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新文化地理学的徽州地域文化经济初步解读

在后现代语境下通过对徽州人地关系解读产生了一种"影视"重构,这便是我们认识徽州文化的第二条途径。基于新文化地理学的徽州地域文化经济初步解读,我们该如何反思徽学研究?伴随着徽州的行政区划变迁,徽商兴起是以独特的徽州自然与人文地理作为基础。徽商生存机制主要表现在:经商是徽人在客观环境中的生存选择;以商养士,以士促商;产生大量的徽商买办与传统士绅;以居家型徽州女子作"牺牲"等。徽商的影视再现是徽州文化的现代重构。对徽学研究进行反思:第一,徽学研究离不开徽州文书的深度搜集和整理;第二,择取重点,以小见大,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脉络和规律;第三,提倡多学科性的综合研究。     

徽商之德与晋商之德

徽商是徽籍人商帮，唐宋以後，“黄巢之乱”和“靖康之乱”连续两度造成徽州移民的高峰，使徽州人口大增，以当时的徽州耕地状况和生产力水平，几是达到饱和，於是民众生存空间更小，徽民们“非经营四方，绝无生治策”。於是“天下之民寄命於农，徽民寄命於商”。正所谓“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徽商遂在南宋时开始形成。但早期的徽商还是一种简单的以徽州山林盛产的茶、木、瓷土等换取徽州所需的粮、布、盐等的缺盈互补贸易，明以後徽商才得到大发展，不再局限於以徽州为中心的贩买贩卖，而是面向全国，经营规模也越…     

明清徽州家谱治生观与徽商发展

明清徽州家谱收录了大量有关族人治生的文献资料,揭示了经商是徽人治生的重要手段。徽州家谱四民观在客观上肯定了徽州族人外出经商的行为和商人的社会地位,徽州家谱勤俭观引导徽商朝着健康和良好的方向发展。这些都是徽州家谱治生观的具体展现,对明清徽商的发展壮大产生了积极影响。     

"蓄水"、"反哺"和"信息终端"——略论徽典对明清徽商集团发展壮大的三个基本功能

典当业是明清时期徽州商人经营的四大主业之一,徽典在明清徽商集团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体现出三个基本功能,即作为徽商经营的次生性行业,对原生性行业盈余利润的"蓄水"功能;用经营典当的增益资金来"反哺"徽商集团发展的功能;利用其与社会接触面广、获取信息量多的优势,成为徽商集团经营发展的"信息终端"的功能。     

明清分家阄书所见徽州典商述论

分家阄书是研究徽州典商的重要史料。从存世的徽州典商分家阄书看,徽州典商主要活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多属大资本商人,身份复杂多重;徽州典商的资本主要来源于商业资本,典商的兴衰是徽商兴衰和明清金融市场变迁的共同结果,并非咸同兵燹所导致;徽州典商多采取分产不分业的分家方式,这种分家方式是徽商激励机制之一。     

民国时期旅沪徽州人团体“徽社”研究

徽州人历来旅居在外者多,民国时期犹然。旅外徽人常有同乡组织,有的以徽州商人为核心,有的以徽州学子为核心。"徽社"是一个由旅沪徽州学子组成的同乡团体,成立于1923年,以联络乡谊、改造乡土为目的,并与皖籍名人胡适、陶行知有着联系。以其机关刊物《微音》为中心考察徽社成立与发展的相关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民国时期旅外徽人游离于家乡与都市之间的生存状态,同时也能发现徽社在异乡发挥的旅外徽州学子身份认同、社会交往的功能。     

近代徽州茶商的崛起与新变——兼论徽商的衰落问题

近代以降,徽商经营从"首重盐业"转变为"以茶为大宗",徽州茶商在徽商中呈崛起之势。相较于传统徽州茶商,近代徽州茶商的经营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是经营中心从广州转至上海,二是经营方式从重运销转向重产制,三是与金融资本的关系更加紧密。因此,近代徽州茶商的崛起不能简单视为传统徽商的中兴,它既是传统徽商实力之延续,也是徽商在近代的蜕变与新生。近代徽州茶商的发展表明,徽商在近代并没有彻底衰落,更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在一些行业仍然保持着较强实力甚至还有所进步;但与明清徽商相比,近代徽商竞争力之削弱以及在中国商业版图中地位之降低是不争的事实。     

论晚清徽商对徽州社会救济事业的扶持——以光绪三十四年水灾赈捐为例

明清徽州社会的发展具有鲜明的徽商印记,及至晚清,情况依然如此。光绪三十四年夏,徽州暴发特大水灾,徽商在灾荒场域之外迅即展开了大规模的赈捐行动。旅沪徽商利用同乡网络组织居中协调,借助现代公共媒体,更新募捐手法,广发募捐公告,号召流寓各大城市的徽籍人士慨输资财,以纾解故土家园的灾难。徽州地方官绅颇为依赖旅外徽商,两者互为奥援,极大地提高了赈济效率。与徽商数额庞大的捐款相比,官赈已退居微不足道的位置,而此次赈捐所体现出的地缘色彩和募捐程式也为考察晚清义赈的演进提供了合适的样本。     

