创造能力之间的矛盾,体现了"含混"的社会地位和结构下完美乌托邦蓝图的脆弱.其次,在政治视野中,乌托邦的激进思想、个人痛苦、政见纷争、军事对抗、群众运动等20世纪70年代政治实践使作家在作品中融入一种无政府主义政治设想.最后,从乌托邦的真实根基方面,作家所追寻的是一种现实世界之上的将理想和现实相结合的乌托邦精神.它代表了自由主义美国梦的乌托邦社会:最小化的政府,个人自由,地方行政机构组织生产及消费.这就是勒·魁恩的乌托邦世界,它与任何"完美性"相去甚远.作家只是将危机重重的现实世界展现在世人面前,引起人们反思,揭示作家对人类前途的关注和思考.     

乌托邦≠空想:乌托邦社会主义中“乌托邦”概念的源起、演变与理解

从词源学上来看,"乌托邦"在诞生之初,就具有双关语义,其原初指涉在于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严正批判。而在中文语境中,"乌托邦"是一个近乎被等同于"空想"的概念范畴,"乌托邦"在国内学界长期遭受污名化。在"乌托邦"和"空想"之间划上等号的错误译法,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也无益于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生成逻辑。厘清"乌托邦"概念的真正指称,或对理解科学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历史演进,进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进路具有重要意义。     

信息时代乌托邦的复兴及其价值

社会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变迁,乌托邦也从传统乌托邦、现代反乌托邦发展到信息乌托邦。信息技术的虚拟性是新的地理大发现,它开拓了构造乌托邦的新空间,提供了感受乌托邦的新实践。信息乌托邦仍然具有传统乌托邦的局限,同时也传承着传统乌托邦批判现实和设想未来之价值。在冷战之后社会主义低潮之际,在社会信息化加速发展之时,乌托邦并未终结。乌托邦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未来的设想,更具有时代价值。     

作家格非:梦想照进现实

正格非的反映中国百年精神的"乌托邦三部曲"已在去年完成。收官之作《春尽江南》在上海书展上甫一亮相,就获得了极大的好评,半年不到,不仅跻身2011年度十大好书,更助格非荣登"中国作家实力榜"榜首。他曾与余华、苏童等一起被称为"先锋小说家",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从《迷舟》《、褐色鸟群》至《欲望的旗帜》,格非所编织的故事四溢着游戏且无序的"弥天大雾",甚至被定性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玄奥的作品"。但当格非推出"乌托邦三部曲"——人们从这里开始认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     

乌托邦的和谐社会及启示

乌托邦社会的宗旨是公民幸福与社会和谐.为此,莫尔为乌托邦设计了相应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架构.乌托邦在经济上实行公有制、集体劳动、集体生活、按需分配;在政治上实行带有威权主义色彩的民主政制;在文化上依赖于极度的集体主义和完美的道德主义.乌托邦的和谐社会构想在道德上是美好的,然而却有着内在的逻辑矛盾,其制度架构无法实现其制度目标.乌托邦和谐社会只能是一个静态的消极和谐社会,而不是一个动态的积极和谐社会.     

"情感乌托邦"批判

李泽厚的"实践美学"在后期发生了重大的转向,由前期强调"工具本体",转向强调"心理本体",特别是提出建构"情本体";李泽厚美学由前期的"实践乌托邦"转向后期的"情感乌托邦".李泽厚的情本体论依然延续了实践美学的主体性路线以及意识哲学的立场,而这也是它的致命弱点.现代人类为了摆脱生存困境,确实需要一个精神家园--审美乌托邦.审美乌托邦建立在存在(生存)本体论基础上,它超越了主体性与客体性的对立,也超越了意识美学和身体美学的对立.审美是自由的生存方式和超越的生存体验,体现出超越现实的终极追求.它能够在物质丰富、精神匮乏的现代社会,为人类建立一个精神家园.当代哲学走向审美主义,根据也在于此.     

乌托邦精神的复兴——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乌托邦的新反思

乌托邦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维度,它既是批判现存状态的前提,也是未来美好社会的愿景.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乌托邦精神处在尴尬之中.当代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雅各比、詹姆逊与大卫*哈维都指出,一方面我们处在赤裸裸的功利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犬儒主义之中,一切乌托邦都受到质疑,另一方面,我们又特别需要乌托邦把我们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无能中解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恢复乌托邦精神,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在新的文化条件下,重新理解乌托邦的意义和作用.     

传统文化村落乡村振兴路径的实践与启示

周礼村落二十多年乡村振兴的历程,对于研究传统村落的乡村振兴路径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周礼村落以周文化为依托,大力发展民俗旅游,继而推动经济社会变迁的实践,给传统村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宝贵启示。要解决好当今乡村振兴的现实问题,必须要依靠政府、市场、文化和社会四重力量协同推进来实现。     

