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道德补偿机制研究

"共同富裕"的制度设计,从一开始就预设了两种相辅相成的道德补偿机制:一种是基于"道德理想"的道德补偿机制,一种是基于"道德义务"的道德补偿机制.在通往共同富裕的"先富"阶段,后一种道德补偿机制占主导地位,而在"共富"阶段,前一种道德补偿机制则跃居主导地位.现阶段,我国的贫富收入、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已成为一个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这要求我们建设并完善现阶段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道德补偿机制,以促进我国共同富裕政策的良性运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富裕.     

绿色发展视角下生态富民路径研究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激发经济活力及提升经济效率的重要机制保障。在当前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阶段,通过市场机制力促区域生态产品价值的不断增值是实现生态富民极为关键的要点和抓手。政府需要积极深化自然资源产权改革,促进绿色金融家的形成与不断涌现。文章从绿色发展及可持续增长研究视角介入,探讨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质量改善之间的动态平衡机制,并从理论上探寻共同富裕与生态福利的辩证关系,根据“增长极限说”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辩明共同富裕与绿色发展的互动和协同。在此基础上,文章认为生态富民能结合我国的双碳目标及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形成契合点,并据此提出我国实现生态富民的五个路径。     

绿色农业生态补偿的财政金融支持

绿色农业生态补偿是对绿色农业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支付补偿费用的一种制度安排。文章从绿色农业生态补偿的内涵入手,着重论述了绿色农业生态补偿的财政金融支持的充分条件,探讨了财政金融支持绿色农业生态补偿的资金筹措、制度建设和机制构建等路径选择。     

新时代生态文明视域下广西生态补偿研究

生态补偿是新时代落实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作为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广西在森林、水资源、水土保持、湿地、耕地、矿山等领域积极开展生态补偿实践,近年来生态补偿的领域和范围不断扩大、投入不断加大,有效促进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控制了区域环境污染、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提高了公众参与意识。但广西生态补偿和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还有一定差距,生态补偿实践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产权制度尚未健全,法律保障缺乏;补偿方式比较单一,补偿范围偏小;补偿标准还不明晰,补偿金额偏小;跨区域补偿协调难,范围不够大。借鉴福建、江西和新安江流域等国内典型的生态补偿实践经验,广西可从以下方面推进生态补偿：完善生态补偿的制度体系,提升法制化水平;加大生态补偿的财政投入,提高资金效率;健全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拓宽资金渠道;探索多元化生态补偿方式,扩大补偿范围。     

生态补偿问题研究

生态补偿问题是一个生态政治经济学问题,这是因为:首先,从生态补偿的目的来看,生态补偿终极的目的是保护"自然资本",而自然资本作为生命的支持价值,既包含经济学的内涵,又是一个事关人类生死存亡的政治问题,是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从生态补偿问题的产生来看,这既是经济的外部性问题,也是整体的公共政治问题,必须依靠国家和政府的公共主体和市场主体两种方式来解决.再次,生态补偿是对社会生态合作所带来的收益与成本的政治经济学安排.     

生态补偿意识对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培育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市场化生态补偿意识要素视角

以制度经济学和系统论的相关理论为指引,从市场化生态补偿意识要素视角出发,沿着"状态-压力-响应"的分析范式,对生态补偿意识影响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培育绩效的作用效果及内在机理进行系统探讨。研究结果表明:生态补偿意识有利于统一人们对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的思想认识,降低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的推广成本,促进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培育绩效的增长。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化生态补偿意识要素的积累是上述促进作用过程得以发挥的中介,且该中介作用的大小在临界生态补偿意识要素配比结构两侧具有非对称性,当基础性生态补偿意识要素相对过剩时,市场化生态补偿意识要素的积累将增强市场化生态补偿意识要素的竞争能力,提高基础性生态补偿意识要素的积极性,降低市场化与基础性生态补偿意识要素的结合难度,减少其结合成本,促进市场化生态补偿意识的形成,推动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培育绩效的增长。但当特异性生态补偿意识要素相对过剩时,市场化生态补偿意识的积累将加剧特异性生态补偿意识要素对基础性生态补偿意识要素的竞争,扰乱市场化生态补偿意识要素与基础性生态补偿意识要素的结合秩序,加大市场化生态补偿意识的结合成本,抑制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培育绩效的增...     

生态补偿机制的法律分析

建立一个长效、稳定的生态补偿法律机制对保护中国的生态环境,改善中国的环境质量,提高生态建设者的积极性,都是非常重要的。从法学的角度来厘清生态补偿这一概念,明确生态补偿的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确立生态补偿的种类,使国家生态补偿成为生态补偿的核心,以此为出发点,构建中国生态补偿制度的框架。     

西部地区生态补偿方式与补偿标准研究

生态补偿方式与补偿标准是生态补偿顺利开展的重要因素,但西部地区生态补偿方式与补偿标准并不完善。文章分析了西部地区生态补偿方式与补偿标准所面临的困境,并结合西部地区生态的特殊性、独特的社会结构,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生态补偿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基于区域分工视角

分工深化形成以生产生态环境服务为主和以生产物质产品为主的区域分工.生态环境的公共产品性导致的"搭便车"行为是区域经济差距形成的原因.实现经济效率与环境公平的统一,要求那些消耗大量资源对生态环境产生压力的经济发达地区对那些生态脆弱却提供生态服务的经济不发达地区提供生态补偿.国外生态环境服务付费的成功案例表明,实施生态补偿机制目标是生态环境保护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其核心是生态补偿标准.     

