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时期西藏"一个转折点"的形成与经验总结

西藏自治区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曾走过一段探索与曲折的路子,主要是因为进入改革开放时期,西藏对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缺乏足够的经验,西方反华势力和达赖分裂集团此时又加紧了渗透、干扰破坏,加之自身对改革开放中所出现问题的认识和判断上的偏差,使西藏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遇到了经济下降和拉萨连续几年骚乱的严峻形势.在这种危难时刻,胡锦涛同志临危受命主持西藏工作.胡锦涛同志到西藏后,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睿智洞察全局.面对严峻局面,他沉着应对,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件大事,三个确保"的指导思想,实现了西藏工作的重大转折,形成了改革开放史上西藏工作著名的 "一个转折点"."一个转折点"的形成过程,为党在新时期西藏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并成为上世纪末乃至新世纪指导西藏工作的行动指南.     

试论清初五世达赖与“三藩”之乱

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叛清,遣使进藏意图蛊惑西藏参叛,为五世达赖所拒.朝廷察觉滇藏通使,西藏的“中立”策略及此后达赖有违圣意的“裂土罢兵”谏言,终影响达赖与朝廷的紧密关系.随着五世达赖积极输诚,“三藩”的平定及治理蒙藏地区达赖发挥的巨大作用,康熙帝冰释前嫌,体恤西藏,优渥达赖,巩固与西藏上层唇齿关系.我们应客观评述此间的诸多历史问题.     

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看达赖集团分裂祖国的反动本质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全世界各国所公认的事实.以达赖为首的民族分裂集团,自1959年叛逃后,在国外长期从事民族分裂活动,利用国际上提供的各种场合,到处宣称"西藏自古以来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反动谬论,利用混淆古代国家与现代国家的概念,不仅搞乱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模糊了人民群众的视线,同时也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为其推行"民族独立"的分裂活动张目.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指导,牢固掌握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科学内涵,牢固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祖国观,以实际行动抵制达赖的民族分裂活动,积极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西藏而努力奋斗.     

近代《泰晤士报》涉藏报道初探

近代<泰晤士报>涉藏报道倾向、议题设置,被深深地打上了浓烈的政治烙印.在近代英帝国主义两次侵略西藏期间,<泰晤士报>服务于营造有利于英国在藏利益的舆论环境,涉藏新闻成为带有政治倾向性、阶级利益和作战意图的文本.在辛亥革命期间,<泰晤士报>大肆染指西藏事务,干涉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管辖.近代<泰晤士报>涉藏报道对西方主流媒体和西方民众认知西藏产生了消极的负面影响.     

西方对中国西藏的媒体建构之文化解读——兼论西藏对外形象重塑的思考

长期以来,西方对于西藏的媒体建构呈现出诸多"刻板印象".文章从西方文化集体无意识的角度切入,探讨了造成这些"刻板印象"和"集体误读"的文化主因;并分析了西方媒体对藏报道中使用的"他者化"新闻框架.最后,就西藏如何通过改善传播手段重塑其对外形象提出了建议.     

论英国侵藏急先锋贝尔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关系

英国人贝尔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结缘于达赖流亡印度期间,三年中二人频繁交流,建立了所谓的“亲热的友谊”.当然,有着浓厚政治身份的二人实则是友谊搭台,利益唱戏,各有所图,各取所需.贝尔成功地通过达赖实施了英国的一些殖民政策,成功地使得中国的西藏问题愈加复杂化.贝尔开创了侵略西藏新模式:精通藏文化,对西藏僧俗阶层施以情感攻势,上下其手左右逢源攫取权益.贝尔苦心经营的西藏事业貌似成功,但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时代,西藏地方于中央政府却无太“过分”之举,“精明”的贝尔终被“善变”十三世达赖所弃,亦可说贝尔只是十三世达赖手中的一张牌.     

西方视角中的西藏形象与话语

2008年作为中国全球传媒公关的重要一年,西藏再度成为全球媒体的焦点。西方视角中的西藏形象、西藏话语与中国互不交接,南辕北辙。西方多年形成的西藏形象,首先涉及到西方的普世价值,其次反映了西方长期对中国的偏见以及近期对中国崛起的焦虑。西方大众传媒和学术界、政界在西藏问题上形成了配合默契、行之有效的政治传播链。对此中国需要有现实主义的态度和全球视野,面对西方的主导话语权,必须努力打造中国的普世价值观,坚持历史的主题、发展的主题,积极参与普世价值的全球重建。     

人间正道是沧桑——《50年真相——西藏民主改革与达赖的流亡生涯》读后

为纪念平息西藏叛乱、实行民主改革50周年,庆祝第一个"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到来,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主编的<50年真相——西藏民主改革与达赖的流亡生涯>(著者廉湘民、周炜、王小彬)一书日前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邓小平"慢"、"稳"、"宽"策略在西藏工作中的科学实践

本文从三个方面阐述了邓小平同志的"慢"、"稳"、"宽"策略及思想在西藏工作中的科学实践,作者认为,首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慢",是着眼长远,把握大局,争千秋不争一时;其次,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稳",是为了慎重,目的是以稳为进,稳中求快;第三,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宜宽不宜窄的思想,是不断发展和壮大西藏的爱国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文章认为,今天我们缅怀邓小平同志的丰功伟绩,就是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的治藏方略,就是要根据西藏今天的实际,来制定西藏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西藏各项事业的成功,才能确保西藏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西方的西藏形象:以传统词汇为中心的考察

