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宪派”与战后日美关系的历史考察

日本修改宪法的动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族主义的倾向。日本修宪的主张起源于战后日本的"修宪派"。"修宪派"在战后初期曾遭到美国的压制,一度获得政治主导权之后曾立志摆脱美国主导的所谓"战后体制",修改和平宪法,但是他们的尝试没有成功。安倍晋三是"修宪派"的继承人,他利用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再次提起修改宪法问题,为摆脱"战后体制"、加强日本独自的防卫能力进行挑战性尝试。安倍虽然强调强化日美同盟,但是骨子里却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要摆脱美国主导的"战后体制",摆脱美国的控制,恢复日本的大国地位。     

岸信介执政时期日本海上防卫力量的重建

《日本国宪法》宣布日本放弃战争并对军事力量做出限制。宪法甫一出台,便出现了"修宪论者",这与幕末日本和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后继起的"条约修改运动"十分相似。岸信介是战后初期"修宪论者"的典型代表。在他执政时期,虽然"修宪任务"未完成,但通过不断找寻"防卫力量"与宪法契合点的诸多努力,留给了后人一笔政治遗产,即在"南进论"指引下构筑海上防卫力量。从"吉田路线"为海上防卫力量复兴所做的准备,到岸信介执政时期的重建,再到池田内阁以后的传承,日本海上防卫力量经历了由复苏到强大的过程。结合今天日本的实际情况,可以认为战后日本海上防卫力量的重建是从岸信介政府以日美同盟为后盾与美国共享亚洲及太平洋海权开始的。     

日本第46届众议院选举及政局走向

日本第46届众议院选举,是在野田佳彦内阁被迫解散众议院、民主党败选征兆明显的大背景下举行的。投票的结果,自民党成为众议院选举的最大赢家,民主党遭受惨败。选后,自民党与公明党联合组建了安倍晋三内阁。新成立的安倍内阁将重振日本经济、强化日美同盟等作为核心政策课题,并致力于继续推动日本国内的修宪进程。但是,安倍内阁的内政、外交政策必将受到诸多因素制约,恐难以在短期内取得成效,并面临2013年7月份参议院定期选举的"关口",稳定执政的前景并不明朗。     

宪法视野下的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问题

安倍内阁在解禁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问题上先后采取了两种法律方式:直接修宪和解释修宪。从宪法学和宪法实务的角度看,两种方式都存在诸多问题。直接修宪方式通过修改宪法第九条解禁"行使集体自卫权",将直接破坏《日本国宪法》的和平主义原理,同时还破坏了《日本国宪法》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联合国宪章》的法源位阶关系。解释修宪方式超越了内阁的宪法解释权限,并且内阁的宪法解释及其修正案不具有真正的法律效力,通过内阁会议形式修改宪法解释也无明确的法律依据。尽管法律层面上存在诸多问题,但综合当前日本国内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国际局势等各方面因素看,解释修宪方式未来发生逆转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在实践中形成的宪法——兼谈日本宪法第9条

制约国家权力以保护个人权利只是宪法的一面，而国民作为主人公，发挥能动性则构成宪法的另一面。护宪派从宪法的社会契约性与普遍的价值性出发认为不应修宪，而修宪派则以日本宪法在制定程序上存在问题为由主张修宪：他们的问题都在于将法律文本绝对化，而宪法，并不仅仅指的是成文的法典，而是与宪法内容相关的各种法、制度、习惯的全体，是人民通过主观能动的政治实践活动形成的宪法。     

派兵之后话修宪

岁末年初的日本 ,上下一片忙碌 ,更是忙煞了小泉首相 :又是派兵 ,又是参拜靖国神社 ,又是准备修宪。在实现了自卫队荷枪实弹奔向海外战场之后 ,修宪已被小泉政权视为其“最大的政治课题”。小泉志在必修 ,务要实现日本“战后政治总决算”。新年伊始 ,便紧锣密鼓 ,开始着手修宪。 1月 6日 ,自民党公布“2 0 0 4年运动方针” ,确定明年 1 1月自民党成立 50周年时拿出新宪法草案 ,并为修宪和审议新宪法而着手修改《国会法》 ,制定《国民投票法》。 1月 1 6日 ,自民党又召开大会 ,进一步确定今年的具体行动计划 ,其中又将修宪列为首要任务之一。…     