新时代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研究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贯穿于中国共产党探索共同富裕的全过程。当前,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还面临着诸多障碍,由此造成区域间贫富差距难以有效弥合、城乡贫富差距缩短进程受阻、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深受羁绊,致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未能充分发挥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作用。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深究其因可以发现,区域自然环境的客观差异、区域发展战略的政策偏向、区域经济改革的成效有别等,是造成区域发展不协调进而导致贫富差距的主因。进入新时代,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决策与战略、缩小中西部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深化区域经济改革,推动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     

生态政治视野中的生态补偿

文章考察了生态补偿问题的多维视野后,从生态政治的视野把握生态补偿,认为生态补偿是政府主导下合理分配社会一经济一生态复合系统中的各个不同利益主体间合作所带来的生态收益与成本,以达成生态正义、保护自然资本的生态政治经济制度安排.生态补偿问题是一个生态政治学问题,这是因为:首先,从生态补偿的目的来看,生态补偿终极的目的是保护"自然资本",以维持人类社会长远的整体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而自然资本作为生命的支持价值,既包含经济学的内涵,又是一个事关人类生死存亡的政治问题,是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从生态补偿问题的产生来看,这既是经济的外部性问题,也是整体的公共政治问题,必须依靠国家和政府的公共主体和市场主体两种方式来解决.第三,生态补偿平等地分配社会生态舍作所带来的收益与成本的生态正义性的政治制度安排.     

西部生态补偿立法研究

我国西部的生态建设虽然取得了积极进展,但目前生态环境仍呈不断恶化趋势;因此必须尽快完善立法,建立起有效的生态补偿的法律机制,才能确保西部生态补偿工作得以长期、稳定地实施。     

生态文明视阈下的能源法律制度研究

建立长期稳定的能源法律制度对能源问题的解决大有裨益。虽然我国已初步形成能源权属、能源财政税收、能源生态补偿和能源监管制度,但就制度内容和设计上看,仍有诸多问题有待厘清。在生态文明理念的指导下,应从健全配套机制、强化协调机制、引入利益衡量机制等方面对能源法律制度进行完善和创新。     

我国草原生态补偿制度探析

我国拥有草原60亿亩,占国土面积的1/5。据统计,目前我国90%以上的草原都处于不同程度的退化中,草场退化面积达20亿亩。草原生态系统功能的恢复离不开生态补偿机制,本文阐述了我国建立草原生态补偿制度的必要性以及草原生态补偿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并就如何完善草原生态补偿机制提出了五点建议,希望能对草原生态补偿立法和制定相关政策有所帮助。     

高州水库水资源生态保护财政政策研究

水是生命之源,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极其重要的基础性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经济资源。水资源生态环境保护的性质是公共品,这决定了作为政府重要职能的公共财政必须在提供生态环境保护中扮演重要角色,发挥关键作用。高州水库作为茂名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命之基,却因近年来水库集雨区内水土流失、水质污染等问题目益突出,为茂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对高州水库生态保护进行针对性的财政政策研究,制定和实施有效的财政政策,     

我国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的立法问题研究

建立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就是要将生态补偿纳入市场化运行的模式中,把市场本身所具有的调节利益的杠杆作用与生态补偿机制的激励作用结合起来,从而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维护生态安全与生态公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研究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的立法问题,首先要明确建立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是顶层设计,它更需要法律制度作保障;其次要明晰市场化生态补偿的基本内涵;再次要厘清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最后要科学设定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中的立法边界。     

生态补偿立法的思考

名称是对法的内容的高度概括,《生态补偿条例》和《生态效益补偿条例》都有其不周延之处,笔者建议命名为《生态保护补偿条例》。第一,界定立法中的生态补偿专指狭义的正外部性即增益性的生态保护行为,既与国际接轨,又避免了歧义;第二,强调目前的生态补偿仅停留在经济利益的补偿上,我们的生态补偿还有更高的目标——生态效益补偿要实现。生态补偿立法在内容上要具有完全性、明确性和协调性,才更具可操作性,一是涵盖的生态补偿要素要广泛,区域生态补偿应纳入调整的范围;二是要确定生态补偿的具体标准;三是法的规范内容与立法目的应保持高度一致。     

生态文明赋能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内在机理及协同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仅是物质富裕,还包括精神充实、生态优美。生态文明与共同富裕之间存在耦合共进关系。生态文明赋能共同富裕契合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和解”思想,是我们党协同推进建设生态文明与实现共同富裕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符合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规律。生态文明对“人与自然和谐、绿色发展繁荣、热爱自然情怀、科学治理精神、携手合作应对”的追求,为新时代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价值取向、科学发展思路、精神文化架构、优良生态条件和行稳致远之基。应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念为指引,在党的领导、发展方式、文化引领等方面继续探索生态文明赋能共同富裕的协同路径,厚植共同富裕更加可持续的生态基础。