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探《史记》的创作动因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提到《史记》的创作动机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并提出著名的"发愤著书"说,故此古今学者以"发愤著书"为《史记》定论,并把"李陵之祸"作为"发愤著书"的缘起,甚至有学者把《史记》的成功归结为"李陵之祸"。但从"发愤著书"说提出的时间、《史记》前后思想内容和感情基调的不同来看,这种观点又有不妥之处。《史记》的创作具有多种动因。     

司马迁文艺思想简论

司马迁散见于《史记》诸篇的文学主张，可说是“成一家之言”。他的“发愤著书”说，他的“溯流别”思想，都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千秋太史公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他因直言进谏而遭宫刑，却因此更加发愤著书，创作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学臣著《史记》，为中国人民、世界人民流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寻找生命的尊严——论司马迁悲壮浓烈的人生构建

司马迁和他笔下众多历来人物对待生死荣辱的态度，闪耀着太史公寻找生命尊严的光辉，凝聚着他的人生观感天动地的悲壮气概。遭受宫刑仍隐忍苟活，发愤著书，无疑也可从他伟大人格找到答案。     

古代创作动力论的生命学阐释

创作动力论是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层面,并自成系统。古代创作动力论的真正根源, 是作家的生命需求。“发愤著书”说,“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说和“著文自娱”说是古代文学创作最重要的动力形式。这三种动力形式都与作家生命密切相关:“发愤著书”是作家生命压抑之宣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作家生命本质之实现;“著文自娱”是作家生命节律之需要。     

金圣叹、李渔文论之不同特点新探

金圣叹和李渔虽同属明末清初的文学家,且都精于小说戏曲理论批评,但两人的性格为人、生活态度、人生道路等许多方面也存在不同之处。因此,金圣叹与李渔的文学思想也有明显的不同,呈现各自独有的特点。金圣叹服膺司马迁“发愤著书”的创作理念,推崇悲剧,肯定《水浒传》与《西厢记》都是以悲剧结尾的杰作。李渔则表明并不认同“发愤著书”,宣扬“唯我填词不卖愁”,极力肯定喜剧创作,甚至认为自己的诗文“皆属笑资”。     

怨与愤:司马迁对文学抒情的认识

怨与愤都是指人在同不合理的社会环境发生冲突时产生的情感,司马迁肯定了这种情感对文学创作的意义,提出“发愤著书”说。司马迁将作家创作的动机归结为“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正是对“发愤”的最好解释。如果说“怨”侧重于抒情在创作上的表现,那么“愤”就是作家创作的动力。“发愤著书”说的提出与司马迁的遭遇及其对“立言”的重视有关。在汉儒们提出“怨而不怒”的抒情标准情况下,此说大为珍贵,在理论上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浅论

“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文艺思想中最核心、最有价值的观点。它认为流传后世的作品,都是作者对黑暗现实愤激不平的产物,它揭示了文艺创作中一条带有普遍性的规律,体现了不满现实、批判现实的精神。这一学说的思想远源为孔子的“诗可以怨”,思想近源为屈原的“发愤以抒情”,而它所具有的反抗性、批判性则来自道家思想中批判传统、向往自由的精神,它熔汇了先秦儒家、道家、屈原这三大思想的精华。这一学说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北朝刘勰、钟嵘,唐代韩愈,宋代欧阳修以及明代李贽等,都有与“发愤著书”说一脉相承的论述。     

试析陈其泰《桐花凤阁评〈红楼梦〉》之写情论

在对<红楼梦>主旨的阐释中,陈其泰张扬"写情说".他从"知己"、"真情"立论,充分肯定了<红楼梦>所表现的男女之情,认为抒写真情是<红楼梦>的全部之意,而这种真情又突出地表现在宝玉与黛玉、妙玉的关系上.又,陈其泰把"写情说"与"发愤著书"这一批评传统结合在一起,准确地把握了作者创作过程中情感运动的规律,深化了明末清初以来关于"发愤著书"的理论认识.     

愤书与尚名

“发愤著书”一向被认为是审美与艺术创造（文化创造）的一种动力，然而，却很少有人再深入一层地追问这种动力的思想或心理背景。本文认为，“发愤著书”的心理渊源为中国古代士人的尚名之风。此风春秋时即已由孔子吹起，中经屈原、司马迁等人的加强，到魏晋时成为遍吹大地的时代劲风。如果从创造主体的社会地位、心理动机出发来考察中国文化，除了象鲁迅所说的“廊庙”（庙堂）与“山林”文化之外（鲁迅讲的是“廊庙文学”与“山林文学”，本文作者认为亦可扩大到对文化的理解），还有一种介乎二者之间的、其性质既不同于“庙堂文化”，也不同子“山林文化”的“求名文化”。     