当代西方人对西藏和达赖喇嘛的热情和关注,不仅有现实政治的因素,也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和心理根源,与他们看待和理解西藏的方式密不可分。西藏在西方人的表述和想象中具有特定的思维意像、审美倾向和词汇传统。香格里拉是其中最典型的意象和词汇之一,香格里拉神话则是许多西方人有关西藏的主要"信念体系"。西方人对西藏神话式的想象是在东方主义、殖民主义和西方人自身心理渴望的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中国的国际形象越来越受到"西藏问题"的冲击,与西藏日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在深入研究和辨清西方人认识西藏的复杂心路历程的基础上,细致研究西方的西藏形象及其与中国形象的互动关系成为一项重要的学术课题。     

“十七条协议”的签订和达赖与班禅的和解

1951年4月29日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开始举行谈判。李维汉同志在进行和谈过程中把班禅问题提出来,认为几十年来西藏内部,达赖和班禅不团结,直至发生了分裂,现在要解决西藏问题非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可。然而西藏地方的和谈代表来北京前,噶厦政府要求他们在谈判中不谈班禅返藏问题,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不同意这种意见,认为班禅大师     

解决“西藏问题”的柔性思考

解决"西藏问题",既要原则坚定又要方式灵活。在具体处理涉藏事务时,明确以"民族大团结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为原则的柔性思考,"力寡功多",既符合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需要,也是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现实要求。具体说来,解决"西藏问题"的柔性元素,大概有四:促成达赖喇嘛早日归国;欢迎境外藏胞回国定居;利用"中印战略伙伴"促解"西藏问题";尊重"现代普世价值"化解"西藏问题"。     

旧西藏:西方的记录与失忆的想象

旧西藏是一个政教合一统治下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对此近世以来的西方入侵者、传教士、探险者等进行过身临其境的描述.然而,这些反映农奴制度黑暗的记录却在当代西方社会出现了"群体失忆"和"人间天堂"的无端想象.本文通过对西方人亲眼目睹旧西藏的观感再现,举证西方学者对此的研究评介,分析西方殖民势力制造"西藏印象"误导西方社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影响,揭示掩盖在"西藏印象"人文包装下面的政治目的.     

新闻评点

<正>达赖捣乱是蚍蜉撼树3月中旬全国"两会"期间,也是距离2008年奥运会仅5个月的时候,达赖集团在西藏、四川、甘肃等地有组织、     

西方涉藏报道中“他者化”框架的文化成因探析

从西方文化集体无意识的角度切入,分析西方对于中国西藏的媒体建构中几成常态的诸多＂刻板印象＂可以发现,造成这种＂集体误读＂的文化主因包括＂香格里拉情节＂之下的东方主义心态、媒体建构下的西方社会＂西藏观＂和西方对西藏宗教的单方面臆想。西方媒体中的西藏形象既是西藏部分现实的写照,更是西方文化欲望的投影,折射出强烈的东方主义心态。面对此种情形,只有因势利导、顺势而为,积极投身全球化的进程,用国际化的手段和方式传递自己的声音,才能实现西藏对外形象的重塑。     

全球软环境治理与媒介霸权主义——从"伊斯兰恐怖论"和"中国威胁论"谈起

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强大的国家硬实力的支撑下拥有强势传媒,以引导全球主导性议题、设置特定的传播框架以及营制有利的舆论环境等方式掌控了国际传媒的话语霸权.其中,阿拉伯-伊斯兰、中国等议题一直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流媒体传播的"重中之重",由此引发了因国际传媒冷战格局所致的西方媒介霸权主义这一全球性问题,并对当今国际关系构成巨大挑战,影响并制约了全球软环境治理.     

晚清《时报》与中国西藏

西方传教士为了传播西方文明在中国创办了许多中文报刊,此后中国就进入了大众传媒时代,各种样式的报刊杂志应运而生,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也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西藏也与祖国的命运相维系,变成了英、俄等帝国主义国家觊觎的对象。晚清的各类报刊从国家的利益出发,以各种形式追踪报道关于西藏的重大政治事件,讨论国家治藏方略,及时传达国外关于西藏的信息,为我们了解、研究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文章以《时报》为个案,论述晚清报纸与中国西藏的关系,从而阐明西藏是祖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民国时期出席全国性政治会议的西藏地方代表

中华民国于1912年元月1日成立后,效仿西方诸国,实行三权分立,议会、政党应运而生。在“五族共和”的旗帜下,藏族及其它少数民族亦参与了国家的政治生活,在议会和政党中占有一席地位。尽管帝国主义分子在西藏问题上绞尽脑汁,使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出现裂痕,但是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并未中断,西藏地方代表也较为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民国初年,国会参众两院即有西藏地方代表。以     

真假六世达赖是蒙藏各政治势力斗争的产物

黄教的纽带,促使蒙藏关系的发展。由于黄教在蒙藏民族中逐步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西藏和蒙古的黄教信徒,崇拜黄教首领达赖喇嘛,加以神化,成为偶象。蒙古、西藏封建贵族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都想把这一偶象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蒙藏各政治势力,围绕真假六世达赖,在西藏的政治舞台上大动干戈。看起来是维护真六世达赖,反对假六世达赖的斗争,虽然是披上一件宗教的外衣,实际上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政治风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风云变幻,在蒙藏政治关系史上留下了令人难解的一页。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注意和研究,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本文仅从蒙藏各政治势力掌握六世达赖这一偶象展开的斗争,发表一点见解,有不妥之处,请指正。     

毛泽东致达赖喇嘛信函解读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之后,至1959年3月达赖集团武装叛乱之前,毛泽东多次致信十四世达赖,亲切关怀,表达良好的祝愿和期望;尊重达赖喇嘛在西藏地方的固有地位和权力;政治上团结争取达赖喇嘛;简略地阐明了中央对西藏的政策,是中央民族宗教政策和统战政策的生动范文.同时,从中可以了解到现流亡国外大搞"藏独"的达赖,不仅背叛了其祖国和西藏人民,也背叛了当时的政治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