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历史时间:当下主义的内在危机及其超越

20世纪后半叶以降,在时代变化与学术革新的双重影响下,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阿赫托戈提出当下主义来指示现代社会的时间危机,其特征表现为过去和未来的双重缺失,转而追求一种永恒的当下。当下主义的提出基于法国的政治社会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局限性。倘若结合人类世、生态环境史视角加以考察,在一定程度上可拓展当下主义概念的外延,为超越其限度提供一种借鉴。然而,无论是当下主义还是人类世、生态环境史,都蕴含着一种潜在的未来危机。面对这种时间危机,以历史伦理学、生态时间学、星球史等视角思考历史未来或许可为历史理论提供一种可能性的途径。     

环境伦理的代际维度——“人类世”中完善环境伦理责任的可能性

环境伦理学自产生之初就包含了"非人类中心论"和"去人类中心论"的向度。然而自21世纪初,国际地质学界主张地球已经进入了"人类世",指出人类活动将持续对地质气候产生重要影响。这使得"非人类中心论"面临着现实效用和逻辑结构的双重困难。在环境伦理学中引入代际伦理的视角、确立未来人类的主体地位,能够解决"非人类中心论"的理论困境。同时,代际伦理研究可以促进跨文化、跨领域的共识,是"人类世"背景下完善环境伦理责任的可行路径。     

人类世的身体:当代艺术中的身体转向

人类世的显著特征是在“人类能动性”视野下,后工业时代技术发展对地球产生的不可逆转之影响,以及“身体”与“社会”在“归化”和“社会关系重塑”的双重变化之间再次交替。在此影响下,身体的边界不断扩展,身体正在转变为一个与技术、文化和社会交织的物质网络,这一特征引发了身体在当代艺术中的转向,即身体—环境、身体—技术,以及物质—话语三个主要向度,这三个向度同时触及了身体的重新定义对当代艺术创造性发展的拓展之维,以及身体政治的有效性对未来艺术发展的引导之维,它们共同为当代艺术的未来发展打开了新的面向。     

近世中日朝海禁比较

将近世中日朝“海禁”问题置于“东亚海域”和“文明冲突”两个视角中进行比较,既是一个新的尝试,同时突显了新的意义。在“东亚海域”视角下,中日朝“海禁”呈现共存、互扰和矛盾的特征;在“文明冲突”视角下,中日朝“海禁”都经历了因中华文明而“禁”,因西方文明而“开”。在禁与开的过程中,中日朝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时所分别表现出了不同的反应,由此而引出近世“海禁”对当代的启示。     

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建设上的一个重大问题——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人类共同价值的关系

本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人类共同价值的关系进行了论述,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人类共同价值有密切的内在联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应是人类优秀文明价值即人类共同价值的继承者、吸纳者和创新者。同时指出了人类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说是不同的。普世价值说存在着非历史、非实践的缺陷和价值霸权的弊端,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价值观是对立的,不利于中国正确处理和把握中西方文明的关系,不利于中国文化向现代的转型。     

“后农业文明”模式的全球性思考

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地区都相互连接,只有看清了整体,才能更进一步地认识局部,并找到局部在整体中的生态位。“后农业文明”概念是在“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二者的反思和革命。面对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城市化发展,以及城市化带给人类的困境,后农业文明有可能恢复乡村生活,这种恢复不是简单地恢复,而是在第三次、第四次工业文明的基础上推行“后农业文明”的发展模式。这是一种更高级的、更可持续发展的新的文明形式。在这样新的文明形式中,也许一些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其乡村振兴都可以不走西方城市化的老路,直接实现“后发优势”,从而帮助发展中经济体超越传统的工业化道路,进入一个更环保、更绿色、更可持续发展的新道路。     

真正的多边主义视角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在国际格局加速演变背景下,多边主义理念、制度与行动正遭遇严峻挑战。中国作为多边主义的维护者与发展者,积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真正的多边主义内涵丰富,体系清晰,包括守正出新的价值观、公平正义的规则观、问题导向的行动观和责任担当的角色观。真正的多边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问题意识、目标导向和治理路径上高度同构,符合当今国际体系中权力结构、秩序结构与文明结构转型的现状,在与形形色色的“伪多边主义”对照中体现出自身优势,并可以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中发挥团结作用、引领作用与塑造作用,有利于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价值基础与能力基础。中国始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人类进步的一边。     

