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特权制度下的人性异化——《尘埃落定》之解读

《尘埃落定》是藏族作家阿来20世纪90年代的一部优秀之作,作品以独特的视角讲述了一个藏族土司的“傻子”儿子的传奇经历,通过“傻子”的眼光来观察和认识这个土司世界的奇异和奥秘,以冷峻的目光审视了土司制度下人性的丑恶、宗教的虚伪以及命运所赋予人们的种种痛苦与不幸,刻画了那个靠近东方的藏族部落的末代土司及其家族的悲欢离合,展现了土司制度下的权力以及在这种权力制约下人性的异化。     

南京国民政府的保甲制新探——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乡村制度的变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 ,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的制度性改革对象———保甲制被南京国民党政府重新拾起 ,并逐渐在全国推行 ,这就是所谓保甲制的“复兴”。这种“复兴”固然与传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由于具体历史背景的不同 ,国民党这时推行的保甲可分为“剿共”保甲和“新县制”保甲两种体制 ,它们在推行目的、具体内容和性质上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 ;同时 ,它们又同属于保甲制由式微到复兴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保甲与自治的关系由相互对立发展到了相互融通 ,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渗透也在一步步地加强 ,出现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发展趋向     

民国时期保甲制度在赣鄂皖豫四省的前期推行

20世纪2 0年代末30年代初江西、湖北、安徽、河南四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展的主要地区,国民党蒋介石在这些地区推行保甲制度也最早。由于国民政府的大力倡导,各省政府的积极努力推行,几年实行的结果,赣鄂豫皖四省的保甲已具规模。由于保甲制度起到了有效控制基层民众、配合反共“剿共”的作用,国民党蒋介石认为成效显著,要求全国各省市仿行,并且保甲制度最终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的基层政权制度。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乡村社会权威在基层政治中的变动趋向——以晋西北乡村为例

20世纪 2 0— 30年代的晋西北乡村社会基层政治变动的突出特征是士绅向“权绅”的转变。这一变化的动力主要来自阎锡山军阀政府自上而下发起并实施的“村制”。“权绅”在基层政治中 ,由于服务方向转向赋予其“权力资本”的上级政府 ,与乡村社会联系纽带弱化 ,但并未成为阎氏政府在乡村社会中完全意义上的合格代理 ,而是在基层政治的运作中表现出巨大的主动性。“权绅”实质上蜕变为只代表本阶层利益的、独立于国家与社会之外的“权力精英”,成为阎锡山统治时期的制度之痼。     

建国初期城市基层治理的结构研究

20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变迁之深刻莫过于1949年以来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嵌入与改造.从长时段看,它是应对晚清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解体溃散,社会危机持续加深的产物.此举改变了自秦汉以来,国家权力达至郡县的制度结构,构建了现代民族国家所具有的强大社会动员与组织能力.因此以“结构”为研究视角,探究20世纪50年代国家政权对基层社会的形塑,有助于深化对当代中国史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传媒权力的扩张

传媒权力在20世纪90年代的扩张是一个十分醒目的文化事件,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来自传媒无处不在的力量。市场经济语境下,传媒权力开始越过传统的疆界,通过聚拢社会注意力以及塑造人们的消费时尚,在商业社会里大显身手。同时,传媒权力还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建构了“媒介帝国主义”的文化新景观。     

《太阳部落》和《月亮营地》:梅卓小说之民族文化寻根

进入 2 0世纪 90年代之后 ,藏族女作家梅卓以凝重而幽邃的情怀、唯美而灵异的风格在文化寻根和美学创造领域构筑了一道醒目而奇绝的风景 ,她的长篇小说《太阳部落》和《月亮营地》传递了青海藏族部落历史行进的足音。一对历史的追思自始至终是文化寻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梅卓创作的《太阳部落》和《月亮营地》这两部小说涵盖了从民国初年到解放前 4 0多年中 ,在反动政府的多重压迫和欺凌下 ,藏族部落从最初的沉沦麻木到逐渐觉醒、从自相残杀到最终团结一致、为保卫家园而战的艰难历程 ,展现了藏族部落面临内忧外患的生存困境 :在部落内部 …     

从史诗《格萨尔》看古代藏族部落的议事会

议事会是藏族各级部落的权力机关,史诗《格萨尔》是藏族史前部落社会的活化石,以其为佐证,探究古代藏族部落议事会的组织形式、内容、特点等,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藏族部落的政治组织及议事制度。     

藏族部落与西藏地名

从藏族的古代传说和文献资料,特别是本世纪初在敦煌出土的古藏文文献看,藏族的氏族部落组织起源很早。藏族在原始社会时期同其他民族一样经历了漫长的氏族部落阶段,氏族起源的神话传说、氏族部落崇拜的神衹和宗教、部落形态下的文化生活,以及部落间的交往和战争,构成了藏族远古史的主要内容。藏文古籍中关于藏族起源于四大姓氏或六大姓氏以及由六大姓氏繁衍出各个支系分布于青藏高原各地的记载,反映了     

民国保甲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困惑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处于内忧外患,新旧体制交替之际,政府为了从社会吸取更多资源,一方面竭力将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延伸,企图加深并加强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另一方面由于乡村社会人才流失,民穷财乏,不得不与民休息,改善基层社会的生存环境.为此,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在统治区域推行地方自治.然而,因地方自治陈义过高,鲜有成效,不得不逐步改为保甲制度.保甲制度的推行,极大地改变了乡村社会原有的自治局面,保甲长成为国民政府统治乡村社会的新型干部.     

