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环境规制、非正式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

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重污染企业通过绿色并购可以达到节能减排和保护环境的目的。本文利用2008~2014年重污染企业并购数据研究了环境规制与绿色并购的关系。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并购战略的实施具有异质性影响。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并购呈倒U型关系,随着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重污染企业发生绿色并购的可能性先上升后下降;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并购的关系并不显著,而非正式环境规制与绿色并购呈正相关关系,随着社会公众环保意识的不断提升,重污染企业发生绿色并购的概率也不断增大。本文的研究揭示了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的关系,是对企业环保投资相关研究的深入和细化,对政府制定环保政策和企业进行并购决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财政科技支出对城市减排的影响及机制分析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财政科技支出对城市减排的影响并进行了机制分析。研究发现,财政科技支出显著抑制了城市二氧化硫和废水排放;中介机制分析表明,财政科技支出会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进而抑制城市污染物排放;微观机制分析表明,财政科技支出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进而有利于城市减排;面板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随着城市污染物排放量的提升,财政科技支出的减排效果越明显;区位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部地区,财政科技支出对城市二氧化硫的排放具有更强的抑制作用,而在中西部地区,财政科技支出对城市废水的排放具有更强的抑制作用;科教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科教水平较高的城市,财政科技支出的减排效果较强。     

PM2.5、健康成本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中国2009—2016年间24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采用系统GMM模型考察PM2.5浓度如何影响健康成本进而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发现:第一,PM2.5浓度上升增加了健康成本,挤占了其他消费和投资进而显著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第二,细分政府健康成本、社会健康成本和私人健康成本三条传导机制,研究发现PM2.5浓度上升通过这三条渠道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第三,PM2.5浓度上升导致经济欠发达地区陷入环境健康贫困陷阱而不利于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对经济发达地区没有显著影响。建议投入资金进行绿色生产工艺创新,从源头上解决雾霾污染问题,减少额外的健康支出。同时要警惕雾霾污染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影响,避免其陷入环境健康贫困陷阱而进一步扩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绿色金融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

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绿色金融助力企业转型升级,是金融未来的发展方向。使用2009—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DID双重差分模型,分析绿色金融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政策的实施对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与非国有企业相比,绿色金融政策的实施对国有企业的抑制性影响更加显著;行业集中度的提高,会强化绿色金融政策对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效应;相较于东部地区,绿色金融政策对中西部地区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效应更大;在进行平行趋势、PSM-DID、安慰剂等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融资约束导致投资不足还是代理问题导致投资过度?——基于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利用2001-2008年的统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我国上市公司投资支出与现金流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样本总体动因检验系数估计值为正,表明整体而言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主要缘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融资约束,融资约束在整体上处于主导性影响地位;按资产规模进行分组后的实证检验结果为,小规模公司更多地受到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影响,存在融资约束与投资不足问题,大规模公司公司存在显著的代理问题,而中等规模公司既存在基于融资约束的投资不足,也存在基于代理问题的投资过度现象。     

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路径优化——基于交易成本经济学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仍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不平衡问题。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撑力量以及污染物排放的重要源头，重污染企业的绿色转型成为经济转轨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当前重污染企业存在产业路径依赖程度高、绿色化发展程度低、转型难度大等问题。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角度来讲，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与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有关。资产专用性增加了重污染企业的转型成本，提高了转型风险，削弱了重污染企业的规模经济，从而影响绿色转型；不确定性会影响重污染企业的经营决策，对绿色创新形成挤出效应，同时还会产生寻租费用，从而影响绿色转型成本；交易频率会影响企业绿色转型的专用资产投资能否被收回问题，从而影响企业绿色转型。因此，应鼓励绿色技术创新，形成差异化激励机制，构建纵向一体化产业链，降低资产专用性对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健全绿色金融体制，引导社会资本参与转型，最大限度地发挥规模经济优势；构建绿色转型机制，完善数字化服务体系，减少不确定性的影响，最大程度地发挥市场作用。     

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支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影响了养老金的可持续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了挑战。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支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与机制。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抑制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养老保险支出则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机制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在养老保险支出正向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负向调节效应,且当人口老龄化跨越门槛值时,养老保险支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减弱。异质性分析中,人口老龄化的负效应、养老保险支出的正效应均呈现东—中—西部地区逐渐弱化的趋势;老龄化的负向调节作用在西部地区的促进效果反而不显著。从长远考虑,应尽快改善人口结构,提高人口质量;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险支出体系,促进基金收支平衡,实现地区间养老保险支出与经济包容性协调发展。     