历史唯物主义在什么意义上反对普世价值

讨论普世价值首先应明确一些基本的前提性观念,否则会造成一些无谓的误解和争论.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在人的自然规定性方面,人类存在着共同的基础,历史唯物主义承认普世价值的存在并肯定其意义.就人的社会性存在而言,人类没有普遍的共同性,在这样的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反对普世价值.由于现实的人是自然规定性和社会规定性的统一,很容易出现以人的自然的普遍性代替人的社会的普遍性的“越界”现象,把仅仅基于特定社会需要的价值观念以普世价值的名义来进行所谓的“普世化”.承认普世价值的存在既不意味着普世价值就能够有效引导和规范人们的行动也不意味着普世价值就应当成为价值体系建设的核心导向.     

人类世生态审美救赎何以可能——以贝特森、加塔利、拉图尔为中心的考察

贝特森的递归认识论、加塔利的情动本体论、拉图尔的行动本体论分别代表了自上世纪中叶以来思想界对于人类文明救赎的创造性思索。递归认识论借助"掠视界面"模型有效地应对了可持续发展悖论,使人类永续生存的问题从理论上成为可能;情动本体论将生态审美救赎的焦点锁定以主体性生产为中心的生态智慧,使人类以一种开放的"自为"存在与自然生态健康形成"二律悖反";行动本体论将生态审美救赎的目标指向地球关键带及其"保护膜",致力于通过建立人类与非人类的行动者网络,以对"准反馈循环"的敏感性来保护关键带中内稳态的大气环境。汲取以上三种救赎方案的理论精髓,理想的生态审美救赎模型应具备如下要点:一是将救赎的目标落脚到地球关键带及其"保护膜"这一真实的生活领域;二是人类作为救赎者应该通过对自身"欲望"的消减和对自然"症候"的回应担负起保护自然生态健康的责任和义务;三是救赎的根本点为以人类与非人类的生命共同体来维护地球关键带中内稳态的大气环境。在此基础上,该模型还应遵循如下原则:居间原则、反身性原则和分形原则,致力于在人类与非人类的生命之网中完成历史与个体的反身性重构,并保证了在顺遂"人性"的前提下完成人类文明的生态审美...     

论公共天下主义：概念体系与理论框架

本文在借鉴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公共天下”概念并构建“公共天下主义”理论框架，对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社会中因为多元身份认同导致的矛盾与冲突进行新的理论解释，并构建“公共天下”中“天下人”价值观与行为的伦理新秩序。公共天下主义是指整个人类社会成员属于同一个公共天下的道德意识与价值观体系，认为全部人类成员都是公共天下的共同组成者、建设参与者、文明分享者、责任共担者与公共治理参与者。天下是天下人共有、共建、共享、共治的天下，天下人是平等的，天下人需要友爱与合作，天下人具有分布理性，天下人需要互助互谅，天下人共存共荣共担风险。天下人身份认同作为公共天下主义的伦理前提，可以作为调节各种人类共同体利益冲突与矛盾的工具，促进人类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论中国历史上的“二世现象”

中国数千年王朝更迭史中存在十分突出的“二世现象”。该现象引人注目之处在于：绝大多数新王朝建立后,国家政权不是“二世而亡”,便有“二世之乱”。这种或亡或乱的“二世现象”,不仅反映了王朝更迭过程中的矛盾冲突,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专制社会权力传承的一种独特类型,折射了中国政治规范的两难状态和约束乏力。此外,“二世现象”还通过史籍、谏诤作为史鉴参与中国历史演进,成为中国政治活动内在的一个因素。因此,从“二世现象”入手,探讨中国数千年政治权力传承的特点和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变暖与历史学发展的四个论题

气候变化科学对以人类为中心的人文主义史学具有重要影响。科学家关于气候变化的观点不仅挑战了人类支撑历史学这门学科的观念,而且挑战了后殖民与后帝国时代历史学家在过去20年来,回应战后非殖民地化与全球化势态时所运用的分析策略。现在的历史知识构建以人文主义史学关于人类历史与自然史古老区分的失效为历史学科的大前提,将人类视为一种地质力量的人类世观念严格限定了人文主义史学,要求资本主义历史与地球和人类进化的更大尺度的历史进行对话。有记载的历史与深层历史进行这种对话是一个探索历史理解界限的过程。     

