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与反限制:韩日半导体贸易摩擦中的双边博弈

2019年7月1日,日本政府的经济产业省宣布日韩两国间的信任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严重损害,同时正式发表只能修改对韩方的出口管理规定。然后,自同年7月4日起,针对半导体等对韩国主要出口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必需的超精密化学原料——光刻胶、氟化氢、氟聚酰亚胺三种产品开始实行新出口限制。据部分专家们的主张,日本政府通过新出口限制措施对韩国的半导体大型企业进行一种"牵制"或"报复",这种分析和判断确实有些说服力。但是,这种分析与事实不符,因为这次日本政府做出新出口限制措施,究其原因在于2018年10月30日韩国大法院的判决,并非是因为韩国半导体大型企业的崛起。本文将对韩日两国半导体贸易摩擦中的双边博弈进行深入研究。     

模式困境与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战略转型

2011年,以芯片为核心的整个日本半导体产业呈现出继续下滑趋势,其全球产值占比已经跌破20%大关,降至18.9%的历史最低点(HIS iSuppli)。回首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半导体产值曾占据全球市场的半壁江山,峰值为1988年的51%。那么,什么原因致使雄居世界的日本半导体产业陷入了持续衰退?日本半导体产业是否还具有竞争力?本文将结合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最新发展动态及其战略动向研究这些问题。     

《日美半导体协议》 冲击下的日本半导体产业发展研究——基于日本高科技企业经营业绩的分析

自20世纪70年代末,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日本半导体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进而引发日美间的半导体摩擦。美国采取限制进口、阻碍日本引入先进技术等措施抑制日本半导体产业发展,日美两国还于1986年签订了《日美半导体协议》。通过分析日本高科技企业经营业绩的微观数据发现:《日美半导体协议》在短期内对日本半导体企业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及净资产收益率等企业竞争力指标产生了负面影响;日本半导体企业通过调整生产经营方式、合理布局产业链、调整经营结构、加强自主创新等方式,在中期内一定程度改善了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但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持续发展受到阻碍。在中美经贸摩擦严峻的背景下,中国的高科技企业或可从中获得启示。     

中俄产业内贸易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

近年来中俄双边贸易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同时也存在着诸多问题.虽然双边贸易总体水平呈现出加速增长的趋势,但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从总体状况和商品结构两方面分析两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现状及其发展趋势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中俄产业内贸易整体上拥有广阔前景但短期内将仍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产业内贸易将随时间变化逐步增长.     

日本的贸易自由化与产业体制改革

日本在战后曾长期实行严格限制外国同类产品进入国内商品市场的保护性政策 ,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然而 ,始于 60年代初的贸易自由化则迫使日本经济不得不开放竞争能力尚弱的国内商品市场 ,这对于刚刚渡过恢复期的日本经济来说无疑是一次严峻的挑战。为此 ,日本采取了大量防御性政策 ,如限制自由化商品范围、改革关税制度以及维护生产秩序等措施 ,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贸易自由化后外国商品对本国商品市场及幼稚产业的冲击 ,然而 ,这些仅是对贸易自由化所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进行的消极防御。保证自由化顺利实施的更为…     

中日贸易结构与产业竞争——兼论中国产业面临的挑战

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中日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中日之间的产业内分工日益深化,两国的贸易结构和产业竞争力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中日在经济发展水平、贸易结构、市场开放等方面存在差异,而且中国的部分产业还处于相对劣势,在对日竞争中面临不同程度的挑战.今后,随着贸易自由化和中日产业内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在扩大市场开放的同时,需要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增强产业的自主研发能力,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质量标准,从而提升中国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主导产业技术与产业进化论

与专利技术、实验室技术不同,产业技术是体现于生产、制造或服务过程的技术,即对象化和社会化的技术,它能够直接发挥生产力功能并且在成本—效益的市场选择过程中不断演化。主导产业技术是某一历史时期起基础性作用,强烈地影响产业结构和发展方向的产业技术。把拉兹洛的“广义综合进化论”和产业技术特别是主导产业技术进步结合起来,是阐明社会进化动力机制的一个新视角。以主导产业技术的变革为线索研究人类产业实践活动的进化过程,使产业哲学从静态的范畴分析走向动态的过程分析。产业进化论是我们对新型工业化道路进行哲学思考的一个进路。     

南宁与越南产业合作对策研究

南宁与越南产业合作是南宁与东盟诸国产业合作的起始、实验田、模板,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重要途径探索。目前,南宁与越南产业合作渐具规模,但也存在诸多问题。为此,应采取多种措施进一步促进南宁与越南的产业合作。     

产业内贸易的福利效应及贸易政策取向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产业内贸易发展迅速。在本文中,作者系统分析了产业内贸易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产业内贸易对国际贸易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就产业内贸易的正面效应而言,自由贸易政策是一种理想的选择。就产业内贸易的负面效应而言,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对某些国家来说,保护贸易政策仍优于自由贸易政策。     

产业投资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分析

产业结构是由产业投资结构决定的 ,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依赖于产业投资结构的优化。产业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和影响的关系 ,当前产业结构调整和投资结构脱节的根本原因 ,在于经济管理体制。应把经贸委、财政、计委联系起来 ,建立产业结构与投资结构的关联体制 ,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目标     

