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数据治理体系的多维变革及因应之策

伴随数字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国家间的数字治理鸿沟日益加深,以数字平台为主的私营主体逐渐成为跨境数据治理体系中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在全球性数据合作受阻的背景之下,部分国家逐渐转向区域治理、双边治理甚至单边治理。这对跨境数据治理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表现在从个人隐私到国家安全的理念更新,从一元管理到多元治理的主体赋能,从自由流动到数据主权的原则设定,从域内管辖到长臂管辖的模式转变,以及由单一转向多样碎片的规则构建。未来我国应立足于数据主权原则,平衡数据保护和数据流动的立场,兼顾国家安全与隐私保护理念,探索政府与私营部门共治格局,打造我国数据法域外效力之“矛”,构筑阻断外国数据法在我国适用之“盾”,推动构建多边和诸边的跨境数据治理规则,构建“攻防兼备”的跨境数据治理体系。     

数字治理的三重维度——公共卫生危机事件中的高校安全治理及智慧校园建设

数字治理模式的构建是全面落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也是高校对标世界顶尖大学建设数字化“双一流”高校的内在逻辑。数字治理可以理解为采用数字治理,即采取信息技术为治理提供更多手段;也可以理解为对数字进行治理,即对获取的海量数据进行治理;还可以理解为对治理本身的重构。高校的数字治理应从工具层面转向价值层面,从问题驱动转向理念驱动,从建立技术规制转向构建法理秩序,从技术治理为中心转向以权利保障为重心。     

参与困境、场景升级与数字乡村的全景治理——对湖州市“数字乡村一张图”治理平台的案例研究

新世纪以来,中国乡村治理普遍面临着村民日益增长的成员权意识和参与困境之间的基本矛盾;而在东部发达地区,逆城市化发展则推动了乡村治理的场景升级,高阶发展场景提出了服务新业态和提升乡村体验的新要求。面对由基本矛盾造成的“老问题”和场景升级带来的“新议题”,湖州市通过对数字化改革成果与地理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开发出“数字乡村一张图”全景治理平台。该平台通过“感知界面-应用终端-控制中枢”的运行架构对乡村治理体系进行了数字化改造,凭借数据融通机制和智能督办机制形成“一图感知、一屏管理”的全景治理模式。在“数字乡村一张图”的运行中,数字治理平台与移动终端的结合铺设了一条村庄公共性再生产的数字化路径;智能监测与互联网应用的结合则推进了高阶发展场景中的服务升级和管控升级。     

转向附近的治理

社会治理的主题是要处理社会性和公共性之间张力,体现为治理的实践就是要从空间上的附近着手去应对社会性不足和公共性的匮乏。从历史上看,为建构真正意义的现代国家,实现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国家权力通过政党下乡、科层制嵌入和技术赋能等途径不断深入基层社会,使国家权力不断靠近人民、成为人民附近的存在。其后果一方面是国家权力的下沉带来了多种权威类型出现在人民的附近,并且这些权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与冲突,另一方面权威之间的张力也激发了以传统社会关系为基础的非正式权威在现实生活中的重大影响。通过打造附近的社会连结,既让国家成为塑造社会公共性的主导力量,也让人民具有更丰富的社会性,最终实现国家与人民之间沟通方式的最优化。     

数据赋能与多元共治：基于大数据应用的乡村治理现代化研究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大数据应用则是加强和创新乡村多元共治的必然要求。综合数字治理理论和协同治理理论,构建“数据赋能-多元共治”的分析框架,提出大数据应用能够驱动乡村多元共治从各自为战转向流程再造、从分散治理转向协同治理、从基于经验转向基于数据,具有高效化、协同化以及精准化的鲜明导向。目前,从大数据应用驱动乡村多元共治过程的“前-中-后”来看,其保障支撑需要强化、统筹协调需要深化、监管规制需要细化。有必要进一步夯实乡村多元共治大数据基础保障的“支点”,打通乡村多元共治大数据集成平台的“堵点”,聚焦乡村多元共治大数据安全监管的“难点”,从而通过多方发力、多措并举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向纵深发展。     

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数字经济治理体系不完善是“十四五”期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和挑战之一。企业作为数字经济治理的微观主体，明确其治理职责，承担治理责任，强化治理作用是数字经济协同共治的基础。在界定企业数字经济治理内涵的基础上，本文从数字化使用能力、创新能力、竞争能力和引领能力四个维度构建了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指标体系，使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测算，并进一步探讨了其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中国各省的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呈现“东强西弱，南强北弱”的发展格局和“高、中、低”梯度分布的发展特征。第二，从全国层面看，数字经济治理技术、治理环境、治理人才和治理制度均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其中，数字经济治理技术对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作用最大，其次是治理环境、治理人才和治理制度。第三，从地区层面看，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四个影响因素的作用及效果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主要得益于治理技术和治理环境；中部地区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受治理人才和治理制度的影响更大；西部地区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则明显来自治理人才的驱动。     