当代日本安全政策:激进修正还是渐进转变

当代日本安全政策转变已引起全球关注。其核心要义——"安倍国防学",自2012年安倍晋三重掌政权以来已取得快速发展和重大突破,具体表现为政策法制的连续更新、体制机制的不断改革、军力的结构调整和水平提升。这种发展和突破,是冷战后日本防卫政策整体变化的历史延续,但由于受到持久制约和自我设限,导致日本二战后形成的"安全认同"的核心支柱,即与修宪、强军、派兵、动武相关的关键指标尚未发生实际意义上的颠覆性变化。近期世界格局及秩序加速深刻变动,安倍政府也在开始新一轮安全防卫政策的调整,力推防卫自主性与打击能力构建,并将之重点作用于西南防卫和印太安保。这种新动向使得东亚邻国看待日本动向的姿态日趋严峻,并将带动地区格局与均势的盘整。     

日美声明下的日本修宪战略

为实现政治、军事大国和正常国家之目的,日本外交战略与内政上的修宪战略双管齐下,相互呼应。随着新的日美共同声明的发表,日本修宪战略的总体框架浮出水面:一是制定《国民投票法》确立修宪程序,二是设置宪法审查会推动修宪的实施。日美近两次共同声明与日本修宪进程之间有着本质上的逻辑联系。随着日美同盟的深化,修宪战略的逐步展开,日本宪法的修改恐怕不可避免。     

俄乌冲突视域下日本对俄政策的基本框架与效果评价

俄乌冲突发生后,日本调整了以往的对俄政策,岸田政府紧随欧美国家加入了制裁俄罗斯的行列。日本对俄政策的调整既体现了岸田政府极力展示自己执政特色的现实需要,也体现了日本欲渲染俄乌冲突对国际社会的恶劣影响以迈向“正常国家化”的战略需要。同时,俄乌冲突为日本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遏制中国提供了契机。岸田政府以日美同盟为基轴增强对俄威慑力,以共享价值观的国家为重点构建反俄同盟,同时通过拓展经济领域合作降低能源方面的对俄依存度。但这些举措无法助力日本战略目标的实现,不仅严重影响日俄和平条约谈判进程,而且突破“专守防卫”政策、谋求军事力量的提升等行为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制造地缘政治对立,不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日本防卫政策调整、动因及其影响分析

根据日本制订的《防卫计划大纲》等战略文件，冷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调整可划分为“全方位防御”构想、“多能、灵活、有效防卫力量”构想、“机动防卫力量”构想、“联合机动防卫力量”构想、“多域联合防卫力量”构想五个发展阶段。《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发展计划》三个新战略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日本防卫政策展开了新一轮重大调整，其突出内容是把中国列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强调要从根本上强化防卫力量，提出日本可对敌领域实施反击的所谓“反击能力”构想，从而使日本防卫政策由守转攻。这不仅给中日关系的发展带来冲击，给地区安全稳定也将带来负面影响。     

浅析日本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日本一直努力争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第59届联合国大会召开前夕,小泉内阁基于新的国际国内背景发起了争当常任理事国的外交攻势,其意图旨在推动日本走向“普通国家”,并巩固内阁执政地位。但一系列因素决定了日本的目标在短期内不可能实现。中国政府在此问题上应避免明确表态,以最终争取到一个既有利于中国长远国家利益,又为民众感情所接受的局面。     

地缘政治思想对中美日关系的影响

美国、日本的对华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传统地缘政治学说和权力均衡理论的影响。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的“再平衡”战略以及对南海、东海矛盾的介入,安倍内阁提出所谓的“自由与繁荣之弧”、与美国修订防卫合作指针、修改国内相关法律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其对华政策及地缘战略服务的。中国倡导共建“一带一路”,遇到来自美国和日本的质疑,其背后仍旧是西方传统的地缘战略因素在起作用。共建“一带一路”本身既是对传统的西方地缘政治学说的否定,也是“海陆和合论”这一地缘政治经济学新概念的具体实践。重塑建设性的中美日关系,或许需要从影响决策者利益认知的地缘政治学角度探寻出路。     

论日本“一强多弱”的政党格局

2012年12月安倍内阁执政以来,历经2013年参议院选举与2014年众议院选举,政党格局呈现“一强多弱”的结构内涵。“一强多弱”政党格局的产生原因颇为复杂,是各种制度性、生态性因素在同一时期内相互交织的结果。其影响主要体现在政党体制、内阁决策、国会立法以及修宪路线等领域。“一强多弱”政党格局的发展,将受到国政选举、内阁业绩、在野党重组以及选举制度改革等多种因素左右。“一强多弱”政党格局虽“有利”安倍内阁执政,但有损民主主义社会的健全,而且与选民政治意识、选举制度目标相乖离。     

