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行为意向的研究

本文以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等社会人口统计变量为研究重点，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分析了不同居民群体在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行为意向上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在目标意向和执行意向上均具有显著差异，性别仅在执行意向上存在显著差异，而年龄在目标意向和执行意向中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结论可以为决策者制定相关政策，促进城市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提供决策参考。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城市居民垃圾分类成效的影响——一个实地实验研究

人工智能技术在环境保护和治理领域的应用,给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和环境管理带来革命性的变革。基于杭州6个居民社区的实地实验,研究人工智能人脸识别认证技术、智能语音播报与自动分类称重集成技术和摄像头抓拍监控技术3种智能技术的实施对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成效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工智能人脸识别认证技术的应用提高了垃圾分类投放参与率,但在短期内降低了垃圾分类投放正确率;智能语音播报与自动分类称重集成技术应用的垃圾分类成效呈现正向,且因技术应用时间的增加而更显著;摄像头抓拍监控技术对垃圾分类投放对参与率和正确率均无影响。     

国有企业治理变化对技术投入影响的实证研究

经济转型时期,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干预逐渐减少,企业内部治理不断进行调整;作为提高竞争力的关键途径之一,技术创新也受到了治理变化的影响,因而其变化的方向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利用对近300家国有企业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首次实证了现阶段治理结构变化的方向有利于企业的技术投入,本质上可以称为一种治理的改善,并进一步分析了政府通过董事会和总经理(厂长)对国有企业技术投入行为的间接影响作用.     

网络关注度的客流响应差异成因分析--以张家界和遵义为例

不仅不同旅游地的国内客流响应存在差异,而且同一旅游地的不同国内客源地区的网络关注度的客流响应也具有明显不同。文章从旅游主体、客体和介体三个方面分析旅游地网络关注度客流响应强度差异的成因,并以张家界和遵义旅游为例展开分析。     

关于教育投入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探究

中国收入差距在过去20年中持续扩大,对经济的持续增长、社会公正与稳定都提出了挑战。本文通过计量模型探究教育投入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初步分析了不同层次的教育投资对收入差距的不同影响。另外,引入工业增长率来反映经济发展所处层次与不同层次教育投入的需要,进而分析对收入差距的效应。     

强力推进垃圾分类的“广州范本”

近年来,“垃圾围城”已成为我国很多城市发展的一块心病。而有助缓解此问题的垃圾分类,各地推动进度不一。作为国内较早开展垃圾分类试点的广州市,经过十余年的试点探索,2012年对解决“垃圾围城”又提出了新的要求,有了更大的动作。7月10日,广州市正式出台《关于推进全民垃圾分类处理工作意见》,对垃圾源头减量、垃圾分类投放普及、分类收运规范、回收利用等各方面环节做出明确规定和指引。同日,广州召开生活垃圾分类处理部署动员大会,市委书记万庆良出席大会并讲话,市长陈建华更是亲自上台讲解垃圾分类知识,积极开展动员,并向各区、县级市和市直单位代表下达《固体废弃物处理工作目标责任书》,将推进分类责任分解到各区市和职能部门,打响了一场解决“垃圾围城”的“人民战争”。     

信息技术采用对关系治理的影响:投入专用性的调节效应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在供应链中的广泛应用,企业间的竞争合作已成为供应链成员生存和发展的战略选择,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治理越来越重要,制造商和供应商通过联合行动共同应付投入专用性等带来的问题,从而促进双方的合作。文章在分析和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重点探讨信息技术采用对企业间关系治理的影响,以及在企业信息化过程中投入专用性和信任的调节作用,并运用来自海峡西岸经济区制造商和供应商的调研数据,利用基于调节效应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表明,在联合行动过程中,信任的调节作用显著,在事前的联合计划阶段,投入专用性的调节作用显著,而在后期的联合解决问题阶段,投入专用性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为企业在信息系统采用过程中处理各种资产的专用性投入提供一些理论上的借鉴和实践上的启示。     

政府收支分类改革以及对财政收支的影响

政府收支分类是一项财政基础性工作,通过对政府收入和支出项目进行类别和层次的重新划分,实现了收支分类与国际惯例的更好衔接,更为详细地反映了政府的财政信息,加强了政府预算监督,提高了财政透明度。     

在线声誉水平对消费者关注度的影响：对大众点评的实证分析

在线声誉水平代表了消费者对产品的态度,体现了商家的经营绩效。在线声誉水平如何影响消费者的关注度,能否为商家有效吸引顾客？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利用大众点评网数据,以星级水平衡量商家的在线声誉水平,以点击量衡量消费者的关注度,构建研究模型,发现在线声誉水平与消费者关注度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对于这种影响关系,本文用羊群效应分析了消费者的跟随行为,群体中的理性羊群效应占据主导后,声誉的持续提升对消费者关注度产生了抑制作用。同时,餐厅的产品属性和店铺属性在其中具有调节作用。该研究结论对于消费者和商家的决策都具有参考价值。     