数字赋能城市基层治理的路径探析

本文概括了当前我国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的现状及特点,分析了数字赋能城市基层治理的深层逻辑,指出了当前数字赋能基层治理在数据采集、数据共享及数据应用三方面存在不足,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进而提出破解路径需要各级政府部门从数字政府全局谋划,以市域大数据和智慧城市角度出发,聚焦城市治理大格局,通过加强顶层谋划、推进制度完善、完善应用支持、提升应用大众化、加大资源保障五方面着手,回应基层关切,让数字赋能基层治理见实效,实现基层治理的精准化品质化,以此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共同治理机制:国有公司制企业治理结构的创新方向

现行公司制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失衡、效率低下的深层次症结 ,在于“股东至上”逻辑下国企单边治理结构模式存在着内生缺陷。因此 ,克服缺陷、矫正失衡的思路设计必须是 :引入共同治理机制 ,以替代单边治理模式 ,变“股东至上”逻辑为“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 ,使企业利益相关者尤其是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及相应的剩余索取权 ,形成多元产权主体共同治理的新格局。     

元治理:创新社会救助治理的实现路径

社会救助治理的核心要义在于多元主体对社会救助事务的合作共治,其主要特征有主体的多元性、内容的系统性、方式的参与性和目的的公共性。"元治理"是科层治理、网络治理、市场治理三种治理模式的协同组合,旨在达成元治理参与者公认的最优化治理结果。"元治理"与社会救助治理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而"元治理"相对于其他治理范式或方法的比较优势更为明显。当前,我国社会救助治理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政府主导模式下的科层治理、网络治理、市场治理发展不平衡,并缺乏"治理的治理"层面的统筹协调。为此,应当借鉴"元治理"的理念和方法创新社会救助治理,既优化社会救助领域科层治理、网络治理、市场治理三种治理模式的功能作用,又促进三者之间的协同组合。     

数字化转型下网格化治理的逻辑、实践与路径

积极构建网格智慧工作体系,以形成反应便捷、协同高效、服务精准的“微治理”单元,是保障城市公共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防线。近年来数字城市建设、城市治理的技术化和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汇集在一起,以资源整合、流程再造、服务融合为基层赋能的网格化运作逻辑,极大提升了社会治理效能。基于广州“综治中心+网格化+信息化”的智慧网格治理建设实践可看出,打造智慧网格需进一步从理念更新、信息整合、流程优化、平台开放、队伍建设等方面持续创新,探索完善路径,以全面推进基层治理的信息化智慧化转型,为公共安全与社会稳定夯实根基。     

“结对竞赛”:城市基层治理创新的一种新机制

本文聚焦近年来在城市基层治理转型前沿发生的制度性变革,即基层政府的职能重心从传统的发展经济转向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领域,使得上级政府对其治理绩效难以清晰衡量,而更依赖于“印象政绩”的评估与考核。在此条件下,基层治理场域出现了一种上级“条条”部门与下级“块块”“结对竞赛”的新机制。“结对竞赛”有助于条块部门之间紧密合作,携手实现治理创新,克服以前的条块分割问题,以便向上级发送政绩信号;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向激励,导致过度创新和成功的创新经验难以扩散到竞争性地区等问题。本研究结合A区民政部门推动“社区分析工具”创新实践的案例进一步呈现了“结对竞赛”的运作机制与组织逻辑,并与“晋升锦标赛”和“项目制”等传统治理机制进行了比较。     

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践逻辑与建构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面临着突出的公共性困境,表现为公共性再生产不足、碎片化和离散化,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是破解乡村公共性困境的根本良策。乡村治理共同体这一概念既包含了合作和共识两个治理基本元素,也蕴含了形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践过程蕴含着三重解释逻辑：利用双向嵌入型重构价值取向、依靠政治势能促成权力聚合、通过互动交往形塑治理关系。为优化乡村治理共同体,应当注重彰显公共精神的价值追求、完善党建引领的权力关系、优化效能导向的治理制度。     

日本公共危机治理中跨部门合作机制研究——以“东日本大地震”为个案

现代公共危机已从“独立型”转向“系统型”,单一部门的治理模式显示出了适应性不足的困境,构建跨部门合作机制日益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课题。日本是一个多灾国家,在公共危机特别是自然灾害应对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治理模式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本文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构建了以跨部门合作能力为核心的分析框架,审视了“东日本大地震”中跨部门合作的“得”与“失”,力图解答跨部门合作存在的内在困境,并通过案例分析,从文化、领导、组织、资源和实践五个方面总结了跨部门合作机制完善的路径。     

国家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及其风险应对

新世纪以来，以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人类社会带入全新的数字时代。数字技术不仅重构了人的思维方法和价值理念，促使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发生深刻改变，推动人类社会创造出全新的生活样态，而且改变了社会的组织形态和运行方式，促使人类的活动场域日益突破传统的社会空间，走向以数据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数字空间。数字技术使人类社会从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到文化娱乐，从生产方式、商业模式到政府治理都在经历急剧的转型，而这又恰与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时期相重合。以此为背景，数字技术引发的不仅是一次单纯的技术革命，更是一场意义深远的国家治理革命，国家治理向数字化转型成为时代的必然趋势。在这一过程中，数字技术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全新的发展理念和技术支撑，但我们也必须对新科技所蕴含的潜在风险进行科学预判和提前应对。     