绿色信贷与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

绿色信贷作为推进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重要金融政策工具，对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本文以2007年中国绿色信贷政策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为契机，利用2004—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样本，结合地方城市统计年鉴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方法考察绿色信贷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绿色信贷实施显著提升了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且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绿色信贷主要通过激励企业研发投入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两个途径促进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绿色信贷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在企业、行业和地区间存有差异，对国有企业、成长期企业、大型企业，以及归属于资本密集中间型行业、东部地区的制造业企业提升作用更大。本文的研究为绿色信贷助力制造业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金融资产配置、生命周期与企业价值

以2008—2018年沪深两市A股公司数据为研究对象,从企业生命周期的角度分析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价值的关系,以及发生作用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价值正相关,在处于成熟期、衰退期的企业影响显著,而成长期不显著;对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影响较为显著,对国有企业、中部、西部地区企业不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金融资产配置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增加企业投资收益、提高运营资金使用效率来影响企业价值,另外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受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货币政策等宏观因素制约。     

财务结构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机制 ——来自生物医药上市企业的证据

融资结构不合理、融资渠道不通畅是制约企业研发创新的关键因素。本文以生物医药产业为例,研究如何调整和优化财务结构,以缓解企业研发融资受到的约束,推动产业持续创新和高质量发展。基于2010-2017年中国生物医药上市企业非平衡面板数据,构建个体时点双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信息不对称情境下企业内外部财务资源配置对研发投入决策的差异化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净资产利润率、营业收入增长率显著正向影响研发投入规模,流动比率、资产负债率则显著负向影响研发投入规模,托宾Q值、现金持有量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地,区分企业所有制和地域,进行了异质性讨论和稳健性检验。本文的启示是,企业需主动缓解内外部信息不对称和代理冲突,以股权激励等方式提高创新的内在积极性,政府则要对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进行差异化的精准扶持。     

绿色金融政策对污染企业ESG绩效的影响——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绿色金融政策是具有市场型环境规制特征的金融工具,对我国经济实现绿色发展十分重要。基于我国上市工业企业数据,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法探讨《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的实施对污染企业ESG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1）绿色金融政策的实施显著提高了污染企业的ESG绩效,且在商业信用高、行业竞争程度低、非国有、金融市场发达的地区和东部省份的污染企业中表现更为突出。（2）绿色金融政策通过强化企业融资约束和倒逼企业提高社会声誉来促进污染企业提升ESG绩效。（3）绿色金融政策带来的ESG绩效提升对污染企业未来主业发展和经营风险降低均有积极作用。本文的研究对绿色金融政策如何引导污染企业转型升级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且为政府在“双碳”目标下完善绿色金融体系提供了相应参考。     

绿色投资、碳排放强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采用空间计量模型的非线性关系检验

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的影响,不仅会随着投资规模的增长而发生变化,还会因投资领域和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从而会存在非线性关系和投资种类的异质性.采用2003—2019年中国省级区域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和半参数面板空间滞后模型的分析表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和碳排放强度均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U型"或"N型"的非线性影响,对碳排放强度则具有"倒U型"或"倒N型"的非线性影响,目前总体上表现出从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向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转变的趋势;不同种类的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明显异质性,相比环保投资和生产性绿色投资,绿色企业融资的增加更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碳排放强度具有中介效应,即绿色投资可以通过影响碳排放强度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区域联动机制,有效利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的空间溢出效应;另一方面,要持续加大绿色投资规模和领域,并对各类绿色投资实施差异化策略以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充分发挥绿色投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的作用,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的共赢.     