清末民初晋水流域乡村社会的变迁：以“营村”为例

清末民初晋水流域乡村社会与华北其他地区共同经历着传统社会近代化的历程。其中＂营村＂地处汾河太原盆地晋水流域北段,南接太原县城,对于晋水的管理与利用尤具典型意义。清末由于本区社会动荡不安,商品经济持续发展,外国商品与新型经济作物出现,天主教势力也趁机扩张,地方政权控制力减弱,＂营村＂的社会矛盾空前加剧,一度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营村＂的主要矛盾表现为耕地频繁流转,但广大无地少地村民难以维持生存转而寻求其他生计手段;传统宗教民俗活动趋向繁荣的同时天主教势力膨胀并成为村庄新的地方势力。民国初年随着地方政权的下沉,传统社会中地方政权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转变成自上而下的控制,社区发展的动力受到抑制。通过分析营村的具体情况在一定层面上反映出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的一些基本面向。     

江村七十年

由费孝通教授开创的江村研究已有七十年的历史。江村研究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将使其成为社会学人类学领域的一门显学。江村——开弦弓村仍然是认识中国农村、中国社会的重要窗口。江村研究七十年来开弦弓村各方面的变化充分说明社会理性对社区和谐、社区进步的重大意义,也充分证明了社区研究对认识社会、改良社会的重大意义。     

在地市民化:农民工返乡的村庄社会后果

返乡农民工从经济、社会、精神和治理等四个层面对村庄社会产生剧烈的影响和冲击。他们正在挣脱村庄社会的束缚,以现代社会的行为规范引领村庄,形成"在地市民化"的局面,最终致使村落共同体走向瓦解。"在地市民化"意味着农民在思想观念和生产生活等各方面都与城市市民趋同。这是一种不同于一般城市化和市民化的状态,是没有城市化的市民化。返乡农民工的"在地市民化"状态,呼唤国家和社会各界从生产生活条件、福利保障待遇、思想精神文化等各方面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怀。     

坝村的电线纠纷与内生秩序变迁

坝村通过内部通婚,把各家族连接成为有机的村落共生结构。但随着电线纠纷的出现,这层结构受到了功利因素的侵蚀,坝村内生秩序发生了变化,家族内部成员为利益考量而疏离与之有利益冲突的家族秩序,按照“共同的利益”而形成地缘性结构。由于新结构缺乏伦理因素,这种分化不是永久的,一旦纠纷化解,他们会在适当的场合和机会中回复到原始的内生秩序状态。这种在伦理条件下和熟人社会中形成的高度地方性的秩序变迁,称之为“钟摆型秩序”。     

村级财务问题分析--李村个案调查

村民自治制度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作为“草根民主”,村民自治的实行不仅意味着农村基层民主化的发展,也奠定了国家政治民主化的基础。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央规定实行了村务公开,村级财务问题日益凸显,越来越成为农村问题的焦点。为此,选取李村为个案,通过“上访”材料,人员访谈等方法对李村财务状况进行了洞查,分析村级财务问题的现状、成因,并提出几点对策思考。     

近代翟城村自治述论

乡村自治作为近代地方自治运动的产物,起源于直隶定县的翟城村。民国初年,翟城村自治在政府与乡绅的双向推动下启动,促进了传统乡村制度的变革,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20世纪20年代末,伴随南京国民政府乡村自治制度的推行,翟城村的自治制度形式发生了转捩。虽然翟城村自治以破产而告终,但其历史特点值得我们在推行村民自治的今天加以重视。     

“熟悉—陌生”:转型期乡村社会的双重化生活格局——云南Z村的个案分析

对云南Z村进行的田野调查表明,该村日常生活呈现熟悉性和陌生性两种气质交融的动态形貌:既有对传统乡土本色的坚守和留恋,又有被现代市场化力量形塑的陌生人特质的滋生。转型期乡村社会的双重化特质体现于市场化浪潮带来的熟悉又陌生的邻里关系,乡土本色的变异与留存,村落社会的"名实分离"。通过研究进一步认为,以"熟悉—陌生"视域下的乡村社会双重化生活格局为框架和视角,能较好地理解乡土社会在转型中国和全球现代化背景下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合村并组"的政治逻辑与治理困境

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和分析框架,考察了我国近20年来村落变迁的动力学。研究发现,近20年来,我国村落终结的主要力量并非城市化,而是行政主导下的合村并组。从行政体制与村落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合村并组不仅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政治-行政过程,而且也会引起村落社会自下而上的应激性反应,兼具政治和治理的多重逻辑。合村并组的政治逻辑是导致该项工作迅猛开展的第一推动力,然而,在此过程中,其治理逻辑却被严重忽视了。研究认为,政治逻辑无疑是重要的,但治理逻辑也同样需要受到重视和尊重。合村并组需要在多重逻辑间寻得某种平衡和良性互动。     

村落保护的空间规划与文化价值重构

在当下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大潮中,传统村落社会的乡土性特征渐趋式微,重建村落社会应秉承新的价值视角和行动取向。村落形态的空间变迁伴随文化价值的嬗变,经历了传统文化的伦理价值、民族/国家的符号价值、城市文明的现代价值三个阶段。传统村落的空间意义反映的是乡土文化中的风水和伦理价值,是家族伦理的空间投射,而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村落规划秉承的是以城市文明为基础的现代性架构,彰显的是功能、权力、财富和现代化等理念。面对“城市规划下乡”的村落重建规划,我们有必要基于传统村落空间形成的人文历史价值来规划村落的空间肌理,实现村落空间的意义再生产,从而达到重构村落乡土性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