国家范畴在西方政治学中的复归及其原因考察

自70年代始,尤其是8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主导力量的西方政治学中,国家范畴获得了很大程度上的复归.这一复归的发端潜在于后期行为主义政治学实行的“新的革命”,得力于法国“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家普兰查斯关于国家相对独立性的研究,而突出显现于“国家—社会关系”理论针对多元主义理论发起的争论,以及关于权力精英统治”的研究.这一复归同时也折射着西方社会对20世纪巨型国家的批判,以及关于“究竟谁在统治美国”的问题求解.国内学界已开始注意到这一动向,并引起关于政治学、政治哲学,尤其是关于国家学说的新的思考.     

青海拉安藏族部落的历史与发展现状概述

作为青海古老的藏族世居部落,拉安部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为青海的长治久安和发展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明清之际,由于东西蒙古大举入驻青海,迫使环湖地区各藏族部落向黄河以南迁移,拉安部落亦同其他藏族部落一样,遭受背井离乡之厄运。随着蒙古族的衰落及清政府抑藏扶蒙、分而治之、那彦成"查办番案"等政策的干预,两族之间产生了数百年的草场争夺矛盾。之后西宁办事大臣福济筹办安置事宜,为移入河北的拉安等八个藏族部落分地划界,形成"环湖八族",从而稳定了持续百年之久的藏族北移局面。本文以部落的发展纵横为脉络,通过大量的历史文献与口碑资料,对其族源、族名由来、形成、分流、兴衰及发展现状做了较为客观的概述。     

青海省草山纠纷的成因及对策

青海是一个多民族省份,民族自治地区占全省总面积的９８％,其中大部分是少数民族群众从事畜牧业生产的草原。草山的多寡、优劣与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历史上不同地区曾为争夺草山而不时发生纠纷。近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农牧民群众对草山的开发、利用、保护越来越重视,由此引发的纠纷械斗也不断增多。据不完全统计,１９９０年以来,我省发生草山纠纷６７９起,其中激化为械斗事件的约占２０％,伤１１３１人,死１３５人,造成经济损失９０００余万元。其中省与省之间的纠纷６４起,伤３７４人,死３１人,造成经济损失１６０…     

拓跋鲜卑"七分国人"述论

拓跋鲜卑“七分国人”是拓跋邻以自己兄弟的数目为前提对部落进行的一次整合,这次部落结构调整削弱了各部落的独立性,增强了拓跋鲜卑部落联盟的凝聚力,是其能够维持稳定发展并最终建立国家政权的重要原因。北魏前期的“八部”或“八国”即针对“七分国人”后形成的八族后裔而言,并非一个具体的行政区划。八部大夫和八部帅的设立是八部尊崇地位在国家政权体制中的体现,“八部制”甚至是西魏北周府兵制的核心“八柱国”的原型。     

“谐”体民歌探源

藏族地区是歌舞的海洋,藏族人民喜歌善舞,因此藏族民歌丰富多彩,源远流长。根据藏文史书《拉达克王系》记载:远在雅隆部落首领德学勤时期,约公元二世纪后半期,“歌舞已发展起来”。其民歌体裁,按现在藏族分法,一般可分为“鲁”体和“谐”体两大类。“鲁”体民歌产生较早,“谐”体民歌产生较晚。但是“谐”体民歌     

“经纪”体制与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绩效——20世纪前半期中国乡村社会权力格局对合作社影响分析

"经纪体制"是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一个必然的过渡阶段.20世纪后,建立现代民族一国家和对现代化的全面寻求,是任何政权为确立统治合法性都必须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基于此,自20年代后期,国民政府在开始基层政权"正规化"、"官僚化"的同时,为挽救行将崩溃的农业经济,也自上而下地掀起了"乡村合作社运动",并由此形成了政府行政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由于两者之间的高度耦合性,致使合作社为乡村中内卷化的国家政权和赢利型经纪所操纵、控制,异化成为乡镇长、保甲长等强势阶层谋取小群体利益的寻租工具,最终损伤了政府的乡村合作社制度安排绩效.所有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也不失借鉴意义.     

一年来若干学术问题讨论综述

先秦史 华夏民族形成于何时 一种意见认为,华夏民族形成于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口增长,民族部落的不断迁移和相互交往的扩大,各个部落之间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形成相反的利益,而在另一些时候和另一些地方又形成了相同的利益,由于引起了各个部落的分化和组合、战争和联盟,逐渐形成为不同的民族,华夏族就是这样开始形成的。 另一种意见认为,华夏民族是与夏代国家同时     

建构主义视角下的无政府状态——读温特的《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成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

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E.Wendt)是建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他的建构主义思想萌芽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并在90年代中后期引起国际政治各学派的重视。温特在《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成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一文中,分析了国家行为体互动的方式,形成了关于国际社会的互动理论;     

20世纪资本主义三次大转变对东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下)

三、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以电子计算机小型化和家庭化为标志的网络社会的来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开始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演变,10东西方社会主义运动都面临着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双重挑战。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计算机的小型化和家庭化,信息高速公路的开通,人类社会开始由因特网联成一体,在90年代正掀起一场“网络革命”。通过信息全球化,经济一体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正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演变。首先,因特网正加速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各个国家的经济越来越多地互相渗透,互相依存。11世界贸易的增长率大大高于世界生产的增长率。目…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新的发展阶段吗?——基于资本主义经济新变化对学界争论的重新审视

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学界发生了关于垄断资本主义是否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的争论,争论双方主要从国有经济发展以及政府对经济的政策干预两种表现形式来进行论证。从国有经济发展情况来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确实出现了国有化的浪潮,但国有经济主要是发挥辅助和补充的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又出现了私有化的浪潮,现在国有经济在经济中只占很小的比例。从政府政策干预的情况来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确实频繁采用宏观经济政策干预经济,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政策出现中性化趋向,政府更多地利用货币政策间接调节经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整个发展过程,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动向来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