基于ARTⅡ网络的煤炭资源资产分类研究

本文建立了用于煤炭资源资产分类的ARTⅡ神经网络模型,编制了相应的计算机和软件,并将ARTⅡ模型与模糊分类模型和基于BP网络的分类模型进行了对比分析,实例运行结果表明,用ARTⅡ网络进行分类具有分类稳定、结果可靠等特点。     

网络治理理论对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启示

网络治理理论作为当前流行的管理理念,具有多元、多层的公共行动系统等众多理念优势。我国地方政府在绩效评估方面也存在着缺乏问责制、绩效评估体系的缺失、监督主体不合理和公众没有回应通道四大问题。因此,将网络治理理论的先进理念应用到政府绩效评估上,可以得到一系列启示:建立"顾客至上"和多元监督主体的绩效理念、加强分权和问责制、保证结果导向和建立民主参与机制。     

“用钱投票”:公众环境关注度对不同产业资产价格的影响

雾霾是近年来中国最大的环境治理难题之一。本文考察了用百度搜索指数测度的公众环境(雾霾)关注度对个体投资者行为及特定股指收益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公众对雾霾的关注度越高,空气污染治理类股票收益越高,且影响波及环保类股票;同时,空气污染治理类股票相对高耗能产业股票的超额收益率较之环保产业股更高。研究进一步发现:两会代表热议空气污染治理问题时期,公众对雾霾关注度的提高导致环保股票收益率显著上升,而石油、煤炭等产业股票相对收益率下降。本文的研究揭示:大范围持续发生的雾霾通过吸引公众关注而显著地影响个体投资行为,从而对产业资本进行了再配置。政府有效的信息披露有助于推动公众与市场良性互动,并促进环境治理融资。     

情境因素对城市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行为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运用实证研究方法,首先分析源头分类行为意向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其次运用分层调节回归分析重点探讨情景因素在行为意向对行为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情境因素对行为意向可否转化为具体的行为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结论可以为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决策者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投资者彩票偏好对股票价格行为的影响研究

首次使用百度搜索指数来度量我国股市投资者的彩票偏好程度,并从市场整体层面研究了投资者彩票偏好对股市收益及其波动的影响.分析了和彩票销售数据的相关性,结果表明彩票偏好指数是有效的.随后使用巨潮系列规模指数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投资者彩票偏好会显著降低滞后1期的股市收益率,这种影响在中、小盘股票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对波动率的影响方面,彩票偏好会显著降低小盘股的当期波动率,并且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移动端体现出来的,表明不同端口投资者的彩票偏好对股票价格行为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使用上证A股系列指数进行的稳健性检验发现实证结果是基本一致的.     

知识权力对技术创新网络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

以中国R&D联盟中的企业为研究对象,将关系质量作为中介变量引入企业知识权力与技术创新网络治理绩效之间,实证研究并分析关系质量在知识权力与网络治理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间关系质量在知识权力3种类型(专家权、奖赏权与强制权)与网络治理绩效之间具有较强的中介作用,从而证明技术创新网络治理的本质是基于知识权力的网络组织间关系治理。     

不同管理体制下政府投入对基层农技推广人员从事公益性技术推广工作的影响

农业科技创新是发展现代农业的科技支撑,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环节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却因为目前存在的种种问题,改革迫在眉睫。但人们在改革措施的先后顺序上存在分歧,阻碍了这一进程。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是在大量的实际调查基础上,通过计量经济模型的实证分析,揭示在不同的管理体制下,基层农技推广人员从事公益性技术推广职能与政府投入的关系。我们的研究表明,目前我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难以发挥其公益性技术推广职能;政府投入虽然近年来有明显提高,但总量仍然严重不足;不同体制下政府投入的效果显著不同,促进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的管理体制改革有助于提高投入的效果。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公司治理对R&D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调节效应研究

公司治理通过监督和激励机制来控制经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使经理人有效配置资源,从而影响R&D项目的执行效果,最终影响企业绩效,公司治理自然被作为R&D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变量引入。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从理论上论证公司治理是如何调节R&D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并且提出相应假设,选取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层次回归方法和分组分析方法,检验机构投资者、国有控股、董事会、经理层股权激励对R&D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和独立董事对R&D投入与企业绩效没有调节作用,机构投资者与企业绩效有显著的直接关系,国有控股、董事会会议强度对二者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经理层股权激励对二者关系有正向调节效应。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R&D活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性和高度的专业性使得对其监督的难度比较大,通过给经理人一定的股权,使他们成为股东,用激励机制解决R&D活动中的代理问题可能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