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之梳探

兴是中国传统诗学理论的核心组成。本文全面梳理了古代兴论之繁富史料 ,逐一剖析了各类见解之源起、沿革、内涵及局限 ,进而从文艺审美“自己运动”的高度 ,论证兴是诗歌审美运动及其内在规律系统的一种揭示 ,是由众多概念、范畴、过程、标准及规定性所构成的开放的诗学体系的一个枢纽     

诗学典范的选择与宋调的发轫——论天圣至嘉祐的诗学沿革

北宋文人的诗学典范经历着不断的选择和不断的否定,诗学理念与审美追求也经历着不断的兼容、会通、修正、转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矫枉过正。天圣至嘉祐诗坛以韩愈和杜甫为诗学典范,又批判地继承了西昆体诗歌,吸取了其"尚学""尚雅"之诗学观以及一些诗歌特质,并用古体诗的"气格"及"以文为诗"的方式加以矫正。天圣至嘉祐诗坛对于诗学典范的选择及其诗学沿革,与宋代诗学"尚意""尚健"诗学审美观的形成,与北宋诗歌题材、文体、艺术、语言的革新以及宋调的发轫都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理想的诗歌:中国非虚构诗学对西方文学传统的反动——评宇文所安《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兆》

本文就宇文所安重要诗学理论著作《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兆》书中提出的“非虚构诗学”命题的提出、论证、实践以及存在的问题展开全面、详细的论述,指出,宇文氏中国传统诗歌“非虚构诗学”的假定更多基于中西诗学的比较策略,以推举出中国传统诗歌为理想的诗歌,以此颠覆西方虚构诗学传统,但这一命题如回到历史语境中考察,仍有诸多不确之处.     

反映论－生活对艺术本体论化的意义

本文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的口号，首先揭起了生活对艺术本体论化的这面大旗。作者在追溯了“生活”这一概念的发展变化脉络之后，指出生活对艺术本体论化的意义在于把生活作为本体而不是将心灵精神作为本体，将颠倒了的世界再颠倒过来。从此使艺术从天国回到尘世、纯粹观念回到现实，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个我走向社会，从少数精神贵族走向人民大众。     

田园与林园——中国古典诗歌的乐园模式分析

在西方文学中有一种乐园模式,即以伊甸园为象征的理想世界,而在中国古典诗歌里乐园情境是以田园与林园为代表的。田园诗人是自我放逐者,是耕耘者,是歌者。林园是与人类古老的树木崇拜联系在一起的。人类历史上有一个“木器时代”,森林是人类的原始栖息地,于是它成为家园的象征。而在诗人那里便是精神的家园。林园与田园一样代表着诗人对世俗世界的反叛,是富有象征意蕴的文学世界。     

元代杨维桢“情性论”诗学研究

杨维桢的“情性论”诗学是元代诗学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形态,其形成与元代独特的经学背景密切相关。元代经学在主体性转向上迈进了一大步,这对元代诗论的影响表现在哲学化和注重自我两个方面。杨维桢的“情性论”诗学对于诗歌的本质和功能进行了个性化的阐释,这既继承了中国古代诗学“诗言志”的传统,又综合了魏晋以后的“诗缘情”的艺术观念。杨维桢诗学的美学追求以对人的生命的本性认知为基础,并结合儒、释、道等文化精神,形成了独特的人格精神和艺术风貌。     

观:王国维美学的重要范畴

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王国维美学的重要范畴“观”。首先,审美之“观”,是以自然之眼观物,并使主体与客体双向互渗;其次,审美之“观”,还应“通古今而观”,力求在审美创造活动中揭示“天下万世万事之真理”;最后,要“出入”而观,以求得对审美对象的深层内含的深刻领悟与把握。     

论杜甫诗学品格的审美取向

杜甫不只以其辉煌的诗歌创作登上了中国古典现实主义创作的峰巅，成为“诗圣”；就是在诗歌美学探索上也取得了具有开拓意义的理论建树。本文试就杜甫“转益多师”和“健笔凌云”两个极富审美特色的诗学观点，研讨其诗学品格的审美取向，以就正于方家。一种诗学理论的构建...     

“兴寄”说发微──一种诗歌审美运动的剖析

“兴寄”说是华夏诗国中源头最早、内涵最富、歧义又最纷纭的诗学专论。本文从研究文艺审美“自己运动”的高度，剖析审美主体、审美客体诸要素对主客、心物之间兴会感应的决定作用；把握从具象到兴象、从心绪到兴义、从立意到取境等兴象与兴义间辩证运动的过程和形态；兼及此说所涉及的心、物、象、理等古代诗学概念的疏理。通过对“兴寄”说──一种诗歌审美运动规律的揭示，体现传统诗学所具有的科学性、系统性。     

三源一流:中国诗史流变大势

本文认为,中国诗史流变之大势可概括为“三源一流”。三源分别是以《诗经》为代表的儒家诗学体系,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诗学体系和以《楚辞》为代表的楚骚诗学体系,而汉末建安时代是三源汇合的关捩点;从汉末建安迄近代中国则是诗史的一流时代,无论是对外在因素（哲学思潮、诗人人格建构、诗学理论、诗乐关系等）的探察,还是对内部结构（诗之体、诗之音、诗之象、诗之意）的关照,无不显示出本期诗歌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相对独立的诗歌系统     

走在红尘边缘:袁霓与简桢的散文

袁霓和简桢的散文,有三项类似的主题:一是对远逝的童年和乡村的记忆,二是对尘世男女故事的叙述,三是为探寻生命的意义与佛的对话;其"意识流"的方向类似,其中的蕴藏却有异。她们同中有异的红尘叙事,揭示了人类一些永恒的精神困境。     