明清时期文人小说家“发愤著书”纵观

发愤著书,是明清时期文人创作小说的主要动因之一。文人发愤著书,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到“借乌有先生,发泄黄粱事业”,再到“写自家见闻亲历,抒穷愁不平之志”的演进过程。这是小说家由远距离寄托到近距离观照的过程,同时也是通俗小说由改编走向独创的过程。在这样的演进过程中,小说家的主体意识与创造性皆日趋增强,而小说反映社会、抒情言志的艺术功能也越来越强,并由此产生了一大批艺术水平高超的传世之作。     

论司马迁《史记》的创作心理机制及价值

《史记》具有丰富的文学价值,司马迁的创作心理也为后人所探寻。汉武盛世的大一统,司马家族的史官传统,以及司马迁本人的才智和理想,都促成了《史记》的产生。而经历李陵之祸的司马迁,其"发愤著书"更成为后人对于其创作心理的共识。《史记》在作为实录历史的同时,具有浓郁的悲剧氛围,同时也兼具明显的浪漫主义气息。"发愤著书"说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理念,涉及到小说、散文、戏剧等诸多方面的具体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和文艺心理学价值。     

从“发愤著书”到“穷而后工”——论中国古典文论的整合性

尽管有着《文心雕龙》和《原诗》这样高度系统化的文艺理论著作,中国古典文论在总体的形式结构上仍呈现为散点式、非系统化的特点,但这种外在特点并不能掩盖古典文论自身所具有的能够系统化的自觉整合性特征,而这突出的在"发愤著书"和"穷而后工"两个范畴中体现出来。深层透视和重新解读"发愤著书"和"穷而后工"的内涵,即可窥见其中内具的独特而典型的中国古典文论整合性。"发愤著书"和"穷而后工"的提出、形成和发展,揭示了主客观因素对创作实践活动有着深远影响的特殊规律,更重要的是它从文学活动的四个环节: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全方位对文学发生论、文学创造论、文学接受批评理论的揭示,对文学规律的揭示。其特有的系统整合性使其在中国古典文论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因此,不仅在古代,而且在当今时代仍然会对其作深入的研究和现代阐释。     

“发愤著书”对《史记》写作宗旨的升华

《史记》表现了司马迁"发愤著书"的心理状态,不过"发愤著书"不是司马迁的创作宗旨。创作主旨应该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司马迁把个人的不平和愤懑宣泄在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上,述往事,思来者。他身陷刑狱而交游莫救,从而认清对人世的真相,并从经济的角度审视社会的发展,在忍辱痛苦中反思生死之理,他蒙冤却有口难辩,进而究天人之际,升华了《史记》主题,彰显了《史记》的写作主旨。     

论司马迁《史记》创作之元动力

关于司马迁《史记》的创作动力,或说＂发愤著书＂,或说＂受于父命＂,然这些都不是最根本的动力。透过外力影响和内在动机,可探究出司马迁著史的元动力。     

生命之悲与艺术之美的诗性转换——一个传统诗学命题的审美心理学诠释

司马迁提出的“发愤著书”说是中国文论史上极富影响的创作心理学命题。本文站在审美心理学视域, 从四个层面具体论述了缺失主体由“愤”而“著”这一诗性转换的必然与可能。     

明清小说理论“发愤著书”说的形成与发展

"发愤著书"说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起自先秦,最初用于对诗文和史著创作动因与目的把握的批评中,明代之后引入对说创作、批评领域,经李贽、金圣叹、张竹坡等大家阐发、丰富和发展,一直在中国古代小说批评中占据重要地位。     

发愤不平--论性灵说的生命意绪

性灵说的核心离不开人的情感精神,是以人的生命表现为根本的,以袁宏道、钟惺、袁枚等性灵说代表性人物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司马迁“发愤著书”引论,以屈原与性灵说的联系比论,进而指出,性灵说生命意绪中的“发愤”强调的是“势不能遏”的倾泄,“不平”在本质上为自我存在自然而有的情绪反应,意义重心落在自我个体之上,其总体精神是偏离政教的,并以此区别于传统诗教。     

论司马迁天人观与文学思想之关系

中国史官文化天人观,是司马迁“实录”与“爱奇”相统一的思想及著名的“发愤著书”说的基础,并从总体上构成了司马迁文学思想的深层理论依据和逻辑起点。以往的研究正因为忽略了这一点,而对司马迁的文学思想产生了诸多的误解。     

杜诗“沉郁”的文化心理管窥

杜甫的诗歌,既有精细的俗世经验,又有深广的灵魂空间.本文探析了杜甫诗歌"沉郁"的审美内涵,并认为杜诗"沉郁",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杜甫的个性使然;是"发愤著书"文学传统的影响;也是其自觉追求"不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