“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与当代中国社会资本转型

社会资本理论主要是围绕不同层面的“人类合作”问题而展开的,如何促进合作网络的不断扩大和发挥其积极效应可以说是该理论的独特价值与核心追求所在。当代中国社会资本的最大问题就是“合作网络”的封闭、缺失和分布不均衡,即合作秩序的难扩展。社会资本转型的实质就是探讨如何使不同层次的“合作网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逐步走向扩大并发挥其正效应。“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实质上是指西方市场经济文明下的人类合作秩序问题,由于中国的社会资本转型是建立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日益融入国际社会的背景之下,所以从哈耶克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中得到理论启迪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种新型文明观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一面旗帜.从历史维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扬弃传统中国“天下”体系和西方“绝对主义”国家强权外交理念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和平主义外交理念;从空间维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西方中心论”的狭隘性和“民族—国家”的扩张性,集中关注人类整体命运和世界和平,致力于建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在本质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转化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立足中国,面向全球治理的一种新型文明观.这种文明观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进“一带一路”的顺利开展,建设和谐有序的世界秩序提供全局性的战略指导.     

呈现之美：无为而治——先秦道家的政治美学与理想的人类生活

“无为”作为先秦道家基本点,被视为其“出世之学”的重要体现。但老庄从未离开现世,他们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与态度,并希望自己的政治理想能够在“人间世”得以实现。而从“无为而治”的角度,老庄的政治哲学体系呈现出一种美的展开。当我们回溯到原初的政治哲学与文化生活时,实现理想的人类生活,可以算作政治的根本目的,就此意义而言,这与美学的根本目的具有一致性。由此我们可以寻求到“政治关学”的概念。而道家的政治美学,外在为“无为而治”,内核是一种呈现之美。它的通达,最终是为了能够实现其至德之世的理想人类生活。     

1912～1919:劝世警世与混世玩世

从民国肇始到“五四”前夕这段时期是中国社会的动乱时期，一代文人经历了精神和道德的危机。社会风气影响着文学风气，“劝世警世”和“张扬旧道德”之作与“混世玩世”的酒色文学成为这个时期盛行的文学景观     

何以为人？——AI兴起与数字化人类

“数字人类世”警示我们,正在发生的数字化历史中,人类或将为数字科技所控制。在AI兴起的时代,数字化的人类也包括智能辅助人、生理增强人以及非整数维度的数字人。类型学揭示了数字化人类的三种发展方向：一是虚拟化,二是智能化,三是外脑化;相关趋势分析也足以说明,技术可能加诸于人的支持力和支配力可以大到何种程度,而人的自我迷失又将产生何种后果。关于人在“数字人类世”中将何以为人的疑问,本研究的回答是：只有在葆有自由意志与道德良知时,人才可能继续为人,并在数字交往的空间里实现数字化的跃升。     

弗里德里希二世“先军政治”探微

弗里德里希二世(1740～1786年在位),普鲁士国王,史称腓特烈大帝。他是18世纪中后期欧洲颇有影响的一位君主。在他的统治下,普鲁士强盛起来并加剧了军国主义化。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雄才大略在德国历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其中,他所推行的“以军事优先为核心”的“先军政治”最为引人瞩目。本文的主要写作目的,正是希冀通过对国际关系史和欧洲近现代史的剖析和梳理,来对这一问题进行些许初步的探微。     

文明对话模式之争:普世价值与核心价值

普世价值文明转型模式和核心价值文明自觉模式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对话模式。前者实际上是把西方文明的某些核心价值奉为普世价值,并要求弱势文明以此为标准进行改革和转型,最后融入这些所谓的"普世价值"之中。这种对话模式容易引发文明间的外部对抗,妨碍对话各方深入认识自己的核心价值,并掩盖自身的视觉盲点。后者则强调各文明在对话交流中反省自身原始责任意识,认识自己的核心价值,在对照中揭示自身视觉盲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自我更新。核心价值文明自觉模式应该成为未来文明对话的主导模式。     

基督教与中国宗教近世性格转型初探

宗教对一个民族精神性格的形成有着深厚而持久的影响。基督教和中国宗教在近世出现的性格转型，对中西社会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基督教将“天职观”与“禁欲主义”相结合，产生出一种蕴含着“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观念；而中国近世以来，儒、佛、道三教互动发展，也产生出了有入世性格的宗教精神。然而这两种具有入世性格的宗教观念又因其宗教理念上的差异性，影响东西方分别发展出了两种不同的社会性格和社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