超越的主体─—李白矛盾心态初探

本文认为“庸人”与“神人”、“个体不朽”与“循环永生”，“此在与永恒”的矛盾构成了李白独特的矛盾心态，而李诗那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和生命力就存在于李白对于自身矛盾所作的不断超越当中，这是认识李白诗歌具有永恒魅力的一个重要途径。     

离别重逢：尹湛纳希小说的情感世界

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的“离别重逢”母题在仿拟明清小说中的创新。他认为“离合”是个体生命历程的常态,而能体味其中“悲欢”意味,则为人性觉醒、审美体验的提升。在“离”“聚”对应书写中,有意设置新内容,以突出人物特立独行的性格特征,在“离别”“重逢”的社会磨折中表达主体感悟,展示世俗与超世俗的审美意味。一者,赋予“乱”的内涵新的意义,不再仅仅是自然或人为灾难所致,而有趋利之辈所加者。二者,外力的有意“聚合”会加剧当事人的烦恼。三者,以聚合、离散悲悲喜喜揭示离开秩序混乱生活的快乐,以及聚散根源——外在势力的压迫而导致生活艰难、磨难。尹湛纳希吸收了中原小说、诗歌中的母题元素,使“离别重逢”母题的意蕴更加丰富,而其自传体笔法则令爱情、亲情关系书写又有新突破。     

现代诗歌的“难懂”及其解读的“钥匙”

“难懂”是诗歌的重要表现形式与内容,也是诗歌的本体追求之一.诗歌的“难懂”延缓与拉长了读者的“期待视野”,造成了诗歌的多义性,同时也成就了诗歌作为艺术的开放性.“难懂”的现代诗歌已经构成当下艺术的主要形式之一,同时也是当代诗歌最应值得重视的书写形式,它丰富、深化着现代人对自我、世界的存在性反思与主体建构.唯有尊重现代诗歌的“难懂”品质,我们才有可能在“难懂”的诗学基础上展开对现代诗歌的解读.这样的解读将推动当下汉语诗歌的积极书写.而读者对诗歌的表现形式的适当了解也将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诗歌——现代之维上的当代诗歌.     

论杜甫与陶渊明的诗学关系

陶渊明和杜甫同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山峰,两者有着深层的诗学渊源关系。杜甫涵纳百川转益多师,陶渊明的田园诗艺术滋养了杜甫的诗歌。而诗圣杜甫对陶渊明及其诗歌的评价、阐释、接受和发展自然提升了陶渊明的诗学地位,光大了田园诗的成就。虽然杜甫认为陶渊明“未必能达道”,且这一观点引发了学术史上的长期争论,但是杜甫同时又充分肯定陶诗的崇高地位,在诗学史上第一次将陶渊明列于谢灵运之前,认为陶诗完全合乎《诗》、《骚》的诗学精神,且在自己的田家诗中自觉接受并发展了陶诗的体恤万物的情怀、“真”的诗学精神和恬淡的审美风范。     

作为道家传统的以物观物与中国诗学的美感经验

作为道家传统的"以物观物",是中国诗学美感经验的源头,也是中国诗学美感经验的集中体现."观"体现了身体与自然的联系,"以物观物"意味着视觉的游移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观察者这样一个中心的潜隐,意味着对个人情感的排除,对自然本身状态最大程度的亲近.王国维以"以物观物"对中国的抒情诗进行了现代阐释,他并没有排除情感之于文学的基质性意义;控以来,正是王国维开始以现代性的眼光对传统的文学概念进行了改造.叶维廉以"以和观物"阐释中国的山水诗,从比较诗学的高度强调中西观物程序及其表达方式的差异,给这一命题赋予了新的内涵.     

诗歌情思的个性体现及其共性

中国新诗从现代发展至当代,在张扬“个性”的大旗下始终聚集着众多的支持者。诗歌是诗人情感的家园,只有经过升华的情感才能成为诗歌的情思。面对诗歌日渐偏向于“私人化”的倾向,在诗歌本身所具有的内在性、含蓄性之外,我们还应注意到诗歌内涵(情思)与读者内在精神世界的“共鸣”。这就不免要我们仍旧关注诗歌情思的哲理性的问题。     

诗学视野下的朱陆思想分歧论

朱陆异同是学界长期关注的一个议题.朱陆诗学思想体现了哲学分歧在文学审美领域的延伸.从文道观来看,朱熹认为文道既为一体又各有分际,而陆九渊则强调文道在本质上的圆融一体性,这实际上反映了理本体与心本体对本末关系的认知差异;从诗学观来看,朱熹融诗教于诗情,笃实守正,而陆九渊倡扬诗学个性,宽容新变,这与心性论的二元、一元划分不无关联;在以诗论道的层面,朱陆论学诗的内容则直接反映了读书穷理与务立本心的工夫论鸿沟.此外,朱陆诗歌美学对于儒家理想典范人格的推崇重点不同,也显示出朱陆德性践履思想的差异.     

艾米莉·狄金森与罗伯特·弗罗斯特对比研究——诗歌表层主题和深层主题的相似性与相异性探析

艾米莉.狄金森与罗伯特.弗罗斯特是美国当代杰出诗人。本文通过对诗歌主题的对比分析,总结出二者诗歌表层主题和深层主题的相似性和相异性。     

德行成本与道德自律的社会机制

伦理学史上有两种不同的自律观 ,一种是以康德为代表的自律观 ,认为自律与“异己意志”、“感性世界”等任何外在因素无关 ,一种是马克思主义自律观 ,认为自律与感性世界、世俗利益、经济关系有关。从马克思主义自律观出发 ,我们认为公众自律素质的生成与德行的产生 ,并不全是个人理性的简单追求和狭义的道德教育的功劳 ,而应充分考虑到德行背后的利益动因和道德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