日美贸易失衡与中美贸易失衡的对比分析——以产业冲击为视角

中美贸易失衡是继日美贸易失衡后美国在经贸领域的又一关注焦点,美国将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相挂钩。通过从汽车和半导体产业入手,对日美贸易失衡中的产业冲击问题进行分析发现:在中美贸易和日美贸易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产业发展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的影响、贸易对就业的冲击、产业竞争与互补程度以及出口管制程度等方面存在不同,日美贸易失衡对美国产业构成了实质性冲击,与中美贸易失衡在该问题上的影响存在本质差异。美国以贸易失衡和“产业冲击”责难中国,并借此发动贸易战,是美国意识形态方面的固有偏见和遏制中国发展的托词,中国需要在谋划中美磋商和反制的策略、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及提防美国发动金融战等方面进行政策应对。     

产业集群、产业融合与国家竞争力

产业集群、产业融合与国家竞争力的提升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文章通过对三者之间关系的分析指出,产业集群是产业融合的基础,而产业集群和产业融合的形成,可以提高产业整体的竞争能力和国家竞争力,能够加强集群内企业间的有效合作,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成长能力,并发挥资源共享的效应.     

加快产业分工与合作 提升环渤海区域综合发展能力

本文站在环渤海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的角度,从探索建立区域合作共赢机制、以总部经济模式促进区域产业协调发展、构筑京津塘高科技产业带以加快创新成果转化、优化区域空间布局等四个方面,对如何加强环渤海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就整体提升区域综合发展能力提出几点战略思考。     

贸易自由化与产业集聚:基于NEG理论视角的研究述评

本文围绕贸易自由化对产业集聚的影响这一论题,对新经济地理学(NEG)理论的产生及相关拓展性研究进行了系统综述,主旨在于找出这个论题下研究的已知与未知;并就NEG理论对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地区产业集聚现象的适用性以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进行了探讨.     

中国与荷兰贸易:基于1996—2010年数据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中国与荷兰的贸易发展迅速,2010年荷兰已成为中国第十二大贸易伙伴,第六大出口市场。但是,中荷之间的贸易结合度指数较低,表明中荷之间的贸易依存度还不高,说明两国贸易还存在着较大的发展潜力。中荷在贸易往来中基本反映了各自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但都有部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在对对方出口时未能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这也是今后中荷贸易拓展的方向。中荷两国的贸易结构逐渐倾向于以产业内贸易为主,这与中荷贸易中转口贸易比重较高有很大关系,也是两国资源禀赋差异和行业内技术差距的体现。中荷应进一步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推动两国贸易持续增长,提升两国的贸易规模和水平,提高两国的贸易结合度。     

20年来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

自1991年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以来,双方的经济合作已开展了20年,形成了一整套机制,领域逐步扩大,取得了显著成果。最近,双方的经济合作又出现了一些新进展。展望未来,在加快解决合作中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双方还面临着经济和政治安全方面的重大挑战,需要双方携起手来,精诚合作,共同推进经济合作的进一步深化。     

东北地区产业关联与动态分工的比较研究

相比东部沿海地区伴随中国经济进入全球产业分工的过程,东北地区嵌入全球生产分工尚不充分,这种不平衡可能是东北地区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相对滞后区域的重要原因。文章着眼于此,将关注点放在东北地区目前的产业间分工协作情况以及变动趋势上,基于产业关联和贸易流出视角,运用Antràs提出的行业上游度测算方法,对东北地区产业关联的动态结构进行测算分析。结果表明东北地区区域内产业关联尚未有效形成,制约了东北区域整体市场的深化;分产业来看,东北地区的第一产业没有充分实现在本地区内的价值创造,制造业在全国分工深化程度不足,同时缺乏内生技术创新型新动能新产业。     

中国西南与东盟的产业内贸易与人均GDP相关性分析

本文用我国西南及东盟1994-2004年人均GDP及产业内贸易数据回归分析,证明双边产业内贸易指数与人均GDP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中国30年技术政策的历史演变及自治取向

中国30年技术政策的历史演变源于执政党意识形态转换与技术经验积累的实践过程,并逐步接近于一种民族技术自治、创新人才激励、技术创新扩散和产业优势培育整体推进的＂四重奏＂模式：在技术全球化背景下,借助国家或政府投资创新系统和重大专项以及创新型人才培养,追求识别、利用和管理跨国创新,不断积累自主创新的核心能力,形成自主产权的技术和品牌,在区域创新竞争与合作网络平台上,推动国内企业发挥商业性研究开发与产业性研究开发的互动作用,逐步、有效地将我国既有的智力或知识资源变成新的产品和服务,提高技术进阶水平,进入全球高端产业链条中,取得长远竞争优势,在相应权力治理与制度安排下,以自主产权的技术和标准影响技术全球化方向。这表明该模式并不能在意识形态意义上被简单概括为（新）技术民族主义或（新）技术全球主义,而只能在技术经济实践意义上被看作一种融技术全球本土化与技术本土全球化为一体的民族—国家时空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