清至民国时期徽商与汉口市镇的发展

胡适先生所说的"无徽不成镇"不仅是指徽商在外经商的人数之多,而且也包含有徽商在外经商,对当地城市的发展有着突出贡献这一含义。徽商在汉经商,加快了商品流通的速度,促进了汉口商业的发展,推动了汉口城市化的进程。此外,徽商亦商亦儒也为汉口人树立了"儒商"的典范,通过对汉口公共领域的积极参与促进了汉口城镇的安定与繁荣,而这种行为的内在动因正是来源于徽商饱读儒家经典。     

徽商的创业智慧

徽州地处皖南崇山峻岭之中,四面群山环绕,层峦叠嶂。这里可耕土地非常少,农耕环境恶劣,为了谋求生存,一代又一代的徽州人选择外出经商,形成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商帮:徽商。"亦贾亦儒""以义取利""以众帮众"……历经多年,徽商以其鲜明的特点,形成了独特的徽商文化。他们的经商之道,亦值得今天的创业者借鉴、参考。     

古徽商经营理念对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启示

古徽商的经营理念和经营体制给现代经济生活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通过对徽商的发展过程、经营原则、经营方式等方面的深入研究,认为古徽商商业运营的理念和在商号管理、商号运营中所蕴藏的传统商业文化,反映出几百年来徽州人打破地域限制到全国各地去经商的开拓进取的创业精神,其公平守信的经商原则、以义取利的社会责任感以及民间商会组织的强大功能等,为现代中国企业的经营发展提供了许多值得汲取的宝贵经验。     

从《方氏墨谱》看徽州版画的视觉表达

《方氏墨谱》是徽州版画的典范之一,从《方氏墨谱》的艺术特征来看徽州版画的视觉表达,是一个以经典窥要点的概括手段。在分析徽州版画视觉表达的同时,把徽州版画发展轨迹里的徽商、徽文化、徽州本土画家、徽州刻书业中的代表等影响因素引入其中,与《方氏墨谱》的诞生背景一起融入到整个徽州版画发展的脉络当中,分析其视觉表达和总结视觉因素,为当代视觉艺术创作者寻找迷失的视觉表达经典理论寻求支撑和图式审美依据。     

明清徽商的休闲文化生活

明清徽商不仅在经济舞台上卓有建树,其日常的休闲文化生活亦丰富多彩。依据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文章将徽商的休闲文化生活归纳为畅游书海、著述诗文、钟情收藏、游历山水、热衷戏曲及流连风月等六个方面。认为徽商的休闲文化生活整体上体现出尚文、儒雅的特色。     

清代徽商与经营地民众的纠纷——六安徽州会馆案

因经营活动及其他种种措置,徽商与客籍地社会各阶层时有矛盾,有时甚至形成严重的冲突对立。清嘉庆年间,徽商在安徽六安州为建会馆,与当地士绅形成严重冲突,并导致一场历时近两年的诉讼,这是一个重要的徽商与经营地各阶层关系的典型案例。     

徽州民居身世源于东阳民居吗?

通过对形成独特风格建筑体系的条件,即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人才辈出的地理环境,与徽商同步发展的徽州建筑队伍、徽商的雄厚经济势力,以及徽州与皖南的建筑规制、模式、手法、渊源、志书文献记载,徽商活动的舞台等的分析,说明徽州民居身世不可能源于东阳。     

明代徽商与官府、客地居民和乡邻的关系——从明代话本小说看徽商拓展生存空间的方式

明代话本小说中多有涉及徽州商人活动的描写,展现了处在上升时期经济实力日益雄厚而政治优势无多的徽州商帮的生存状况。这一时期的徽州商人以种种方式拓展生存空间:攀附、行媚官府官员;积极融入经商客地;乡人为伴相互扶助;血缘宗族为系共同经商。其间,有奔波营运的艰辛、远离故土的孤寂、官府凌逼的无奈,也有雄资在握、富甲一方的骄傲和便利。话本小说以其近乎史料的真实描写,反映了徽商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的生存状况。     

徽商兴衰原因探析

徽州商帮兴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于清代后期逐渐衰落解体,历经四百余年。其发展历经兴起、暂时性衰落、中兴及衰落解体四个阶段,它的兴衰轨迹与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脉络有着同一性。本文以徽商发展脉络为线,以其所经营的盐、典、木、茶四大宗（主要是盐业和茶业）为例,探讨其兴衰原因,以期对当今徽州乃至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与指导意义。     

明清晋商与传统法律文化论纲

探讨晋商与传统法律文化的相互关系,能够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和山西地方法律史以及晋商研究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该文通过讨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视野中“商”的观念,以及“礼法秩序”影响下的山西商人,认为晋商与传统法律文化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传统的法律文化是影响晋商兴衰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明清时期歙县江村商人的崛起和发展

明清时期,歙县江村江氏商人是徼商的典型代表.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江村商人崛起于商界.虽然明末战乱使江村商人遭受重创,但是清初的一系列政策使江村商人获得了重整旗鼓的机会,迅速发展,并于乾隆时期达到极盛.了解江村商人的发展及其衰落的历程,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明清时期的徽商乃至明清徽州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