智能服务、生产要素替代机制与绿色转型——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9年中国制造业969家上市公司数据,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探究智能服务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智能服务显著提升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成功实现企业绿色转型的内生驱动力。从路径机制来看,智能服务能通过技术要素和劳动要素对资本要素的有效替代,从源头上促进企业绿色转型。通过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受数据要素的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影响,新基建对智能服务绿色转型效应发挥具有重要作用。以上结论表明,制造业绿色转型的政策重点是,围绕发展智能服务,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和配套机制,通过新基建合理布局充分发挥外溢性,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效率的影响研究——以新三板企业为例

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高效运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数字普惠金融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提供新思路,进而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新三板企业数据,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效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升中小企业效率,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数字化水平均对中小企业效率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第二,数字普惠金融提升中小企业效率具有明显的行业异质性、规模异质性及区位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企业及中小型企业的效率提升效应更为显著;在东部地区及规模较大城市更为显著,在中西部地区及小城市中小企业的促进效应尚待挖掘。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推动企业创新发展、提高城市金融水平,进而促进中小企业效率增长。研究对于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和中小企业效率提升具有参考价值。     

我国教育财政投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研究——基于“规模和结构”的双重视角

本文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为基础,构建2003-2019年中国256个地级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从“规模和结构”视角研究我国教育财政投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结果发现：(1)从规模来看,教育财政投入增加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从结构来看,县乡教育财政投入比市辖区的促进作用更显著。(2)影响路径分析显示,教育财政投入主要通过创新、共享和绿色发展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3)教育财政投入规模和结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不同地区、不同行政级别城市具有异质性。因此,增加教育财政投入规模,优化教育财政投入城乡结构,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可行路径。     

基础设施投资结构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效率与机制

基于2002—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基础设施投资结构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演变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基础设施投资结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影响,且这一影响效应存在阶段性特征;机制检验显示,基础设施投资结构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与推动绿色技术进步两种途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显示,基础设施投资结构对东部地区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空间效应分析显示,基础设施投资结构在提升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同时,也带动了相邻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层层加码"与城市创新——基于省市两级经济增长目标差异的实证分析

城市创新是国家创新发展的基础。基于我国城市经济增长目标与省级经济增长目标的差异,实证检验经济增长目标的"层层加码"对城市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层层加码"显著抑制了城市创新;中介机制分析表明,"层层加码"会通过促进扩张性投资与挤出政府科教支出,抑制城市创新水平提升;微观机制分析表明,"层层加码"抑制了企业研发投入与专利产出,不利于企业创新水平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随着城市创新水平提升,"层层加码"对城市创新的抑制作用呈现出先增强后减弱的"V型"变化特征,且"层层加码"对省会城市与副省级城市创新水平的抑制作用强于其他城市。     

我国土地财政的产业抑制效应及其政策启示——基于35个重要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全国35个重要城市2003—2015年面板数据,将农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及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增加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土地财政依赖度作为解释变量,构建跨城市面板模型,以探究土地财政的产业抑制效应,并对实证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内生性与地区异质性检验。研究结果发现:(1)土地财政依赖度对农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增加值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且该估计结果通过了稳健性检验,表明土地财政有显著的产业抑制效应。(2)运用工具变量法对实证结果进行内生性检验发现,土地财政的产业抑制效应仍然显著存在,且克服内生性因素后,抑制效应均得到了明显加强;考察地区异质性表现时发现,土地财政的产业抑制效应存在地区异质性,主要表现在西部地区只在服务业方面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而在农业和工业方面却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3)从控制变量来看,无论是稳健性检验、内生性检验还是地区异质性检验,工资水平、物流发展水平均对产业发展有积极的促进效应;政府规模在西部地区对农业和工业有正向影响效应,但过大的政府规模不利于三大产业的快速发展。     

高管政治联系、过度投资与负债融资治理效应

以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具有政治联系的过度投资与负债融资的双向影响关系。实证结果显示:政治联系会引起企业过度投资;银行贷款对具有政治联系的过度投资不是产生了抑制效应,而是起到了促进作用,商业信用对政治联系引起的过度投资没有显著影响,而长期债务期限结构则能够制约政治联系引起的过度投资行为;政治联系引起的过度会减少未来期间的负债规模,并且延长未来期间的债务期限;负债融资与过度投资之间是双向相互影响关系。     

自贸试验区建设能否抑制企业“脱实向虚”——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基于此，以手工搜集的自贸试验区层面微观企业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自贸试验区建设对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自贸试验区设立显著抑制了企业脱实向虚。渠道机制检验发现，自贸试验区主要通过投资替代机制和委托代理机制抑制企业脱实向虚。调节机制检验发现，自贸试验区对企业脱实向虚的抑制作用受自贸试验区管委会行政级别及其与行政区政府间关系的影响。异质性检验发现，自贸试验区对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及东部地区企业脱实向虚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为推动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实现以生产激发循环动力，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