论安倍内阁的安保法制改革

二战后,日本的安保法制改革一方面不断背离“和平宪法”的限制,另一方面不断加强《日美安全条约》的法律效力。冷战时期、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初,日本一步步突破“和平宪法”,强化《日美安全条约》适用效力,为安倍推行安保法制改革提供了基础。自民党的执政经验、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加剧、美国自身战略利益的驱动以及中日战略互疑的加深,构成了安倍内阁的安保法制改革的内外成因。为强化自卫队活动范围和力度,加大干预国际安全事务,实现日本国家“正常化”及军事大国化的根本目标,安倍启动修宪进程,通过变更宪法解释解禁日本集体自卫权,放出“安保三箭”,制定并修改一揽子安保相关法律。安倍的安保法制改革即将在具体法律层面得到全方位实现,从修宪层面来看,在中长期内实现的可能性不断增大。安倍的安保法制改革是对《日本国宪法》“和平主义”原则和精神的严重背离,不但会对日本的国家发展道路形成根本性的负面影响,还会直接影响亚太乃至世界的安全形势。     

面孔

正稻田朋美日本新防卫大臣报家产资产最厚日本内阁10名新入阁成员近日公开个人资产。包括家庭成员资产在内,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在新阁僚中身家最高,以1.8178亿日元(约合1185万元人民币)跻身"亿元俱乐部"。除稻田朋美外,新阁僚中还有两人身家过亿,如再将首相安倍晋三、副首相兼财政大臣麻生太郎等老阁僚包括在内,日本内阁成员的平均资产为9679万日元(约合631万元人民币)。根据日本2001年确定的《大臣规     

当前日本的知识分子护宪运动

战后日本的知识分子护宪运动并非必然以和平主义为指导思想,但曾切实遏制了政府的修宪进程。面对第二届安倍内阁制造的又一次宪法危机,日本知识分子积极开展护宪运动,实际改变了政治议程与社会舆论,体现了相当的政治影响力,其代表性思想是立宪主义。现有知识分子护宪团体能否坚持在国民主权、立宪主义原则的指导下与政府违反宪法、违背民意的行为进行斗争,将直接影响未来宪法问题的走向。     

台湾"宪政改革"的政治功能和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资产阶级民主宪政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是台湾地区不断进行"修宪"和"宪改"的内在动因。台湾地区"修宪"和"宪改"的主要政治功能,是"为因应国家统一前之需要",围绕着确立和巩固资产阶级民主宪政制度,实现政治转型、分配权力、配套制度、提高统治和管理效能。在"和平发展"成为两岸关系的主旨和价值取向的背景下,有必要重新审视台湾地区"宪改"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安倍内阁国家安保战略的基本内涵与调整动向

安倍二次执政以来,全力推动日本国家安保战略转型,在国家、地区及全球三个层面构建起结构相对完善的新安保战略。日本制定新安保战略旨在更有效地保障本国安全利益,具体而言,国家层面的安全利益依赖日本自身的防卫力量与日美军事同盟来保障;地区层面的安全利益由日本与韩国、澳大利亚、东盟、印度的双边或多边安全合作共同维系;全球层面的安全利益主要通过与国际社会开展合作、积极参与国际安全事务来维护。安倍内阁对国家安保战略的调整具有系统性,它全面拉开了日本国家防卫由守转攻的序幕:一是强化自主防卫能力与日美同盟;二是构建地区安全合作网络;三是提升对国际安全事务的介入能力。我们必须对日本在安保领域的这一系列动向保持密切关注,并妥善应对其负面影响。     

战后日本福利体制构建的政治逻辑

日本作为后发型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经济发展尚未达到推广普及性福利政策的条件下,岸信介内阁推动建成了基本的福利体制框架,实现了全民皆保险与皆年金制度。从福利体制构建的政治逻辑来看,岸信介内阁利用福利政策均衡国民经济收入,实现"安民"的同时进而"统民"来反作用于经济的发展。在战后民主政治的背景下,其以福祉体制的构建来顺应民意达成政权稳定的目的。最终巧妙地将"福利"与"防卫"进行捆绑,力图突破外在美国制约与内在反对声,对防卫力的发展进行"松绑"。可以说岸信介内阁有意识、有目的地顺应与引导福利发展最终朝着不仅是体制地建成,更是一种国家主义之下统合国民,实现政权稳定、计划经济的总动员以及国防重建的多重目的。     

日本军事大国化的新动向

近年以来 ,日本在军事方面的一些新动向非常引人关注 ,其主要表现是不断在立法和实践方面突破“专守防卫”、“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等日本防卫战略上的基本原则。在“无核三原则”方面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本文通过对这些新动向的考察来探讨日本军事大国化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