中西方国家治理逻辑的分析与比较——兼论西方国家治理困境的成因与镜鉴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基因与当代社会制度,中西方在国家治理若干基本逻辑方面呈现出鲜明对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逻辑、市场逻辑、选票逻辑和对抗逻辑主导着西方国家治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则呈现出民本逻辑、国家逻辑、选贤逻辑和协商逻辑交织而成的治理取向。在各自国家治理传统与基本逻辑的交互作用下,西方国家治理的总体性逻辑表现为“二元对立结构中的制衡与分治”,而中国国家治理的总体性逻辑可以概括为“一体多元结构中的协商与共治”。当前,西方国家治理普遍遭遇系统性困境,这是其固有的国家治理逻辑在新环境中演进失衡的结果,其根源可以追溯至新自由主义和治理理论兴起等因素造成的“国家缺位”问题。在西方国家治理陷入系统性困境的背景下,现代治理理论出现了明显的“国家转向”。我国应以西方困境为镜鉴,立足于发扬国家治理的中国逻辑,致力于构建彰显自身特色与优势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这一进程也有助于推动形成超越西方治理理论、更具世界性意义的现代治理理论。     

数字平台加重义务的理论阐释与规范形塑

数字平台滥用数据、算法与市场权力将会引发不同程度的损害风险,“命令—控制”型监管方式已经无力对之有效规范,将规制视角由外部转向内外协力,对平台课以超出现有规范框架之外的加重义务,透过平台义务性规则的设定实现与监管机制的有序互动,有助于优化我国平台治理的实施绩效。从理论依据看,建立在角色职责和能力职责之上的数据信义义务、负责任算法与数字平台守门人等理论资源,可以为数字平台加重义务提供理论证成。我国现有数字平台治理规范在企业法与数字法层面均未对数字平台权力滥用风险予以适应性调整,也缺乏生成平台加重义务的解释进路。为构造稳健安全的数字生态,应当通过统筹立法或分散立法的形式塑造以数字安全保护义务、算法风险防范义务和竞争状态维持义务等为核心内容的平台加重义务体系,并调适其中可能存在的规范冲突,实现数字社会平台经济的合规性治理。     

19世纪中期西方社会治理理论的多样化

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在推动西方社会发展进步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问题、阶级矛盾与社会对抗,为了应对这一系列问题,西方社会基于不同立场提出多种社会治理的思想理论。其中,古典经济学家坚持将“自由放任”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准则,功利主义者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社会治理的价值原则,空想社会主义者将“理性社会制度”和“大家庭联盟”作为理想的社会治理状态,而马克思主义者则提出通过社会革命建立符合全人类利益的理想社会。这些社会治理思想主张之间的相互影响乃至对抗,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治理手段多样化,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的有效性,进而实现其持续发展。     

日本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的构想与实践CSSCI

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数字经济治理成为全球经济治理博弈的新焦点,而掌握数字经济规则的制定权已然成为当前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对此展现出较强的“积极性”。日本将建构全球数字经济治理规则视为外交新任务之一。在数字经济治理问题上,日本主要强调“三化一可”(“自由化”“公开化”“无差别化”“可信任”)的理念性原则,以突显其在规则设计上的“高质量和高标准”特征。在实现路径上,日本在双边或小多边层面构建“数字经济治理同盟”,逐步将自身设想转变为具有约束力的现实规则,同时不断加强自身在数字经济领域的能力建设,提升和参与数字经济治理相关的基础性战略辅助。日本希望以数字经济治理议题为切入点,“以小推大”,构建所谓“大国”政治形象,对外彰显“大国”政治影响力,对内服务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为其国内经济结构升级和社会转型创造基础性条件。但囿于国内经济界的意见与设想、日本自身的外交能力与影响力、对数字经济的现实应用,以及全球政治经济博弈格局的嬗变等多方面因素,未来日本数字经济政策取向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治理:社区建设的新视野

文章先简要介绍治理理论提出的历史、治理理论的涵义及主要论点、治理与统治概念的区别,然后由治理理论推导出社区治理的概念及其涵义,通过对国内社区治理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得出“由社会控制到社区治理的转变是社区建设的需要和必然”的结论,从而为我国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社会建设和完善社会管理体系”目标的实现提供新的理论视野。     

从物理空间到流动空间：数字社会的空间流变及国家的治理效能

空间是理解社会的重要维度。传统社会地域和空间高度一体化，进而也与时间不可分割。由于技术的推动，现代社会的空间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即时间与空间相互分离。数字社会的空间已经不同于地理意义上的空间，即它日益呈现出虚拟空间、流动空间和编码空间的特点，且这种空间更多地成为一个全息空间。空间构成的根本变化使得数字社会的空间需要根据构成数字社会空间的基础要素——代码来进行治理，这就需要在代码的基础上对整个社会治理体系进行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